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对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治理策略及其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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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颇章，位于拉萨哲蚌寺内
清王朝对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
治理策略及其现代启示
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成为政府决策的重点。中国学术界对清王朝时期对西藏地区治理的研究掀起了高潮。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是认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权的支持使得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央珍在《西藏地方的摄政及西藏摄政制度的探析》一书中提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清代不断改革和完善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必然结果，也是清代治藏政策积累历世经验教训，不断纠错完善的又一成果，是清王朝统治西藏不断巩固和加强的见证 。 二是认为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虽然存在许多滞后性，但它在当时乾隆时期是必然的趋势，具有历史必然性。此观点也在苏发祥的《论西藏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和性质》一文中提到，并且大多数学者持此种观点。由于西藏地理位置以及政治原因的局限，再加之时间跨度大，学术界对清朝时期西藏政权形成建设与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的人较少。本文从西藏甘丹颇章政权建立的历史入手，着重分析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权的治理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对当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问题的启示。
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
卫拉特汗哈尼诺颜洪果尔第四子。以勇武著称。
一、西藏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
1600年,争夺西藏地区的执政权位的势力集团主要有两大派别: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格鲁派的政治活动范围在拉萨，而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藏巴汗集团的势力范围在今日喀则一带。格鲁派自宗喀巴创立后经过近200年的传播和发展，随着格鲁派的信徒增加,格鲁派的势力也日益增强。但是其支持者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的势力却只减不增,日益衰落。特别是在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最后一位得力的统治者阿旺扎西扎巴去世后,这个地方政权已经名存实亡。然而,后藏藏巴汗地方政权的势力在其领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盛,这种强盛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格鲁派势力的生死存亡.格鲁派集团为了有效规避以及壮大自己的势力,削弱后藏藏巴汗集团不断扩张的势力,以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教派领袖开始为自己的集团寻找强有力的保护者和利益集团这个目标进不懈的努力。而当时所处明朝晚期,明王朝面临着外敌入侵以及满族的南下,已经无心顾及边疆西藏地区。至于满族势力的日益扩张不仅对明王朝构成了威胁也对大漠周围的蒙古各部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而蒙古经过与明朝长期的对持和战争,蒙古各部的经济萧条,人心涣散,各部厌战情绪日益明显。为了抗击强劲的满族势力,摆脱日益加深的内部矛盾,安抚涣散的人心,安定各部变成了当时蒙古的当务之急 。这样由于各自的利益达成了共识,蒙古各部与西藏格鲁派的联系日益加深,因为共同利益而不约而同的走在了一起。为了有效的对抗格鲁派和蒙古部落的联合,藏巴汗集团通过与其他两个与格鲁派敌对的势力相联盟来改变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处境.以藏巴汗为首的敌对势力进行了政治迫害、武力镇压等手段对格鲁派的势力进行削弱打压。为了挽救这次政治危机，格鲁派不得已秘密派人到准噶尔部求救。这时,和硕特部的固始汗自告奋勇愿领兵前往西藏。1636年冬,固始汗一路占据了青海,前往拉萨,与格鲁派高层人士商讨下一部行动。 十七世纪中叶，固始汗从拉萨出发消灭了身处日喀则的藏巴汗集团，取得了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这次活动大大的增加了格鲁派的地方势力，削弱了噶玛噶举派集团的政治地位。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写道“龙年新年,当吾在拉萨主持大祈愿法会时,丹增法王征服了边境多康六岗，许多人一同前来向吾问安并带来了此胜利之消息”。 1642年，固始汗打败其他与格鲁派相敌对的集团，结束了西藏地方两个宗教势力集团之间多年的冲突和斗争，并以格鲁派寺院集团势力的支持者身份礼请五世达赖喇嘛至日喀则，在桑珠孜宫召集蒙藏僧俗要员，仿照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大供之例，向五世达赖喇嘛奉献了薛婵皇帝向八思巴大师所贡献的世尊释迦牟尼舍利子等众多供品以及包括桑珠孜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为佛法属名 。这种行为标志着西藏长达几十年的教派斗争的结束，同时也使得西藏新的地方政权建立起来。该政权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命名，称甘丹颇章政权。
五世达赖喇嘛像
二 、清王朝对甘丹颇章政权的治理
（一）清王朝治藏政策
清朝作为我国封建国家的鼎盛时期,在其将近三百年的统治时期针对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宗教环境制定出了以“政教制度驭藏番”的政策措施。这种措施结合了西藏的人文环境因地制宜的将西藏的地区的发展和清王朝的政治追求。不仅实现了西藏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同时还扩大了清朝的领土面积，壮大了清王朝在西藏边疆地区的势力范围，加强了中央集权。1644年，清军入关，打败明王朝，定都北京。在1648年到1651年之间清王朝接连多次派使者入藏，敦促五世达赖喇嘛前往内地进贡。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接到清中央的邀请过后在众多随从人员的陪同下启程到了北京后，五世达赖喇嘛受到了顺治皇帝特殊的礼遇以及丰厚的奖赏。这些奖赏包括将五世达赖喇嘛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同时将蒙古固始汗封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给予达赖和固始汗丰厚的物质封赏。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各司其职，达赖统领天下佛教。固始汗则领导西藏地方争取的主要事务。这种册封究其根本是为了将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相分离，使得西藏的政教能够分而治之。自清中央政府对五世达赖进行册封各事宜以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政策可以归纳为四种。第一时期：由于清王朝对西藏的管理和控制程度还不深，中央政府没有能力直接控制整个西藏地区，再加之蒙古部族在西藏的势力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大部分的蒙古人都信奉藏传佛教。这对清王朝利用蒙古势力来控制管理西藏提供了一个很好契机。从清朝初期到1720年期间，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分而治之”的政策。通过对蒙古部族的控制来达到治理西藏的效果。第二个时期：蒙古准格尔部族的叛乱使得清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蒙古部对西藏开始蠢蠢欲动。为了削弱蒙古部落在西藏的势力，清王朝制定了噶伦一职来组成类似政府内阁来处理西藏的各类事务。这个政策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控制,为后续的治理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时期：从1757年清中央政府平定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之后，这段时期通过制定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来重新调整了清王朝治理西藏政策到1895年，加强了清朝任命的摄政王的权利，摄政王一些事务上有具有独断权，并对清中央政府进行定期汇报，让摄政王掌管西藏地区的世俗行政事务。第四时期，1600年到清朝的灭亡，清朝任命驻藏大臣在西藏地区实行了新政，新政涉及方面广泛，并且驻藏大臣具有西藏最高的处理权利。驻藏大臣的设立是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措施，驻藏大臣权力的上升，使得西藏与中央王朝的施政纲领要更加趋于统一化。
（二）清王朝对西藏地方政权的官员任命措施
在此之中，清王朝对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高层官员的任命方式贯穿在治藏政策之中，以此来实现其管理西藏诸多事务的目的。
1、宗教领袖的册封过程的固定化
由于过去西藏宗教派别繁多，各系各派争夺宗教领袖地位的斗争此起彼伏。每次宗教斗争都伴随着不同的政治斗争使得西藏的政治环境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经济发展迟缓。由于格鲁派的领袖班禅大师和达赖喇嘛在人民中的威望很大，并且在甘丹颇章这个政权体系中也具有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清王朝通过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赐以金名、金印、金册，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这两位格鲁派僧人的领袖地位给固定化，并一直延续下去。这个政策使得达赖喇嘛名正言顺的成为了蒙藏两地的宗教领袖，避免了由于教派斗争造成的政局动荡的现象发生，赢得了甘丹颇章政权中僧俗大众的支持。
2、设金瓶挚鉴制度规范寻找转世灵童的过程
转世灵童的寻找一直都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内容。灵童的寻找过程通常漫长和复杂，同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另有意图的人抓住这个特点来干扰和左右灵童的需找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中央政府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两个宗教领袖圆寂后转世灵童的需找确定过程通过金瓶测签制度规范下来。这样一来，清中央政府就将蒙藏两地的宗教领袖以及他们的转世灵童的选择权牢牢控制住了。
3、驻藏大臣的设定和任命
清朝驻藏大臣的设立是清中央治理西藏的重大措施之一，至于驻藏大臣的设立时间，国内外藏学届众说纷纭。张其勤和黄奋生等认为1705年，清朝侍郎贺寿赴藏协助拉藏汗起清朝就开始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贺寿是清朝第一位驻藏大臣；意大利藏学家把其时间定在1709年。而苏发祥等藏学研究者则认为：贺寿应是康熙年间被中央派往西藏的第三位大臣，前面两人是护军统帅席柱和学士拉都浑。雍正年间，又先后派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额赖、副都统额齐入藏办事[。而笔者认为，驻藏大臣的设立乃是清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过程逐渐形成的任命方式，虽然他们奉命赴藏办事具有驻藏大臣的名号，但都是为了协助西藏地区的最高执政者解决突发事件，稳定西藏治安，保证西藏处于清政府的有效监管中,等事情解决后都启程回京。他们在西藏都没有特殊的官衔也不长居。因此，笔者认为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驻藏大臣。1720年后，清政府平息准格尔叛乱之后，有意减轻蒙古人队西藏的控制,清朝对治藏的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1725年，雍正正式在拉萨通司岗设立驻藏大臣衙门，令僧格主持日常事务。令川陕两地的兵驻藏，并在清中央派遣都统来总理西藏日常事务[7]。驻藏大臣的设立是由皇帝直接任命，随着驻藏大臣制度的不断和发展，其职权和职务不断扩大。从最开始作为辅助达赖喇嘛管理西藏事务，保护沿途驿站的畅通和安全到后期对西藏的大小事务进行管理，地位与达赖不分伯仲。清政府通过这些政策调整不断的削弱了蒙古和西藏宗教领袖对西藏事务的控制力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效果，有利于清中央更好的管理西藏，统领全国。
4、设噶伦职务管理西藏
1717年，准格尔军队占领拉萨，由于准格尔部落入侵西藏，扰乱西藏社会秩序，并在拉萨建立了与甘丹颇章政权相对立的西藏伪政府。清政府在收到甘丹颇章政权执政者的求救之后，派遣军队进行救援，并在1720年打退了准格尔的入侵，从此以后蒙古人在西藏的统治时代结束了。在此之后，康熙对西藏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任命了五噶伦形成类似内阁的制度来共同管理西藏地区事务。调整之前甘丹颇章政权中的噶伦是由达赖喇嘛亲自任命，但从这次调整之后，噶伦由当朝皇帝直接任命，代替清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区事务。但是由于噶伦是由不同地方选拔出来的，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意见分歧的情况屡见不鲜，噶伦之间经常发生内讧，以至于最后发生了噶伦叛乱的事情。经过这次叛乱，乾隆皇帝重新意识到了宗教在整个西藏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重要地位。在处理好噶伦叛乱的事宜之后，重新调整了清中央治藏政策，废除了首席噶伦制度。重新设立了甘丹颇章政权的政府中心—噶厦政府。五个噶伦就在这个噶厦政府中对西藏大小各地的事务进行商讨、制定、执行和修正。噶厦政府的噶伦要经过严格的考察和选拔，并在由达赖喇嘛选拔过后，呈报给清中央政府，由皇帝最后进行定夺。这样清朝中央政府便对西藏甘丹颇章政权中噶伦的任命事宜有着最后决定权。
5、设立摄政王职位
达赖喇嘛圆寂直到寻找转世灵童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宗教领袖，西藏这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政治局面经常动荡不安。乾隆皇帝为了控制西藏局面，稳定西藏治安，设立了摄政王职位。摄政王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宗教领袖圆寂和转世任职之前，代理西藏宗教领袖管理西藏的各类事务。这一治藏措施及时的控制住了西藏宗教领袖职务空缺之后会出现的混乱状态，稳定了西藏的政治局面，保障了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摄政王的任命方式也是由清中央来最后进行决策，皇帝拥有最后的任命权。这样西藏事务究其根本是在清政府的有效控制中。
综上所述，西藏的社会阶层多样，社会环境复杂动荡。除了西藏内部的教派斗争外还有外来蒙古各部落的斗争。而清中央政府能够针对西藏边疆地区的政治环境特点，在面对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几次濒临绝境的局面下，针对不同问题的具体特点，运用各方有力的条件来解决西藏地区的政治危机，并加强对西藏进行高效灵活的管理。维护了祖国主权的统一，加强了清王朝的统治。使得西藏作为清朝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地区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活动。
三 、清王朝治理西藏甘丹颇章
地方政权的意义
（一）政治意义
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高官任命体系伴随着西藏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演变逐渐趋于成熟。清王朝的每一个治藏政策的调查、研究、制定、执行都需要一个慢慢完善的阶段。从最开始对西藏进行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到最后清王朝通过当时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治藏政策，最终使得西藏在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过程中，不断强化了清中央在西藏的控制力，有力的削弱了西藏本土地方政权的势力。西藏曾出现了许多达官贵人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发动叛变，以求摆脱清中央对西藏的控制。但这些行为都被清王朝有效的措施给镇压解决了。这些叛乱行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平定这些叛乱行为后，清政府都通过调整治藏政策等一系列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和渗透，设立摄政王、驻藏大臣、以及噶伦等职位来更新西藏地区的政务，提高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使得西藏地区能够在这些政策的执行将西藏地区牢牢的控制在清中央的管理范围以内。维护了清王朝的主权完整，保障了西藏地区的政治稳定。
（二）地理意义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界，与其他国家接壤。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解决好西藏的稳定问题，有利于清朝边疆的局势稳定，同时也可以加强清王朝在边疆的统治地位。清朝中期，中央势力还没有到如日中天的时候，许多边疆部族都未归顺于清王朝。以准格尔部为例的边疆部族多次南下拉萨，干扰拉萨的政治经济生活。这种侵略行为使得西藏地区的政局变得动荡不安，经济生活不能够正常进行，民心惶惶。而清中央政府在及时了解到西藏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将西藏作为一个驻军点，打退了准格尔的入侵，并且对西藏的经济治安进行了保护。这次战争使得清王朝在边疆的军队实力得到增强，加强了清王朝对西藏边疆的保卫。同时清王朝通过与准格尔部的战争，使得准格尔部得以归顺清王朝。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清王朝通过对西藏的管理保卫了边疆，向外敌展示了自己的权威，对西藏的边疆工作的重视使得清政府扩张了自己的领土，捍卫了清王朝的统治，有利于当时的领土完整。
（三）社会意义
在清王朝管理西藏之前，西藏地区社会发展缓慢,政治环境动荡不安，经济发展缓慢，人们生活贫瘠，内部的教派斗争和外部的扰乱使得民不聊生。清王朝针对西藏的社会特点，大力进行西藏的社会文化建设，清王朝通过派使者前往西藏进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丰富了西藏民众的知识面。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西藏民众的教育程度，使西藏人民学习满汉文化的热情，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清中央政府还根据西藏的宗教特点，大兴修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来发展西藏的宗教文化。使得藏传佛教在清王朝的支持下不断兴盛。整个时期西藏的宗教文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这些措施使得西藏一改之前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逐渐与内地接轨。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提高了民族融合的程度。
（四）经济意义
17世纪以前的西藏经济严重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低下，再加之，西藏高层的贵族对西藏农奴的压迫和剥削，使得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迟缓。自西藏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以来，清王朝加强对西藏地区经济的扶持。不断的派遣使者向边疆引进当时江浙一带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向西藏地区引进旱季作物等来提高西藏农产品的存活率。并且对西藏农民进行农产品生产的知识普及。清中央政府还通过派遣商队等方式向西藏地区运送商品，这些措施大大的提高了西藏的商业发展，刺激了西藏人民对商业的需求，改变了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的西藏经济结构。清朝中央政府多次派兵援助西藏管理西藏设立一系列职位有助于西藏的治安稳定，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中央拨款，使得西藏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中央政府通过查办西藏地区户籍事务，整顿西藏地区政府的财政监管体系、减轻农奴的差役和地租负担、发展和完善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西藏地区与边关贸易，加强了西藏地区的贸易。与此同时，清中央政府通过铸造乾隆宝藏等货币来统一西藏货币，使得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规范化和统一化。
四、清王朝对西藏治理的现代启示
（一）将各类制度规范化、法制化
清朝政府对西藏地区长达三个世纪的治理，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特点，将达赖、班禅、驻藏大臣、摄政王、以及噶伦的职位进行明文规范下来，同时也将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等也进行统一规范。这些都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管理。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关键在于法制建设的力度。建设新时期法治国家，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一直都是我们国家一项重要的政策。虽然我们国家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也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但是，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法律体系还有漏洞和空缺。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过程中，法律普及程度低，法律体系不完善，这些地方的民众对国家法律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以至于不能用法律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不能够执法懂法，学法守法。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为了西藏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能够得到全面发展，我们应该效仿清中央政府对西藏上至高官任命方式下至经济社会活动的制度化约束和管理方式，更加重视对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从制度上法律上管理西藏地区的事务，做好普法工作、促进西藏法制社会的建立。
（二）因俗而治，兴宗教而促稳定
西藏的“俗”应该就是地处边疆，民族聚居，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以及政教之间相互联系。而其根本点在于全民信奉佛教和佛教主导政治与社会生活。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一个重要政策:制“俗“，实施这个政策在不损害其集团利益的前提下，能够充分调动当地少数民族的积极性，推动其政治事务的创新性管理。不同民族的信仰以及习俗不同，所以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要考虑本民族的民族特点来进行分类处理。历代王朝也以此政策作为治理西藏的重要立足点。例如唐朝时期，文成公主进藏使得内地和西藏通过和亲政策来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又如明王朝封授八大法王，使其得到名号以及需要贡品，并且赢得了他们的积极归附；再如，清朝中前期对西藏上层僧俗贵族的器重和信任，任命西藏人作为噶伦、或者摄政王来帮助清中央治理西藏、达到藏人治藏的目的。这种任命方式为西藏各项政策和制度的落实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因地制宜的管理精神应该渗透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方面面.例如，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随意评价或者诋毁少数民族的信仰.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因地制宜进行管理，力求达到自己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基本要求，以此来保障民族平等与团结。实践证明，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体系,坚持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科学合理的借鉴古代政府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方针策略,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进行管理,是我们国家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途径。
（三）对民族地区必须以优抚政策为主
团结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各民族大团结才能有劲一处使，最大程度的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团结是一切困难的克星，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温室。如果地区之间政治不稳定，那么这个国家将会陷入政治不稳，百废待兴的恶性循环之中，更不用说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以及地区经济实力的提高。就如清政府在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时期，接到准格尔部入侵西藏的情报，面对西藏甘丹颇章的求救，首先解决内乱问题，直接派兵从川、青两地一举击破准格尔的入侵、保障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秩序，增强了西藏民众对清政府的信任，使得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更加忠心的依附于清中央政权的。大大提高中央集权，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所以治理西藏首先要让西藏民众要有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中央政府要为西藏民众谋实事，为西藏经济谋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国计民生。
（四）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发展建设
西藏虽然地处我国边疆地区，但是却拥有得天独厚的各类资源以及旅游资源。要解决一个地区的安定稳定首先就要发展经济。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凭借着西藏已有的各类稀土资源、煤矿以及其他资源来对西藏的经济结构进行转型升级，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为依托来带动其他产业链的发展。加大对西藏地区的经济帮扶和支持力度，提高西藏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1年7月20日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的时候指出西藏的稳定关系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安全关系国家的安全。只有通过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不断促进西藏地区经济结构的创新转型，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参与度，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政策，才能建立和谐的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实现国富民强、人民安乐。
结语
综上所述，西藏的甘丹颇章政权的确立结束了长达几世纪的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随着清王朝对西藏治理力度的加强，西藏地方政权与清王朝的隶属关系逐渐趋于成熟。清政府对西藏的政治权力体系的不断调整，对藏制度的不同转变，稳定了西藏的政治环境，提高了西藏的政权体系的规范程度；使得西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使得西藏地区的本土宗教得到了兴盛和弘扬；更使得西藏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些措施使得各民族之间共同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大融合。对于后世的中央政府管理西藏事务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索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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