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县长的一封信干掉了一个日本将军，也让整个中国沸腾了！
文 | 习骅（文章发表于2015年8月28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原题为《一封信的力量》）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侠客岛”（ID:xiake_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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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31日，日本军人田岛寿嗣用雅致的古汉语和娟秀的中国书法，给他的中国对手写了一封信。由于完全符合孙子教导的智慧，他对自己的汉学功力十分满意。现在，他正品着浓浓的普洱茶，静等对手下跪。
作为大日本帝国驻腾冲行政班本部长，即天皇任命的腾冲最高军政长官，田岛这一年寝食难安，军事和行政举步维艰。要不是当地一个老秀才捣乱，情况会完全不同。田岛有时想，若非战争，凭他厚实的四书五经老底子，两个读书人一定聊得来。
去年5月，日军越过中缅边界，剑指滇西。控制腾冲才能控制滇西和整个云南，然后才能控制长江上游，直取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最终灭亡中国。因此到了龙陵县城，日军分兵奔袭腾冲，总指挥正是田岛寿嗣。
高黎贡山区一路坑深崖悬，马都不愿走；怒江两岸陡峭如墙，下面惊涛激流，深不可测。在这易守难攻的绝地，本该有一场恶仗。然而，滇西最高长官龙绳武，云南王龙云的公子，及时收到他爸签署的调令。龙纯武征调所有能打仗的士兵护送，好马驮上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大烟土，绝尘而去。腾冲县长邱天培一看领导走了，武装也没了，紧急召开县务委员会会议，红着脸提议从长计议、赶紧撤退。大家不是反对就是不吭声，邱天培竟携家眷深夜开溜，还带走了象征权力的腾冲县政府印信。
田岛对中国官员望风而逃毫不奇怪，如果不了解这点国情，日本怎会拿鸡蛋碰石头。昂首走在这座五百岁“极边第一城”大街上，田岛心比天高：中国的时代过去了，亚洲和世界的历史只能由大日本改写了。
但他的自信没有持续几天，凭空里站出一条汉子，老秀才张问德。其实这汉子已经62岁，瘦瘦小小，白发苍苍，弱不禁风，但他的一招一式都让滇西的死火山开始复活。
张问德参加过国民革命，当过龙云的秘书、腾冲县参议会议长、两个县的县长。他厌倦了昏暗烦冗的官场，刚刚开始眼不见心不烦的退休生活。战火逼近，凭他的家底和社会地位，他完全有条件像那些人一样一跑了之，甚至可以坐着滑竿跑。但他却如高大的高黎贡山，纹丝不动，动则有方：他要重新当“官”。
他招来几位志同道合的士绅到山里，比如曾任国会议员的刘楚湘，共同策划：县政府跑了，我们就是县政府！于是，几位老先生“擅自”成立了腾冲县临时县务委员会，由张问德牵头，扛起抗日大旗。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提高合法性和号召力，新县长首先做的，是派几名五大三粗的青年，踏破铁鞋，硬是把飞毛腿县长揪了回来，逼着他“主动”交出县府铜印，履行交接手续。当由张问德签署、盖了鲜红印章的县政府通告贴到古老的腾冲街头，百姓个个又惊又喜：国家还在，政府还在！日本人扶植的伪县长钟镜秋大惊失色，在为虎作伥间隙，开始考虑退路。田岛却想不通：一个没人没枪的糟老头，凭什么跟皇军较量？
想不到这老头竟六渡怒江，八过高黎贡山，忍着满身伤病，干得风生水起，步步到位。一是任命乡镇长，举办行政培训班，迅速搭建了基层政权框架；二是恢复发行《腾越日报》，扩大宣传，凝聚人心；三是开办战时国民学校，为中华民族保留复兴火种；四是筹集生活物资，尽力解决民生问题；五是组织民众参军、参战，出粮出钱出力援助军队；六是抓捕汉奸，格杀勿论。县政府声势越来越大，民众斗争越来越活跃，最后田岛的队伍只能缩在县城，轻易不敢出来。
田岛不得不重新打量他的对手。同当时的许多日本人一样，田岛钟情中国的一切，甚至强娶了一个腾冲女孩做太太。他知道，对于张问德这类中国士大夫，说不服压不服，必须找到他的命门。
张问德为何揭竿而起？无非是不忍眼看着同胞受罪。那好，就拿你最在乎的东西说事。于是，田岛寿嗣胸有成竹地放出了这支沾满毒液的箭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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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岛以“诚恳”的语气写道：我发现腾冲这地方物阜民丰，风俗尤其善良醇厚，绝对是西南第一乐园啊。可是由于贵我双方长期拉锯，弄得群众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实在看不下去。咱俩不如见面商量个办法，如果坐视不管，老百姓怎么办呀？
田岛还赌咒发誓说，我保证你的安全，我说话算数，你不必担心。
田岛是个精算师。这封信只能有三种处理办法，不管张问德选择哪一个，田岛都稳赚不赔：同意见面等于归顺，鸟无头不飞，腾冲的抗日风潮很快就会终结；严词拒绝，老百姓肯定怪罪张问德挑头闹事，自己当英雄，害了大家；拒不回信，人民就会指责父母官不爱民，还是胆小鬼。中国人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吗？失去群众支持，他就玩不下去。
张问德轻蔑地看了看田岛射来的毒箭，马上秉笔悬腕，笔走龙蛇，一篇只有870个汉字的《答田岛书》，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历史上震撼人心的旷世檄文横空出世。
他首先直捣田岛的命门：就是因为日本公然入侵，腾冲才失去昨天的美好。不要说我是腾冲县长，任何中国人都不会与侵略者做交易，死了这条心吧！接着，他用确切的统计数字，愤怒控诉了日寇在腾冲烧杀淫掠的事实，等于指着鼻子说：中国人民对你们的兽行笔笔留账，别想赖！
然后，张问德向侵略者发起了反攻。他说，你不是要解除腾冲人民痛苦吗？不是要见面吗？很简单，你马上带着你的队伍滚回日本，腾冲人民将会医治创伤，重建家园。一旦战犯受到审判，中日睦邻友好，我亲自飞赴东京与你见面，一起祈祷上帝宽恕侵略者反人类的罪行。
最后，中国县长正告日本占领军首领：只要你敢说“不”，那么，为了人类的尊严和正义，我和我的人民知道该怎么做，你肯定不再认为腾冲善良醇厚！听着，侵略者的悲惨结局即将到来，准备下跪吧！
据说，光是这封信的落款，就让我苦难同胞涕泗横流：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
田岛就像迎头挨了一闷棍，痛感对手的老辣。此时他还不知道，那个中国瘦老头轻飘飘的两页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跟两年之后在他的国家爆炸的核弹不相伯仲。
张问德抓住田岛给的机会不撒手，就像高深莫测的中国老武师，稍稍闪过憋足了劲的对手，顺势把那股邪气化为自己的力量。就在田岛对着复函瑟瑟发抖的时候，无数腾冲人几乎同时读到了《答田岛书》，而且，还有田岛来信。
火山岩浆在加速涌动。那段时间，腾冲人见面无不会心一笑。抗日武装空前活跃，日本人一片沮丧。
当《答田岛书》全文登上全国各大报刊头条，昆明沸腾了，重庆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一时无人不知张问德，无人不谈张问德。在祖国沦陷边地之一隅，竟藏着一位文武兼具的豪杰，他屹立在高黎贡之巅为自由怒吼的伟岸形象，深深烙在全国人民心底，让命悬一线的中华民族鼓足了赴死的勇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
田岛无意间为张问德发射重炮搭了架子，长了敌人的志气，上司一怒之下把他给撤了。头脑灵光的伪县长钟镜秋，正背靠大树经商发大财，现在赶紧来找张问德，要求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1944年9月14日上午10时，张问德给田岛回信仅仅过去一年又两天，我远征军全歼腾冲守敌，古城带着殊荣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她是抗战时期中国500多座沦陷县城中，第一个光复的！
战地记者在当天报道说，“城内不仅找不到几片好瓦，连青的树叶也无一片”，“每一寸土地都是浴血奋斗得来的。”可以想见，对双方都豁出去的这个战略要地，如果没有张问德和腾冲人民用血汗垫底，如果没有军地双方习惯性的默契配合，腾冲光复之役不会这样完美。
张问德本想就此谢幕，给历史留下一个美轮美奂的背影，但是他还要硬着头皮再为祖国做件事。
腾冲光复后，许多汉奸买通政府军，关起来的被放了，躲躲藏藏的则摇身一变，大摇大摆当了官。在处死钟镜秋问题上，兼任军法官的张问德受到了同胞的孤立。腾冲的救星、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将军放出狠话，坚决反对处死钟镜秋；有5个乡的乡长联名写信说情，理由是罪犯后来为抗日出过钱、救过人。
张问德仍然那样坚定。他果断将朋比为奸的乡长悉数撤职，不动声色地签署了判决书，钟镜秋等10名罪大恶极的卖国贼在广大群众的欢呼声中毙命。末了，张问德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句穿透时空的告别辞：
谁来了都活得有滋有味，那还抗战干什么？将来谁还愿意为国牺牲？“老夫禄位无轻重，只要国家正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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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德纵笔疾书的时候，战争形势最为凶险，亡国灭种近在眼前。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当仁不让，挺身而出，书写了一篇惊动天地鬼神的当代《正气歌》，他的底气来自哪里？一个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场所，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住所，成天与五毒蛇虫为伴的老人家，那858天的艰辛日子，他是怎么扛过来的？
自从潇洒挂冠，直到1957年驾鹤归去，这个对腾冲有再造之功，激励过全国军民，受到上到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极大尊崇的大英雄，从未再提往事。每当有人发出慨叹，他总是微笑着，淡淡回答同一句话：“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
中华民族的读书人！这就是张问德力量的密码。
张问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息，源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面对艰难困苦，这个民族不但不屈服，反而愈挫愈奋，越来越强；几乎每一个巨大灾难，都是中华民族取得巨大进步的契机。因为这个异乎寻常的性格特征，四大文明古国于今只有中国硕果仅存生机勃勃。张问德无党无派，既是中华民族普通一员，又是民族复兴路上的人民英雄，他的力量来自四万万五千万人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土壤。恰如一株古树，根深则叶茂，则傲然挺立，则无所畏惧。
中华文化培养了张问德的大公无私。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儒家哲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也孕育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独特社会精英群体“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士的精神气质。他们一身正气敢于担当，契合需要首领的农业大国人民的期许。每当国家有难，他们必定挺身而出。田岛来信不着一字威胁，因为对于张问德来说，为民族赴死正是他的荣耀和最完美的归宿。
鲜明的民族是非观造就了张问德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筚路蓝缕几千年，始终走着光明正道，对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报以极大轻蔑，疾恶如仇，黑白分明，眼里不揉沙子。对待日本是这样，对出卖民族利益的钟镜秋也是如此。张问德签署的判决书，与陈嘉庚5年前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11字议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异曲同工，血脉相连。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答田岛书》是映射太阳的一滴水。日本军国主义烧杀抢掠，毫无忌惮，不但冒犯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也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答田岛书》说的是中国话，但与《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并无本质不同。事实证明，所有违背人性、公理和人类良知的邪恶势力，都是全人类的敌人，都不能长久。如果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那么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则是人性与兽性、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对决。张问德和腾冲的胜利既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人类的胜利。
70年前，由于所有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中华民族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完成。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特别是青少年，应该铭记这份大气磅礴的历史文献，薪火相传，精神长在，奋斗不息，为了我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全人类的尊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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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岛阁下：
来函以腾冲人民痛苦为言，欲藉会晤长谈而谋解除。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犹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是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余将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
诚如阁下来书所言，腾冲士循民良，风俗醇厚，实西南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然自事态演变以来，腾冲人民死于枪刺之下暴尸露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幢，骡马遗失达五千匹，谷物损失达百万石，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遂使人民父失其子，妻失其夫，居则无以遮蔽风雨，行则无以图谋生活，啼饥号寒坐以待毙，甚至为阁下及其同僚之所奴役，横被鞭笞；或已被送往密支那行将充当炮灰。而尤使余不忍言者，则为妇女遭受污辱之一事。凡此均属腾冲人民之痛苦，均系阁下及其同僚所赐与，均属罪行。由于人民之尊严生命，余仅能对此种罪行予以诅咒，而对遭受痛苦之人民予以衷心之同情。
阁下既欲解除腾冲人民之痛苦，余虽不知道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何如，然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将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则余所能贡献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东京，一如阁下所要求于今日者，余不谈任何军事问题，亦不带携有武器之兵卫，以与阁下及其同僚相会晤，以致谢腾冲人民痛苦之解除，且必将前往靖国神社，为在腾冲战死之近万日本官兵祈求冥福，并愿在上者苍苍赦其罪行。
苟腾冲仍为阁下及其同僚所盘踞，所有罪行依然继续发生，余仅能竭其精力以尽其责任，他日阁下对腾冲将不复有循良醇厚之感，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故余拒绝阁下所要求择地会晤以作长谈，而将从事于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了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自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求阁下作缜密之长思。
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延伸阅读
中国的吃货们愤怒了：半个世纪前，日本不择手段的疯狂掠夺令中国渔业损失惨重！
1931年4月，蒋介石收到奉化同乡庄嵩甫一份电报。电报写道：“日本渔轮，侵入江浙所辖佘山浪岗海礁洋面，巨舰大网，竭泽而渔”。庄嵩甫要求中央政府制止日本渔船的大举入侵。
时任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庄嵩甫，曾与蒋介石一道在辛亥革命时召集奉化渔民组成敢死队光复杭州，被蒋视为长辈。他毕生关心农渔林业，此番为宁波渔民的利益向最高领袖上书。
这封电报之前，1930年春，定都南京不久的国民政府就已经收到浙江、上海渔业群体的一堆请愿书。渔民们遭遇的难题迫在眉睫，日本轮船利用吨位大、航速快、设备新的优势，在嵊泗列岛海域大肆捕鱼，将渔获运到上海出售，这严重威胁到尚依靠传统技术的中国渔民的生计，毕竟渔业资源有限。而且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渔汛到来，曾习惯季节性去舟山海域的渔船，出于风险衡量只能忍痛放弃出海。
事实上，中国不乏有识之士注意到渔业危机。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3年出访日本，目睹了日本渔业和航运业的巨大进展，他回国后给商部提交咨文，率先呼吁要启动古老中国的渔业改革。“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张謇的警告被一一兑现。
△1932年广东沿海的渔船，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中国的渔船吨位小并且吃水浅，只能在近海活动。
文 | 陈祥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香港凤凰周刊”（ID：phoenixweekly），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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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去中国近海捕鱼
日本渔船的革命并不早，但现代化速度很快，背后是国家的工业化、海军扩张做有力支撑。1908年，日本才从英国购入第一艘金属船体、蒸汽动力的渔船，属于新兴的拖网渔船。
同时，日本采取的新式捕捞法非常高效，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它在近海能将冬季潜伏海底的鱼群一网打尽，很容易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这类新渔船很快在日本扎根，也迅速引起传统渔船操作者的不满。政府为息事宁人，在1911年限制新型渔船在近海作业，鼓励它们去远海，当然包括中国近海。
1912年至1914年，为保护己国海域的生态，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禁止新型渔船作业的海域，加速逼迫它们来到中国的东海和黄海。对于从事远洋渔业以及去他国领海捕鱼的企业，日本政府不惜给予财政补贴。1917年，日本规定全国只能有70艘拖网渔船，新造船的排水量必须在200吨以上，航速至少11节，续航力在2000海里以上。1924年，日本规定内海及黄海、东海海域之外的渔船不受70艘的限制，这等于变相鼓励拖网渔船去南中国海。日本拖网渔船数量在1926年达到300多艘，在1937年达到1000余艘。
关东州、青岛、上海、台湾和香港，成为日本渔船的后勤基地。
关东州位于辽东半岛南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港，甲午战争后不久被强制租给俄国，日俄战争后被日本所得。它在“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在中国北方唯一的侵渔据点，从这里蜂拥而出的日本渔船扑向黄海和渤海。日本在1930年甚至计划在不冻港旅顺修建大型渔港，将渔获制作成咸鱼后运往市场无比广阔的中国内地。翌年，日本吞噬整个东北，该计划作罢，日本渔船在黄海、渤海海域横行无阻。
日本在一战后从德国手中抢到青岛，直至1922年底由中国收回，日本占领期间必然是纵容本国渔民来此滥捕鱼，并用行政手段打压中国渔民。北洋政府接手青岛后，由于中枢无力，日本渔船依然顺利进出青岛港。
以上海为据点的日本渔船，目标是中国当年最重要的产渔区——江浙沿海。《申报》1926年4月18日报道日本渔轮在长江口肆无忌惮捕捞甚多，“续捕三昼夜，获渔约二十万斤”。《申报》接着在7月11日向公众指出渔业遭受侵犯的严重现实：“江浙洋面，外人侵渔，本年尤甚。日本手缫网机船自由沿海侵捕，公然运沪销售。”
台湾在1895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渔船攫取台湾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进而把猎食范围扩张到华南地区。台湾总督府在1926年制定禁渔令，特意把渔船赶到福建和广东沿海。
1920年代中期，日本在香港设立渔业公司，方便本国渔船出入香港。不过，日本渔船在香港一带海域的收获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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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舰护航
出入中国领海的日本渔船，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和保护。日本海军不时派军舰护渔，甚至直接向驱赶渔轮的中国军舰挑衅、示威。为争夺有限资源，占尽优势的日本渔船不惜欺负中国渔船，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破坏对方的网具。渔具一旦遭严重毁坏，中国渔船只能打道回府。最严重的情况，是日本渔轮撞沉弱小的中国木帆渔船，如1929年1月，“姬岛丸”号渔船在温州沿海撞沉一艘中国渔船；1931年3月，该日本船又在定海海域撞沉一艘中国渔船。
《申报》在1931年3月8日记录了日本渔船的野蛮状，“又闻该日轮在浙省洋面不但越海捕鱼，并且偷倒网舱之惯技，以至各钓船受害不浅，生计绝望。因日渔轮均装有柴油引擎，俟钓船下网后鱼已涨满时，只须渔轮在船旁驶过，连鱼带网均为叶子所卷，因此船家损失颇巨。”
关东州水产实验场、台湾总督府水产课、农林省水产局，则成为调查中国沿海地区渔业资源的专业机构，它们细致调查各种鱼群的洄游情况、入水深度、栖息场所等，将情报提供给渔民。除作为主力的三大机构外，还有东京水产讲习所和各地的水产实验场。从事渔业情报收集和研究的，机构之外尚有个人，较有名的如东京大学教授岸上谦吉，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来中国科学考察，最终死于长江渔业调查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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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渔民的反击
“致我国沿海类（数）千百万之渔民，均受其欺凌压迫，以致渔场日缩，生计日穷，既乏相当渔业组织以谋抵抗，而政府又不为之后盾，含酸饮痛，莫可如何。”中国水产学会在1928年10月致电农矿部，“速令取缔，取消其协约，停止其进行，否则我国东南领海最优美之处女渔场，必尽为日人所攫取。”
当日本先进渔船以中国渔民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效率捕鱼时，中国渔民只能通过民间自治的渔业团体向政府申诉委屈和愤怒。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对此最敏感，海员总会、水产学校同学会、总商会、江浙渔业公会、渔轮业公会及各鱼商团体，先后向南京政府的外交、交通、实业等部门请愿。势力雄大的上海总商会提出特别强烈的抗议，因为作为理事的镇海人蒉延芳拥有8家渔行。
实业部长孔祥熙、部里的渔牧司官员皆坚定反对日本侵渔行为。
孔祥熙的办法在1931年2月由国民大会通过，开始执行。首先，中国外交部通知日本，两国尚未签订渔业协议，故日本渔船禁止入中国港口。接着，财政部通知海关，禁止日本渔船携带渔获进入港口，除非是正规商船，但征收每斤4.4元关税。孔祥熙还补上一条，禁止排水量100吨以下的小船来往于两国港口，名义上是堵上走私漏洞，实际是驱逐大批汇集在上海、小于100吨的日本渔船。3月底，中国政府免除了一切渔业税和鱼税，这是中国反击战的辉煌时刻。
这措施必然遭到日本的外交抗议，同时还遭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嫌税收有损失。又因为中国海上力量不足以常态化执法，偏偏日本又是得罪不起的海军大国，事实上执法时打了很多折扣，但侵渔危机总归改善诸多。
而且日本人还可以找到许多变通的法子，例如将满载渔获的船开往日据的旅顺和青岛，装入中国船的冷藏柜后转去上海销售，或船上借挂中国国旗，诸如此类的做法当然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日本渔品的竞争力。故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渔船借己方海军撑腰，抓住窗口期，疯狂在上海卸货。
不幸的是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沿海主要港口首当其冲被占领。中国彻底无力抗拒日本的渔业侵略，以及背后的强大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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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人类遭殃，让鱼类休养
大肆侵占中国沿海地区后，日本成立大批侵渔机构，在华东地区就有华中水产公司、东洋贸易公司、中支水产炼制公司、中国水产公司、帝国水物株式会社。日本在华北、华南也有许多侵渔机构。以成立于1938年11月的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它垄断了上海的水产批发，并特许日本拖网渔船在附近作业。日本当局为垄断渔业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指责中国渔民运输和经销水产品的方法低效又浪费，亵渎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事实上，上海所售水产的收入很大部分进入日本海军囊中，海军方面更是需要严控市场。
沦陷区渔民并未被禁止出海捕鱼，只是需要获得日伪当局的海关号簿。中国渔船若要在上海卸货，只能固定卖给日伪的侵渔机构，如华中水产公司。不幸中的幸运，难民潮水般涌入租界，导致上海水产需求远超战前水准，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让在舟山海域捕鱼的中国渔民多少能克服战争带来的苦难。
不过，虽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浙江沿海仍有很多地区处于中国政府掌控下，但中国海军在战争初期就损失殆尽，横行无阻的日本海军和混乱秩序催生的海盗，给国统区渔民带来很多危险。例如，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渔汛到来，曾习惯季节性去舟山海域的渔船，出于风险衡量只能忍痛放弃出海。更有国家大义让位给养家糊口的时候，1938年7月，上海的定海同乡会代表渔商向宁波市政府求情，希望获准让渔获从定海运往上海。战时的物资封锁是双向的，国民政府一样禁止物资流向沦陷区。
国统区的渔船出海时携带中国的海关号簿，但遇到日本军舰时须把号簿藏起来或扔进海中，否则日本人会没收、销毁渔获，或强制把船带到上海，强制把渔获出售给日方的营销机构。而当渔船来到尚未沦陷的镇海港时，需要接受军队和海关的检查，上缴给地方渔会1到5元，船然后才能获准去宁波卖货。宁波沦陷后，渔船需要获得日伪的证件，否则遭重罚甚至生命危险。
抗战胜利后统计，中国沿海地区在战时共损失渔船几万艘。以浙江地区为例，1937年前约有26000艘渔船活跃在浙江海域，随后到来的战火毁灭15000艘。损失方式包括日军在海上击沉渔船、日军焚毁当地渔船、海盗掠夺和毁坏渔船、渔船因长期无法出海而年久失修，等等。中国渔船在舟山海域的渔获量在1936年是93000吨，至1947年仅剩12000吨。
不过，活跃在中国海域的日本机械化渔船，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急剧消失，一方面是海军征召了许多船，另一方面是日本对原材料的严格统制导致新渔船的制造几乎中止。经历太平洋战争的血与火，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联合舰队，逐渐坐沉海底成为人工鱼礁，曾在中国海域耀武扬威的海军官兵则葬身鱼腹。荒谬的是，战争先后把中日两国的捕捞业带入冬眠期，从而让鱼类得以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