自然说 | 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的融合
写在前面的话
植物园本身就具有科学研究、物种保存和公众教育的重要功能。长期以来，国内植物园的公众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各种活动的组织上，针对这些活动效果的研究不多。上海辰山植物园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辟这个专栏，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上的论文进行解读，进而介绍相关的理念、研究成果以及评估方法，希望这些理念、成果和方法，能对我们设计、实施和评估自己的科普活动提供有效的借鉴。
从这一点上来说，植物园做这件事本身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因为我们既是活动的实践者，又是活动的研究者，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快转化成对实践的指导，进而改善、提升我们的活动，达到良性循环。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提升中国植物园科学传播的水平，进而推动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论文截图（见文末参考文献）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在为“科普教育”、“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环境教育”这些词之间的区别而烦恼。其实大可不必，今天介绍的这篇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Science上的文章，告诉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各个学科的融合，而不是分裂。因为，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单一的思维无法解决。
在欧美国家，不太有国内常用的科普教育和自然教育这种说法，科学教育(science education)和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是较常使用的概念并且有较为明显的区分。
回溯历史，科学教育是为了应对二战后技术革新和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而发展起来的；而环境教育是为了应对环境恶化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关于两者的区别，作者举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面对一条污染的河流，科学教育会教学生如何监测河流水质、区分污染物、了解可以减少污染的技术；而环境教育，则对造成污染的环境和行为进行分析，寻找和当地社区、决策者以及工厂一起清洁河流的方法。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这样的方法？国内也有很多做河流保护的活动，比如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支持，桃源里自然中心和绿色浙江在杭州开展的“小河长青少年护水计划”，旨在发动中小学生关注身边的河流健康，其实既有科学教育的内容，也有环境教育的内容，但根据中国的习惯，我们也可把它称为“自然教育”。
本文的几位作者都是国际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领域的大咖。这是来自荷兰瓦赫宁恩大学教授Arjen Wals博士，他受邀作为大会发言嘉宾2015年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
然而，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食品短缺、营养不良、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在科学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是极为复杂和充满争议的。科学教育也好，环境教育也好，本来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决这样的问题，然而现实上却是，这些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有时候甚至成为互不相往来或者有冲突的的两门学科，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们觉得应该改变的现状。
作者认为，由于当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单一希望科学教育或者环境教育明显是不现实的，所以，很有必要寻找两种方法的结合，而当前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为这种改变带来了可能。
上海辰山植物园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开展各种科普活动（图：沈戚懿）
早期许多关于环境教育的研究集中在环境教育活动对改变个体环境行为的有效性上。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一种缺乏根据的假设基础上的，即知识、意识、态度和环境行为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很多重要的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早就揭示了这是一个对人行为受影响过程过于简单化的解释。
现在环境教育的研究较少强调教育干预和行为结果之间建立联系了。人们更加重视了解个人和社区的学习过程，以及解决复杂的社会生态问题所需的能力。也更加重视如何更好地理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情感反应。有研究表明，这些反应受到他们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的影响，而这些世界观和信仰体系又与身份认同有关。例如，许多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和身份决定的，而不是了解多少气候变化的知识所决定的。
因此，尽管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是独立发展的，但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的最新研究和发展趋向于产生一种跨学科和语境的方法来整合科学、教育和环境的研究。这种整合的具体表现就是出现了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
由复旦大学王放研究员主持的“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图片来自网络）
公民科学通常是指利用简单的数据采集设备和通信工具，在社区对环境变化进行监测的活动。这一方法是建立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的，能有效地应对当前社会生态方面的挑战。其中的一个协同效应的例子，就是在“生态学校”的创建过程中，利用不同的学习形式（如探究式学习、跨学科学习和社会学习）与信息和通信技术、公民科学和社区参与的方法相结合。这些方法可能涉及到重新设计学校场地——其中既有利用科学教育的内容，如更加注重健康、食品和生态方面的教学；也有利用环境教育的内容，如加强社区参与和培养地方感。
作者举了一个目前在欧美学校和植物园较为常见的例子——通过创建“可食用花园”（edible garden），吸引广泛的社会参与者（例如，学校、当地的植物园、餐馆、社区组织和地方政府），同时提高教育的质量和相关性。土壤准备、种子选择、种植、维护、收获和准备膳食都需要与科学相关的基本知识，同时还有其他好处，如社区参与、学习者培养、改善个人健康，以及让个人和食物、场地建立密切联系，这又属于环境教育的内容。推广“可食用花园”（有时候也叫“社区花园”、“校园花园”）这一点是植物园的强项，很值得在国内推广，特别是城市型植物园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上海，由同济大学的老师刘悦来、魏闽发起的四叶草堂在社区花园建设中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四叶草堂在复旦大学附近社区的创智农园就是一个典型的社区花园项目。在冠状肺炎疫情期间，发起了SEEDING 邻里守望互助行动，通过种植蔬菜加强社区间人的联系（图片来自四叶草堂微博）
由公民科学支持的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融合的例子强调了地方感和基于地方感的身份认同在决定我们与地球关系中的重要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且及时的，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快速步伐已经导致了文化上根本性的转变。人和技术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技术有可能导致人和自然的脱节，比如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技术实际上能够重新连接人与自然。比如公民科学，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所处环境的体验，并加深他们对科学工作方式的理解。
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学会如何应对可持续性发展的挑战。作者呼吁，提倡支持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之间的合作研究，通过更有效的公众参与和学习过程，将科学和社会与地方感和身份认同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生态影响。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收集和分享的数据可以为环境科学家提供有用的投入，同时能够加强公民就地方和全球可持续性问题以及需要做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这就是科学教育、环境教育在技术支持下未来融合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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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Wals, A.E.J., Brody, M., Dillon, J., Stevenson, R.B., 2014. Science education convergence between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cience 344, 583–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