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绝对不能漏接的电话！12年，她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才敢睡觉……
“明主任，我老公已经走了，他生前就说自己视力好，要捐献角膜。”5月26日，明维接到捐献者家属的电话后，马上联系值班医生，带上专业设备一同赶往殡仪馆。
40岁的明维原本是爱尔眼科医院的一名护士长，12年前，她离开护理岗位成为一名专职的眼角膜捐献协调员，也是武汉首个专职角膜捐献协调员，12年来，她经手捐献角膜的志愿者达900人，帮助近两千人重见光明。
“我记得当时每年的捐献者不到10人，也没有哪家医院会安排人专门来做这项工作，起步还是挺艰难的。不过经过这十几年努力，现在我每年接到的捐献者都超过了100例。十年前在武汉等待一个角膜移植的机会要半年甚至1年，现在平均等待时间不会超过1个月。”
在6月11日第七个中国器官捐献日来临之际，回想过去，明维感叹：奔走在生与死之间，让生命与光明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是每一个角膜捐献协调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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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是武汉人，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学习勤奋、工作上进的他，工作之余还通过了司法考试。平素身体健康的他爱好运动，常常参加各种马拉松比赛。这样一个乐观积极的人，却因突发心梗在医院抢救一周后无效，于5月26日离世。生前视力很好的陈鹏曾经提起希望离世后能捐出自己的眼角膜，帮助有需要的人。
为帮丈夫完成遗愿，陈鹏的妻子辗转联系上武汉市红十字爱尔眼库，电话打到了明维这里。
取角膜手术完成后，临走前，明维将一座镌刻着“留取光明在人间”的荣誉奖杯颁发给陈鹏的家属，向他们表达感激和敬意。随后，她拎着恒温箱就往武汉红十字会爱尔眼库赶。
“陈鹏去世时才46岁，但他最后时刻还想着奉献自己。”当日，在和长江日报记者说话时，明维脸上透着显而易见的疲惫，原来她已经连续工作了24小时，“没办法，你没法预知捐献的角膜什么时候到。”
即便如此，明维仍然顾不上休息。她得先把捐献者的血液标本做传染病初筛，排除传染性疾病，再直奔眼库，对角膜进行检验和处理。
回到医院，角膜移植协调员明维首先要对角膜细胞进行观察检测。
穿戴好无菌衣和无菌手套，进入眼库实验室，明维从恒温箱中取出角膜保存瓶，通过裂隙灯显微镜对角膜进行质量评估：“角膜非常透明，内皮细胞的数量和质量很好。”
明维告诉记者，捐献者的角膜会放入4℃的恒温箱进行保存，此后，这两片珍贵的角膜会在最短时间内匹配给适合的患者，帮助他们重见光明。
02
接到电话后，明维一边跟家里人打招呼，一边急忙往门外走，懂事的女儿当即给妈妈递上一条围巾。
“过年7天假，我3天都是晚上或者大半夜被叫去医院，家里人跟我在一起就怕我手机响。”说到这里，明维脸上显示出对家人的一丝愧疚：“但是我不去，这片角膜可能就会被浪费，角膜捐献志愿者的遗愿也无法完成。”
因为要抢角膜摘取的最佳时效，相比深夜接到捐献电话，明维更怕的是在上下班高峰期间接到捐献电话，因为取角膜要与时间赛跑，过了6小时角膜就无法使用了。
从业12年来，明维跑遍了湖北省大大小小的地方。有一年冬天去孝昌去取角膜，由于下雪，进村的路结冰打滑，车差点翻到田埂上……虽然最后还是顺利地取回了角膜，但家人后怕不已，都劝说她不要做这个工作了。明维表示，既然选择了就不后悔，“这个职业是给人带去光明的，我自然要乐观看待。”
实际上，比起“赛跑”，更考验明维们的是“待机”。因为不确定是否下一刻就会有捐献，协调员需要365天24小时待命。明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把手机铃声调整到最大，放到床头，这样才能安心睡觉，“绝不能漏接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的电话。”
在采访时，记者发现，明维一直把手机拿在手上，时不时还会看上一眼。
在无菌环境下处理眼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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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正在为病患实施角膜移植手术。
这套工作流程，明维早已烂熟于心。但工作的背后，依然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有到达现场后捐献者亲属临时反对捐献的，也有赶到现场才发现角膜不适合捐献。
在一次采集过程中，明维和医生抵达现场，当家属知道取角膜要摘除眼球后，情绪非常激动，当场撕毁了遗体捐赠协议书。明维看着伤心欲绝的家属，上前安慰道：“只要你们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不捐，一切尊重家属的想法。”随后又耐心解释“其实不是所有的取角膜都要取眼球，每个个体情况不同，这要根据医生在现场看到的情况而定。”
明维告诉家属，即便摘除后也会给捐献者安装义眼，在外观上保证捐献者的尊严。听到明维的解释，家属们最终改变主意，同意捐献。
“拒绝，犹豫，甚至白眼，在协调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这实在是太常见了。换个角度想，如果是自己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可能也接受不了。”明维说，与捐献志愿者的亲属沟通是协调员的重要日常工作。
角膜及眼表科医生王浩宇是跟明维合作最多的医生。“每次跟她一起出勤我都很安心，一切流程她都能把控得很好，在每一个细节上照顾到家属的感受。只要家属面露难色她就会认真询问，耐心解答。”王浩宇感叹，“这个工作主要是做好与人沟通，还是与逝者家属的沟通。看起来简单，其实很不容易，吃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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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消息后，陈鹏的妻子倍感欣慰，“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真好，也希望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着，给我们留下点念想。”
明维办公室的柜子里装满捐献者的档案。
在明维不到15平方米的办公室，放了一整排档案柜。明维指着柜子告诉记者：“这里面都是我这些年经手的捐献者档案，10人一册，我都按年份存档。”
她随手抽出一份档案，打开扫了一眼便介绍道：“你看这位捐献者，是个老人，他生前就找到医院来说要做遗体捐献志愿者，并在我们这边登记了。他去世后，是他老伴联系的我们。这位老人的眼角膜帮助了两位眼盲症患者。”对于自己整理的档案，明维了如指掌。
“捐献者不仅有老年人，也有中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去采集他们的角膜时，心里特别疼。”在协调见证的工作中，明维深感世间百态，也由此更希望能救更多的人，让捐献者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在这12年的工作中，明维有个深切的感受，那就是愿意捐献的人逐年增加，而且还有不少志愿者团体帮助他们宣传角膜捐献，“上周刚刚有个阿姨找上门来签捐献协议，她说她妈妈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自己也要做一名角膜捐献志愿者，做这样的好事很酷，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见证母亲重获光明的经历后，前不久，黄奶奶的女儿在武汉市红十字爱尔眼库完成了眼角膜志愿捐献的登记。
“中国有近500万角膜盲症患者，其中绝大多数可以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每年实施角膜移植手术仅不超过1万台，主要原因在于角膜供体匮乏。”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院长曾庆延教授介绍现阶段我国角膜移植现状时指出，我国每年角膜捐献量仅5000多片，而有几百万人等着角膜做移植手术。
谈及未来，明维说她的目标很简单，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工作伙伴，让更多的人理解并且愿意参与到角膜捐献的事业中来，让更多的角膜盲症患者重获光明。
明维坦言，角膜捐献协调员其实是很少人愿意从事的一份事业，但因为他们的付出改变很多人的命运，这也是她在这个岗位上感受到的价值和意义。
37度里丨长江健康融媒出品 记者：杨帆 通讯员：敖盼盼 摄影：记者柯志刚 编辑：费吟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