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一个金融家镜头下的中国扶贫故事
他是中国知名金融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金融改革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他自诩为“业余摄影爱好者”。只因工作中与扶贫结缘，他五进大巴山区，两进大凉山区，围绕扶贫、脱贫事业，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许多真实的画面，用镜头定格和见证了当地乡亲从贫困与落后迈向幸福与希望的发展之路。
说起金融工作的老本行，他见解专业又不乏严谨，对金融行业的发展变化以及点滴进步了然于胸，侃侃而谈。
忆起扶贫之旅的甘与苦，他感慨中隐含着对这片土地厚重深沉的爱。他说未来还会坚持探访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贫困地区，且将自己的扶贫摄影之旅延续下去，至少直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没有人要求他必须这么做，这是他在内心深处与当地乡亲们的一个约定。
他是一位年近七旬，仍然不辞辛苦、身体力行践行着社会公益的中国金融家。
他就是杨凯生，一位有着30余年金融从业经验的金融家。他曾担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2005年-2013年，担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掌舵这家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现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央国家机关摄影协会主席。
2018年4月下旬，北京。杨凯生出现在国际金融博物馆公益活动“博物馆下午茶”的讲坛上。
杨凯生做客“博物馆下午茶”
藏青色外套，浅色衬衫，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面对台下现场观众，杨凯生手握激光笔，一边翻阅着眼前桌上厚厚的扶贫摄影笔记，一边认真地讲解着大屏幕上展示的照片。他的眼神坚定而犀利，语调铿锵而沉稳，颇有不怒自威之态。
镜头定格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正好奇向地远处张望，但那张本该柔嫩润泽的小脸上却布满了皲裂的伤痕。杨凯生说，每每看到这张照片，他就充满了怜惜和心痛。他曾不无感慨地对银行的女同事说：“你们用的那些什么牌子的高级护肤品当中，这个孩子用什么护肤品合适啊？”
小脸布满皲裂的孩子
一张张照片穿越历史出现在观众面前，镜头里的主角无论男女老幼，杨凯生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年龄以及近些年的生活变化，就好像说起自己的家人一般熟悉和亲近。
杨凯生说，扶贫工作不能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一定要了解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并予以有效地帮扶。在一次定点扶贫地区考察探访中，杨凯生听闻有些工商银行的小额贷款贫困农户反映贷款周期短，不利于农户市场交易和增收，他即建议该地区相关负责人尽快对农户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后来再度踏上那片土地时，他依然不忘询问该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当听到的是肯定的回答时，他才放心了。
将近两个多小时的“博物馆下午茶”讲述中，杨凯生始终淡然平和，直到屏幕上的照片锁定在一个扑向他怀抱的小女孩时，他终于有些掩饰不住的激动——“这个小女孩很聪明很可爱，几年前我去她的家乡看到她时，她还是个婴儿，现在长得好高了。一见我就亲得很，嚷嚷着：杨爷爷抱！杨爷爷抱！”
那时还是怀中的婴儿，长大后的宝贝依然和杨爷爷很亲近
那一瞬，杨凯生眼里隐隐泛起潮红——在扶贫摄影之路上，这些年他邂逅结识了太多像小女孩这样的当地群众，他们从最初的陌生人逐渐成为杨凯生心中挥之不去的、且常常牵挂与惦念的远方的亲人。
“我就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这些孩子们将来能够有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和成长空间，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杨凯生望着屏幕上小女孩的笑容说。
当晚的“博物馆下午茶”结束已是晚间十点多，观众陆续离场散去。在国际金融博物馆会客厅，杨凯生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独家专访。
听到下面这个问题时，一直不苟言笑的杨凯生笑了——
“您自诩为‘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您希望将来人们如何评价您的摄影作品？”
“哦，当人们停驻于我的作品前观看片刻后，能够发自真心地说一句：‘这照片拍得还不错啊！挺好！’”
初涉扶贫：往事如昨 终生牵挂
《公益时报》：您是哪一年开始参与扶贫工作的？还记得第一次去扶贫点探访时的情景吗？
杨凯生：从1995年开始，工商银行就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署，在四川参与定点扶贫（当时的叫法）。我1996年担任工商银行副行长，也是在同年开始介入这个工作。1999年，我在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担任总裁，当时华融的扶贫点在四川达州的宣汉县，那时我就去过。还记得当时在华融的时候，去四川探访我们援建的希望小学，那里的学校地面是水泥地，孩子们居然生怕穿鞋进去会把地面磨坏了，就都把鞋脱掉，放在教室外面，光脚进去上课。这个场景可以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算起来我到大巴山扶贫点探访有五次了，加上华融就有六次了。虽然大凉山扶贫点划给我们相对较晚，但我也已经去了两次了。以后我还要去，在当地脱贫之前，只要还跑得动每年都还是要去的，这已经是我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牵挂。
《公益时报》：按照时间推算，您已经在扶贫这条路上走过了22年。您如何看待中国扶贫进程中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杨凯生：应该说变化是不小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很多区域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境地。2015年联合国发布了千年发展目标报告，里面反映了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61%下降到4%，这是联合国的评价。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觉得这种变化就更快一些、更多一些。当然许多工作是需要积累的过程，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自从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相信在这几年中这种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效率和成果也会更高。
就拿我们工商银行来说，从1995年至今的22年来我们不断努力，开展了教育扶贫、卫生扶贫、绿色扶贫、产业扶贫、救灾扶贫、金融扶贫等一系列扶贫工作。我们先后在几个定点扶贫县投入贷款80亿元（目前不良率为1.22%）；先后捐建了17所希望小学；12所中小学宿舍楼、教学楼；67所“爱心小厨房”；连续14年开展了“启航工程—优秀贫困大学生资助”活动，资助2882名家庭困难的学生踏入了大学校门；连续15年开展了“烛光计划—优秀山村教师表彰”活动，表彰教师2410人次。开展了“烛光计划—优秀山村教师培训”活动，目前已培训1250人……22年来，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共派出扶贫干部94人次参与有关县市的定点扶贫工作。要说起来，我们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确实是有不少可说的，还有很多数据，就不在这里罗列了，你可以上网慢慢了解。
凉山金阳县丙底乡的工商银行助农取款服务点
《公益时报》：在当下的扶贫工作中，有“扶贫先扶志”和“扶贫先扶智”两种说法。在您看来，“扶志”与“扶智”孰重孰轻、孰先孰后？
杨凯生：这个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如果说“智力”的智，我们主要说是要把当地的教育能够搞上去，让当地的孩子也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具备接受教育的基本条件。比如说，要把当地的小学、中学努力地办得更好一些，让更多的适龄儿童都可以入校去学习，不会因为贫困问题而辍学。当然，这个“智”也包括对当地农民的技术援助、知识培训以及其他的综合技能和素质的提升。总的说来，“扶智”还是扶持教育为本。
上图：2016年，寨坡乡中心小学的张艺馨同学
下图：2018年，张艺馨长大了
至于说“志气”的“志”，在更多程度上是说目前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人要建立自我发展的认知和意识。这个“扶志”就是号召大家要积极主动地找出路想办法，而不是坐等，要摒弃那种“等、靠、要”的消极思想。政府当然会对需要帮助的人予以扶持援助，但自己也要发挥主动性。事实上也是这样，目前很多贫困地区的老乡自己也意识到了，“真脱贫、脱真贫”除了政府给予的扶助，自己也要能干、敢干，要踏下心来去努力，否则想要真正摘掉贫困的帽子是很难的。
扶贫摄影：贵在认知 重在启蒙
《公益时报》：怎么会想到通过照相机来记录您眼中的中国扶贫发展变化呢？
杨凯生：我本人一直爱好摄影，既然爱好这个东西，就感觉自己有一份摄影人的责任和义务。我并不反对摄影人去拍风光山水、花鸟虫鱼，我本身也挺喜欢拍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觉得拍哪些都可以。但同时我又觉得摄影最重要的功能还是要记载历史、反映未来。记载已经发生过的过往的一切、反映终将发生的一切。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达到了70%，这是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情，是需要记载、应该记载的。这些年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和见证这种发展变化，我就很想用摄影镜头把这些让人感慨万千的东西留存下来，我所能尽力做的就是想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添上小小一角，因为整个中国的脱贫是人类历史上宏大的历史事件。
凉山昭觉县依达村姐弟三人
《公益时报》：近年来，类似今天这样的扶贫摄影交流活动您已经陆续举办多次了，您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杨凯生：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有所感悟和收获。第一，了解到我们中国历史绵延五千年，很多因素造成了今天我们国家发展的不均衡；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些地区处于贫困、落后的现状。我希望年轻人、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问题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这些现实情况。这是我们今天的国情、民情和社情。了解到这些现实情况，不仅会激发大家参与脱贫攻坚事业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也让他们了解到当前中国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也应该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种面貌。
我们也一直提倡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多搞一些田间调研，多掌握国情民情社情的基本情况。我觉得我搞这些贫困地区的摄影讲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他们创造一种田间调研的条件吧。与此同时，让大家知道，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是可以记载历史、展望未来的，它有它特殊的功能和作用，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热爱摄影事业，这也是我的一个目的。
《公益时报》：您扶贫摄影的原则是什么？有没有既定的标准？
杨凯生：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它既然是记录扶贫、脱贫，就离不开一个“贫”字，所以其中要有一定量的照片来表现和反映这些地区的贫困、落后现象。但这还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因此在拍摄和选片的过程中，不能单纯为了猎奇和“博眼球”而去聚焦痛苦、反映贫困落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秉持准确地记载和定格历史的原则，更多捕捉和反映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反映当地父老乡亲一种艰苦奋斗、敢于战天斗地、积极向上的昂扬和乐观的精神面貌。所以你可以看出我今天展现的片子中第一部分“历史的遗留、自然的困厄”，它记载的是贫穷落后的一面，但它的量和我后面记录的“共同的努力、进步的印迹；不息的生机、腾昇的希望”等内容相比较的话，占比要少一些。
第二个原则就是注重选片的思想性、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扶贫脱贫这个话题政治性、思想性比较强，但从摄影的角度来说恐怕不能简单的把这变成一个标语口号似的，黑板报似的，还是要尊重摄影的基本规律，能够尽量的体现出摄影的艺术性，同时还要能和思想性、政治性结合起来，这是我追求的一点。我希望通过扶贫摄影的真实记录来教育人、打动人，给予人们更多启迪和深思。
上图：昔日的文高才夫妇
下图：今天的文高才老两口
公益·商业：谨守规则 把握底线
《公益时报》：“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近年来在中国社会成为热词。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在中国是否实现了普遍启蒙？
杨凯生：我觉得企业是社会公民，所以企业也应该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近年来，这个观点已经被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许多企业都很注意自觉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说工商银行，作为一家已经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我们每年都会按时向社会发布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把它作为自身发展过程中必须向社会披露的一个重要内容予以公开。涉及到经营状况，那么你银行资产规模有多大、贷款有多少、存款是多少，你今年的利润达到多少、你的不良率是多少——这些当然都需要如实地向市场披露。同时，就像披露这些经营数据一样，把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也要专门出具社会责任报告向全社会披露，这已经成为一种义务，成为企业对市场负责的一种基本要求。
扶贫只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社会责任就其范围而言还涵盖很多方面。作为银行来说，坚持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的经营理念、不断提升服务效率、改进服务方式，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这都是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比如说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利润，提高自己应税的能力，不断地为国家创造税收，这也属于我们最根本的社会责任。通过这几年的实践不难发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启蒙已经开了个好头，我觉得今后还会越来越好。
上图：2015年凉山昭觉县日哈乡彝族妇女勒尔伍西在老宅
下图：如今的勒尔伍西已经乔迁新居
《公益时报》：您是否注意到近年来金融资本开始关注公益慈善领域、且投资方向也开始向该领域倾斜的现象？您认为此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杨凯生：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看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做这样的事情。你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或者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每个企业在动用自己的资金时，其性质也是不同的。像工商银行投入扶贫事业，资金使用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银行信贷，一个是捐助资金。信贷恐怕还是要坚持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不能把你放出去的都变成不良贷款，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是社会公众的、是储户的钱。不能说我拿着储户的钱去做有风险的事。所以说在这一点上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比如说我们在这四个贫困县先后投入了80、90亿的贷款，但到目前为止不良率大约是1.2%，与整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相适应的，就说明我们既在这些地区有较大的信贷投入，同时又坚持了防控风险、对广大储户负责的这种专业态度。至于费用的捐赠，因为我们是国有商业银行，那就要严格遵循有关制度，严格按照程序来操作。至于员工个体的公益捐赠，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就好，因为爱心可贵，爱心是不分大小的。
每个机构在公益领域的资金投入和倾斜，也是要根据自身的基本属性和发展特质来制定计划和具体实施，那些没有基本规则和章法，企业管理层简单地“慷国家之慨”、“慷股东之慨”的做法我觉得是不行的。目前有些企业把公益事业和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如果能够结合好、发展好，这是好事。既能帮助当地发展有关产业，又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能够这样做是不错的。
《公益时报》：2017年，关于公益与商业的关系掀起了一场热辩。有认为二者水火不容，无法相提并论；有认为二者相促融合是时代发展必然。您怎么看？
杨凯生：这个问题就像你所说，之所以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议，就是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的问题。公益与商业能结合好，那当然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如果二者本身无法结合，但在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让你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那就无需赘言，尽义务做贡献就好。如果你做事的初衷完全考虑商业，那就不要扯上“公益”，那是你的经营需要，你愿意进入这个市场，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带有公益性，又兼具商业性也并非完全不可行。比如你的产品在一些贫困地区销售，可以在价格上给予优惠，或者在成本的考量上给予尽力支持，也很好。如果就是纯粹的捐赠性质的投入，那就完全是公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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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梅
责任编辑| 高文兴 微信编辑 |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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