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24年美国经济前景预测（上）

【未来美国经济既不是平稳增长，也不是逐渐减速，而是将会经历一个耶伦所警示的繁荣-萧条波动】

□樊健康  邵永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曲折而缓慢的复苏过程。虽然经济保持温和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措施也将大幅度提升国内需求，但增长速度较低、劳动参与率低、工资增长缓慢和通胀低迷也让很多人质疑美国经济复苏的韧性。

根据2017年底高盛和美联储的预测，2019年美国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1.8%和2.1%，2020年实际GDP预测值分别为1.5%和2%。经济波动源于政策本身，未将相关政治变量纳入考虑，是不可能预测准确的。以上美联储和高盛所预测的未来两年会渐进加息且将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作为政策建议是十分合理的，如此就可以避免美国经济未来出现较大的波动。但如果从实证政治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作为经济预测则是明显不合理的，这种预测必然偏离实际。因为渐进加息导致经济减速的建议根本不可能被采纳，这意味着特朗普难以获得连任，而当前的政策制定者们有意愿也有能力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美国政治经济周期

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既不总是遵守固定的规则，也不总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更不总是在经济学家的建议下采取不偏不倚的行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影响，而不是在经济学家的建议下采取不偏不倚的行动。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民选的总统和国会是最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而美联储是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决策者。

本文的美国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区分了核心选民和中间选民的选举贡献和投票行为。政治家必须依赖核心选民，但中间选民却是选举争夺的焦点和获胜的关键（Thomas，2003）。因为核心选民绝大多数是出于长期的政党认同来投票的，并不会在短期内因为选前的经济状况而轻易改变；而中间选民则是摇摆不定的，他们主要是基于对选前大约两年的短期经济状况的评估而投票的，这部分选民占比高达30%（Schmidt，2003）。

在美国政治中，共和党的核心选民主要是中产阶级，而民主党的核心选民主要是劳工阶层。失业对工人的影响更大，造成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失业的增加与贫困人口比例的增加正相关。通货膨胀使富人因为持有的名义资产贬值而受损，而对最穷家庭的债务状况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金融资产或负债。在对失业与通货膨胀进行权衡取舍时，通货膨胀的滞后性为政治家争取中间选民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为选举前的扩张政策虽然可能引起通货膨胀，但却是滞后的，不仅不会损害当前选举中核心选民的支持，而且可以通过选后严厉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予以弥补。

基于选举投票人是短视的和通货膨胀效应是滞后的两个重要事实，笔者构建了一个基于政治影响的宏观经济周期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名义利率目标被视为可以由政策制定者控制的变量。其中，短期实际产出波动主要取决于美联储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财政政策的效应；实际利率和实际产出之间是反向的关系，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的效应是滞后的。通货膨胀则取决于产出缺口，即当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时，通货膨胀将上升，反之，通货膨胀将下降；产出缺口的通货膨胀效应也是滞后的，即本期的产出缺口导致的通货膨胀下期才会出现。另外，失业率相对自然失业率的波动与产出缺口之间呈负向关系。

模型的主要结论是，通过在其任期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政策，政治家完全可以将长期的政党目标和短期的经济投票统一起来，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区分了不同的任期和任期的不同阶段，执政党的任期被划分为两个任期四个阶段，政党在不同任期的不同阶段受不同的行为动机驱使，设定不同的经济目标（表1）。

美国未来经济前景预测

运用以上美国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和宏观经济动态分析框架，结合美国未来政治前景预测，即可求解美国经济未来动态运行过程，进而对美国经济前景（包括实际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作出预测。

1.美国未来政治前景预测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下，选择何种政策，主要是总统、国会、美联储这些政策制定者之间博弈的结果。2018-2024年美国参议院改选时间表和预测的选举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预测在2022年之后，共和党或将同时失去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地位。预计2018-2022年，共和党会同时保持对总统和国会的控制，这将大大简化政治因素对经济影响的分析，而且增加了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因为在此期间无论共和党出于何种政策动机以及致力于何种经济目标，实际政策都会接近实现其经济目标的需要。

美联储被认为是全球最具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然而，美联储在法律上的独立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除政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总统和国会对美联储的影响很大（Chappell，1993；Grier，1991），总统和国会都拥有一些向美联储施压的杠杆，包括任命成员、道德劝诫、批评指责、举行听证、要求审计、威胁立法削弱其独立性等。其中最大且最有力的就是每4年一次任命和批准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以及不定期地任命和批准其理事会成员（Chang，2001）。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下，总统和国会都能相互有效地制约对方。经常是一党控制了总统而另一党控制了国会或国会中的一院，他们对美联储的影响会相互抵消（Manabuand Steven , 2003）。当一个政党同时控制了总统和国会时，总统和国会对美联储的影响形成了合力，美联储受到的政治压力更大，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迎合或屈从于来自执政党的政治压力，其货币政策就会更接近于执政党的政策偏好（Burtonand Lossifov，2006）。

职位空缺使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就得以提名7位拥有投票权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中的6位，而二战之后从1945年到2016年平均每个总统任期任命仅3.55个，这就意味着总统对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更大的影响力。何况，特朗普“从来都不认同美联储应不受限制的想法”，而且不讲政治正确的他从不忌讳在推特上或在演讲中公开批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2.相关变量取值估算。在求解短期波动动态过程之前，首先需要估算模型的一些外生变量，包括反映美国经济长期趋势的相关变量，以及历年的潜在GDP增长率、自然失业率和中性利率。其次需要估算已知和可预测的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第三，需要确定由政治因素决定的经济目标相关变量，包括特定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目标和通货膨胀目标。表3列出了这些变量的未来变化。

首先，估算反映美国经济长期趋势的相关变量。2014年以来，失业率降低到“充分就业”水平但经济增长仍然缓慢，远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年均4.3%的水平，经济学家纷纷下调了对美国潜在GDP增长率的估计至2%左右。对目前低失业率的最合理解释是，经济乍暖，找工作的人找到了工作，而那些失去信心的人还没有重新开始找工作。虽然人口老龄化使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增长率为0.5%，但是劳动参与率却由金融危机前的67.3%下降至62.5%左右，是40年来的最低水平。另外，由于金融危机后投资支出的持续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1995-2007年3%的平均增速（Martin，2013）。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都是顺周期的，随着近来失业率持续下降，投资支出持续增长，二者都将逐步回升并推动潜在GDP增长率回升（JaanaRemes，2018）。这里估算，潜在GDP增长率将逐步回升到2.7%左右，中性实际利率也将回升至1%左右。同时，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意味着更多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将减缓产出增加所导致的失业率的进一步下降。

其次，估算已知和可预测的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2017年12月2日国会通过了特朗普的税改方案，将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海外资金回流，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明显增长，令美国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根据共和党政策委员会（RPC）的评估，税收减免将使经济规模在10年内增加3%-5%，相当于年增长0.3%-0.5%。另外，特朗普政府2018年2月12日向国会提交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计划未来10年内利用2000亿美元联邦资金撬动1.5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改造美国年久失修的公路、铁路、机场以及水利等基础设施。2018-2024年，每年的财政预算也将影响经济增长率，具体方向和幅度与当年的经济目标有关。

第三，估算由政治因素决定的经济目标相关变量。参考历次总统成功获得连任的大选之前两年的实际GDP增长率，里根总统1984年7.3%，1983年4.6%；克林顿总统1996年3.8%，1995年2.7%；小布什总统2004年3.8%，2003年2.8%；奥巴马总统2012年2.2%，2011年1.6%，但那是因为受到了之前金融危机的影响。总统未能获得连任的，卡特总统1980年-0.2%，1979年3.2%；老布什总统1992年3.6%，1991年-0.1%。特朗普想要获得连任，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实现2.8%和3.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应被视为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分别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