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健：“强人所爱”的公益是精英主义立场
“你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伪命题，是个假问题!”
“什么叫做‘主流’?什么又叫做‘非主流’?你不能说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就叫‘主流’，我比他‘嫩’、比他资历浅，我就是‘非主流’!”
“其实我是一个很‘宅’的人，可以整个周末不出小区门。我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周健显然喜欢以自己的方式，更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时这种看似“极端”的表达方式很容易引起争议。在接受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这位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感恩基金会”)的理事长面部表情丰富，肢体动作也时而跟上，说到兴奋处甚至忽坐忽站，声音高亢。
周健，四川金堂人，肤色黝黑，留平头，一副普通的黑框眼镜，个头不高但壮实。周健说，自己跟公益结缘于2008年汶川地震那年。
“我是在四川什邡长大的，什邡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又是北京市对口援建地区。从2008年一直到2012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灾区度过的。在灾区的时候，只要一有空，我就泡在当地群众家里，听他们讲救灾的故事，包括对政府、对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各种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在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个体都做了很多感人的事。因此，在灾后重建结束的2012年，我和什邡在京老乡，以及什邡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王振耀、杨立新等，在什邡和北京两地政府的支持下，一起在北京发起成立感恩基金会。”
周健的第一份职业和市场研究有关，中间客串性质地玩过电影电视，后来又因工作原因和金融以及IT领域有过接触。要问这些职业经历对他现在从事公益有何影响?周健觉得无法描述和总结，但昔日所有历练和积淀一定在潜移默化地带给自己某些东西，“人是没有办法切断自己历史的”。
周健曾经是一个驴友，没有参与公益之前，就走访过很多贫困的地区，如今因为公益项目发展的需要，他也非常乐意去偏僻的一线探访。他说，迄今为止，国内西部贫困地区他已经走遍了。
周健认为公益项目不在多在精，所以目前感恩基金会主打项目只有两个：“义学空间”和“一校一梦想”，且这两个项目的核心对象都是孩子。
周健为人熟知的另一个身份是专栏作家。周健说：“写公共政策和公益评论，就是表达我的认知，我仅仅是作为一个诚实的人说诚实的话而已。”
《公益时报》记者刚进门的时候，周健手里正拿着一张纸摆弄着：“这是我家访的时候，一个孩子给我画的像，你看像吗?嘿嘿!”
结束采访的时候记者发现，那张十分稚嫩简单的周健画像不知何时已经被他压在了办公桌的垫板下面。看到记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周健笑了：“这就是我工作的动力啊!”
“强人所爱”的公益是精英主义立场
《公益时报》：据我了解，现在有些基金会的理事长只挂名，并不参与机构内部具体事务。同样作为基金会理事长，你好像要忙得多?
周健：每个机构的实际情况和适应性不同，内部规则有差异。只要机构本身内部运转健康良好，当BOSS的，无论是整天盯着一线还是偶尔露个脸，都是没有问题的，最终还是要看机构本身运行得好不好。
就像一个家庭和睦与否，它不一定非得男主外、女主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办法，只要家庭成员都HAPPY就好啊!
经常有人说我是国内基金会的理事长中花最多时间泡在公益一线的人。那是因为我喜欢去贫困的地方，喜欢去和弱势群体交流，喜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受助地区和群体探访、考察和交流上。
乔布斯在世的时候，不是整天也在盯一线的产品研发么?
《公益时报》：你曾说过：“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有一种爱叫‘强人所爱’。”就你观察，这种认知在当下国内公益机构普遍吗?
周健：我一直认为，公益是民间个性化的社会互助行为，当我们谈公益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公益行业和公益组织的问题专门拎出来谈，每个公益组织都有按照自己观点去做事的权利，这是个社会认知问题。
在民间社会互助中，公益组织无非是个“代理人”的角色。我曾经表述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公益组织所有的变化来自捐赠人的变化，如果捐赠人有足够的驱动力促使它变化，它马上就会变。
我所说的“强人所爱”这种现象不单单体现在中国，它实际上代表了精英主义的立场，说大一点属于人类认知的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众与精英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它有点扯不清楚。所以，你不能说精英主义的观点就一定是错误的，一切按照群众的思路做就一定是正确的。
乔布斯当年创造“苹果”，走的就是纯粹的精英主义路线，他也很棒啊!精英主义者很容易带动敢于冒险、有创新精神的人，但精英主义也容易忽视一些弱势群体的观点，容易造成“强人所爱”。
《公益时报》：有什么方法或者力量可以改变这种认知?
周健：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慈悲心”够不够，你是否真正体察到了受助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存。曾经有公益机构说：“那些不感恩的人，我们就不给他助学金!”这就属于无视受助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存。
受助的学生接受了你的资助之后，就必须天天给你写信、必须门门功课考100分?那么你到底是在拿钱来换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还是在帮助一个人?
当你在资助一个人的时候，显然这个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存，比你需要的结果更重要。当你所有的付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某种需求的时候，你已经把受助人当成了工具。当你把受助人当作实现你理想的工具的时候，他的尊严无疑就被践踏了，因为他只是实现你的某种目标的替代工具，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身的本体反而被忽视了，变得不重要了。
《公益时报》：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假如你资助的一个孩子拿了你的钱，最后的结果并不好，可能他吸毒、斗殴、甚至违法犯罪锒铛入狱。那你觉得这样的资助最终意义何在?
周健：假如说我资助的孩子，最终出现了你说的那种情况，其实是我帮助的方式出了问题，是我错了，不是孩子错了。他还有其它层面需要帮助，但被我忽视了，这种帮助可能比金钱更重要，而我没有能够给到他。
当一个孩子，用一种破坏性的方式与这个社会进行交流的时候，那意味着——这孩子是“生病”了，而你的“药”也给错了。
从2012年，感恩基金会成立以后，我个人已经停止了所有一对一的资助项目，包括感恩基金会现在也不做这样的项目。
《公益时报》：原因是?
周健：我一直在思考，现代公益机构价值到底在哪里?它应该是在受助人和捐赠人之间建立一个区隔，让受助人感到，他得到的是这个社会的支持，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支持，这至少可以消弭受助人的屈辱感。
这又说回到感恩基金会的创始初心，什么是感恩?当我们在做公益的过程中，面对受助人的时候，我们要心怀感恩。是我们设计的社会制度不够完美，是人类本身不够聪明，才导致分配机制的不公，才使得今天一些人的生活陷入困境。面对他们，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反思。
很多时候，我们的幸福，恰好建立在他们的付出之上。比如，今天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就是建立在中国农民的付出之上。
以人的发展为第一要务
《公益时报》：你们的“一校一梦想”项目架构是怎样搭建的?
周健：“一校一梦想”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把学校被动接受帮助，转变为由他们主动提出要求，让受助的乡村学校成为主导者。在项目中，他们拥有了真正的选择权和控制权，他们自己在推动项目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就开始尝试建立本地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从教育的维度看，“一校一梦想”希望我们支持的梦想，能从六个方面来推动乡村学校的变化：
第一是儿童友好环境。儿童友好环境便于儿童参与学校管理。比如当学校的书柜都是成人身高的尺寸，孩子们是无法参与管理的，而老师觉得给自己增加了工作负担;而当你的书柜都是一米二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自己管理了。这对于加强孩子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具有很好的推动。
第二个层面就是促进师生关系。孔夫子讲“因材施教”，“因材施教”的前提是你必须对孩子有足够的认识。这不简单要求老师，对孩子给予生活关爱和学习的帮助，而是要求老师和孩子们之间有一种更加平等友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老师才能更好的掌握孩子的特征，才存在着“因材施教”的可能性。
第三就是促进学校授课内容的丰富性。
第四是增加授课形式的多样性。
第五就是融合促进学校和家长的关系。孩子受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孩子品格的培养和人际交往、以及与社会良好互动的能力培养，这方面一直以来往往会被忽略。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促进学校和社区的联动和沟通。
在乡村学校的探访中我们发现，乡村校长和村干部相处融洽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不难解决。如果是那种水火难容、剑拔弩张的局面，那么相应的，学校的困难也很难得到解决。
我们虽然定了这么六个方向，但申请学校的梦想，只要能满足其中一个也OK，我们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凡事要做好，都需要从人的主观愿望开始，只要你有了这个目标，那就慢慢向前努力，人的发展有个过程。我们的项目是以人的发展为第一要务，我们尽量在摒弃功利心。
《公益时报》：在项目认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你们如何考评员工?
周健：我们对小伙伴也有个基本的过程评估：第一就是是否解决了学校的实际困难;第二是解决的这个问题是否能够解决老师和学生的实际困难。如果完成这两个目标，那么项目就是60分。第三个指标是感恩基金会的一个核心工作认知，就是学校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老师自己组织和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第四是在每一个梦想项目完成以后，乡村教师是否获得了职业成就感和荣誉感。第五，通过完成“一校一梦想”，降低乡村教师主动要求调离乡村学校的愿望。因为自我梦想的实现，乡村教师对学校、对孩子们的依恋会潜移默化的增加，可能会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才有可能去建立稳定长久又健康的师生关系，最终受益的还是孩子们。
我们的目标不是把农村的学校变得和城里的学校一样，而是要让农村的孩子，在学校里有变化和成长。
漂亮数据不等同于实际价值
《公益时报》：你似乎一直在强调“发现人的困境，找寻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
周健：对，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公益项目，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身上。每当你深入一个公益项目，你一定要学会倾听受助群体的故事，只有用心倾听，你才能产生同理心，有了同理心，你才能站在他的视角和逻辑去思考问题，你才能真正沉下心来做好眼前的事情。
作为一个公益机构，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你基于数据来做利益表达的时候，小伙伴很容易形成工作策略，就是你需要什么数据，他就刻意地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当你真的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已经把人变成工具了，变成了实现数据的工具，这样的话，你会更在意筹款额多少、帮助了多少人等等。但这个项目是不是产生了真正的价值呢，不一定。很多时候漂亮的数据，并不能和社会价值划等号。
《公益时报》：你既要凸显感恩基金会的公益价值，又不愿意把数据作为核心维度去考量，那么你的平衡点在哪里?
周健：人!人!人!就是看人在项目中的实际受益和变化。虽然说人在短期内未必有显性的、如你所愿的变化，但如果方向是正确的，那么结果一定比短期项目令人愉悦，无论对公益机构还是受助群体来说。
在感恩基金会的价值观排序中，第一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第二是社会问题的解决;第三是捐赠人和志愿者的权利;第四是员工的利益;第五是组织的发展。
我始终认为过程控制很重要，当我强调过程的时候，我的目标导向也就很明确了。
中国公益界的稀缺与过剩
《公益时报》：你觉得当下中国公益界最稀缺的是什么?
周健：我觉得可能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也就是对人的关注。当下社会发展中，技术、资本以及权力等方面对公益的发展形态有很大的影响，当你主动或被动地被这些因素影响的时候，你自然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对人的关注。
反过来说，中国公益组织从诞生、发展到今天，时间都很短，而且都很稚嫩，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各种外在或内在的东西所影响，它自身还不具备抵御生存风险和发展诱惑的能力。
《公益时报》：哪些东西目前在国内公益界可能属于过剩的东西?
周健：(笑)“鸡血”过剩。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固然都要有感情，但你的感情的占比很重要。任何东西，当你单独去追求某一个维度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质了，发馊了。当你悟到你利用“鸡血”去做公益是一种邪恶的时候，你就应该主动去思考和调控这种东西，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公益之路
《公益时报》：据数据统计，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已经突破70万。你认为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该如何真正发挥其有效性?
周健：这70万个组织，有50万个组织都是在做好事，做生意。随着政府在社会组织服务购买这方面加大投入，你会发现有不少的公益组织纯粹是把它当作一桩生意在介入，你很难和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坐在一起去讨论公益的发展。这是认知的问题。他们这种认知的状态势必决定了，他们在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并不是以公益的状态进入的。
《公益时报》：那么政府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周健：政府第一要建立规则，第二要提供信息。就当下的社会互助体系，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规则不鲜明，信息不对称。《慈善法》虽然出来了，但《慈善法》实施的细则呢?我们的很多法律都是框架性的法律，只有你在跟它产生实质的交集的时候，才能发现问题，才去评价它。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公益之路?
周健：我还是坚持我今天一直都在向你表述的观点——我不说未来的中国公益会怎样，而是说“未来的中国社会以及社会互助体系会怎样”。
中国5000年来所提倡的“君子之道”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熟人社会的基础上。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们需要重新建构一套社会规则和社会伦理机制。社会规则通常会由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来逐步建立，那么伦理机制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人本身，在未来的社会中，如何建立社会伦理体系。
在社会大变革大发展中，公益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去参与这种变化，这中间公益又该怎么发挥作用?我们现在是要建设一个新东西，而非美化一个旧东西，这是个很大的命题。这需要我们思考。
就好像每个人对初恋的投入都是百分之百，但未必初恋就会成为你的终身伴侣，但这段经历起码你是认真的努力过投入过。如果你一定要执拗地将初恋对象作为婚嫁对象，认定这个目标，那很有可能你就自己把自己憋死了。
不要把可能性变成必然性，过程很重要。公益组织做事情也一样，不要为了达成某种目标而把自己框死，努力的过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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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梅
责任编辑| 高文兴 微信编辑 |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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