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周年系列：被5·12改变人生轨迹的公益人
汶川地震让很多人被动地改变了生活状态，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人，则是受地震救灾、重建感召，主动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
这些人中，有那场地震的幸存者，抱着感恩的心冲锋在公益一线，但始终无法弥补心灵创伤;有的从地震志愿者转型成为公益人，一做就是十年……
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公益行业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千万新时代公益人的典型画像。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县桑坪中学的15岁学生余浩正准备去上课，突然感觉猛地晃了一下。几乎同时，他听到了“轰隆”一声巨响。跑到操场后，余浩惊恐地看到教学楼的各个楼层瞬间错开，有逃生的学生直接从二楼跳下，宿舍这边因为只开了个小门造成了堵塞，不少人也是从楼上直接跳下。这所有着近2000人的学校瞬间弥漫在一片黑暗与灰尘之中……
作为地震中的幸存者，余浩参与了人生的第一次志愿行动，主动加入了志愿救援团队，协助当地的民兵发送物资。
“毕竟是生离死别的经历，接受过外界这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我们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从此，感恩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余浩说，自己就是从那时开始接触公益、了解公益。在之后的求学生涯中，只要学校有公益活动，余浩都会尽可能去参加。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芦山发生7.0级地震。正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二的余浩，加入了学院的青年志愿者协会，也开始慢慢接触和参与社会外界的志愿活动。地震发生后，余浩脑中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我必须要到芦山当志愿者，为灾区出一份力。
进灾区的路上，因为受到阻拦，余浩情急之下喊道：“我是汶川人，我是去报恩的。”在灾区的夜里，余浩清晰的感受到灾后的心灵创伤一直都在，看着在帐篷里熟睡的同学，“就好像这一切都是复制过的一样”。
后来，随着第一次接触慈善公益机构，又先后加入雅安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和壹基金实习，专门学习关于防灾减灾的救援工作。余浩逐渐从一名志愿者开始向职业公益人转化。也再没有主动向别人提“我是汶川人”，因为他不想用“汶川”的标签来包装自己，毕竟这是用亲人的生命换来的经历，内心接受不了。
2015年，大学毕业后的他加入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由此真正成为了一名全职公益人，在云南开展关爱抗战老兵、寻找远征军骸骨等公益项目。对他而言，公益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自己关注到的、能去做的，他都会尽力去做，包括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救援。
“每当到达救援一线，自己就会进入特定的状态和情景，危险、风险都不会再去考虑了，脑子会一片空白，只想争分夺秒，去走访、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余浩沉思了一会说道，其实回想起来，更多的只是后怕，不过如今都过去了。
现在回看走过的路，汶川地震改变了余浩之前按部就班的生活。如果没有地震，他说自己“可能就是上个好大学，找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作为山区出来的孩子，没有什么理想，但是因为地震，我了解了志愿者、义工这个群体，了解了公益这个行业。让我有机会能做一些事情，有个报恩的途径。” 余浩说，“汶川地震让我对公益有了认知，芦山地震让我走上了全职之路。”
相比国际公益机构，余浩说，国内的公益机构起步还是比较晚，专业性上还是有一些差距，这是他从业以来最直观的感受。余浩从做志愿者开始，到公益组织的实习生，再到全职，这过程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培训体系，不少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就造成了公益行业的人才流动，很多人还没有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公益人就已经离开了。做公益，大家都在讲情怀，可是余浩认为做公益还是要有兴趣，这样做的过程中心情比较愉悦，而不是被动的。
“叔叔，你们赶紧撤吧，我知道我出不去了，别你也出不去了!”时隔10年，程飞对当时没能救出这个约六七岁的孩子一直难以释怀。
2008年时，作为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中的一员，入伍已有2年的程飞原本在北京房山接受训练，任务是负责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5月12日，一个紧急通知袭来，正在训练的程飞和队员们登上了前往四川的卡车，执行地震紧急救援任务。
几经周折终于进入灾区的程飞，第一感觉是“好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路边堆放着物资、药品、食品，旁边有人在喊“随便拿”，后来程飞才知道这些人是志愿者，而且是自发来这里的，也是那时候才知道还有这么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做救援的过程中，受过专业训练的程飞，最直观的感受是遭遇天灾意外的时候，直接伤亡人数其实占比不多，多为现场不懂自救、互救，二次伤害比如惊吓、身体透支、窒息等造成的死亡占比较高。施救过程长，成本高，如果能提前做培训，可以提前预判，懂得如何躲避，如何逃生，如何保证第一时间不慌乱?这是程飞救援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如果说之前的思考还停留在想法上，2011年底复原的程飞则将想法变成了实际行动。2012年，程飞与几位救援人员开始筹划民间救援队，但是身处徐州的程飞，首先考虑的问题则是如果没有地震，民间救援队该做什么?常态化应该做什么?不能等着灾难来。救援属于配合，协同作战，现状是救援队员比较分散，有事情的时候才会出来，这就需要考虑常态化做什么?所以程飞考虑的是做安全培训，并做一些助学助老方面的事情。
在2013年芦山地震救援过程中，程飞得到启发，将原有的志愿者团队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一家亲”公益志愿者服务队，开始了组织化运营之路。
时光飞逝，随着资源的增多，业务范围的拓展，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不一样。随着职业化的发展，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疲惫”是程飞对目前精神状态的总结。军人出身的程飞坦言，自己体力好，更喜欢冲锋陷阵，但是现在不行，作为公益机构的管理者，要考虑组织的发展、对接各种资源，做公益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要带领更多人一起做。
不过在忙碌的过程中，程飞也逐渐梳理出自己要做的两条主线，一条是整合资源，为企业的CSR项目出谋划策，把资源做匹配，将纯商业的操作转化成专项基金运作等等;第二条是推广“护苗行动”项目，通过安全课堂，安全师资培训，安全工作站，把常态化培训融入到学校或者社区里面。
疲惫中前行，程飞的公益之路像陀螺一样已经旋转起来，虽然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但是程飞依然在思考中前进着。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有心理咨询师证书吗?”这样的问题让想去为灾后做点事情的海归张媛，一度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2008年，张媛刚从法国回来，做了三年紧张的SAP咨询顾问之后，正处于休息调整状态。地震发生时，张媛正身处大连，边看电视边流泪，赈灾的场面让她至今记忆犹新。于是在捐赠的同时，张媛也开始思考自己能做点什么，才能释放心里的不安。
在当时的认知里，觉得只要是大学生就能去支教，于是抱着想做老师或者心理疏导、陪伴小孩等想法，询问了四川、贵州等地的机构，但是得到的却是没有资格的回答。“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问的地方不对，很多机构其实是不需要这些证书，就可以当志愿者的。”张媛解释说。
直到2009年初，张媛看到深圳义工联在招募志愿者，去非洲支教，要求法语，这让张媛感觉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因为有国外的工作经历和会法语，张媛从8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去到非洲的多哥等地，一呆就是一年。
2010年回国后，张媛进入到深圳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任副秘书长。直到这时候，张媛还是以路人的心态在做公益，遇到了很多的不真实的事件之后才开始变得理性。
张媛是一位不喜欢一成不变生活的人，回看这10年走过的路程，正是因为公益行业一直有新鲜的事物在吸引着她去尝试，去挑战，使她在公益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最初做志愿者，到任职深圳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副秘书长的感性公益，又经历了创办公益机构，再到去北大学习充电，一直到现在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张媛自嘲“一直在不断的被现实打击中实现自我的成长”。
在张媛看来，汶川地震“震动”了一批人——大家面对灾害而又无能为力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很多人希望能做点什么来弥补。这其中就有些人，因为在捐款和做志愿者的过程中，发现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知不觉就一直做了下来。“隐隐约约是抱着补偿的心态在做事情”，张媛说，公益是需要耐心和专业来做的事情，激情的进入，最后能留下来的肯定是经过了理性思考的人。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在北京新华人寿大厦19层的办公室里，周健先是感觉楼房晃了一下。朋友对他说：“地震了?”他说：“是。”接着又晃了第二下，朋友书架上的毛主席像掉在地上，摔碎了。
他们匆忙从楼梯往下走，下到7楼的时候，发现下面的人并不知道地震了。这时候，周健接到姐姐从四川打来的电话说地震了，要回家去看爸爸妈妈。他没有思索地对姐姐说，北京也地震了，我正在往楼下跑。
说完，他把电话挂掉了。
在楼底下等待的时间里，关于地震中心的消息乱七八糟，说哪里的都有。周健再回到19层的时候是三点零五分，新浪网发出了第一条地震消息，震中在四川绵阳。他急忙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一个也打不通。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反应过来可以发短信，幸运的是，所有的亲人都没事。
什邡是汶川地震的极重灾区。13号一早，周健给在什邡的姐姐打电话，姐姐说，她在楼上拿米。周健在电话里喊道：“你要钱不要命呀!”姐姐说：“大街上睡满了人，没吃没喝，我拿米去给他们做点饭。”
姐姐的话让周健开始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
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周健接到新浪论坛阿莲打来的电话，说有网友捐赠的物资想运到灾区，要他捐运费。周健开始找货车，货车说不去四川，地震了，油都加不上。于是他就想到走航空，用飞机运。包了一架飞机，可是网友的物资又装不满。
周健和阿莲商量，决定在网上募捐物资。募集物资的途中，周健在成都的朋友陈妍找到了四川航空的免费飞机。当天下午，通过四川航空，他们的第一批物资从首都国际机场把救灾物资送到了成都，从成都送到了什邡，用在了地震伤员的身上。
整个地震期间，他们运送了上百架次飞机的救灾物资到四川。
在当地政府部门都瘫痪的情况下，有物流管理经验的周健，让物流联单在物资运送工作中的优势发挥出来，从而清楚地知道物资去了哪里。这次行动让周健对如何做一个组织化的公益行动积累了经验。
从2008年一直到2012年，周健大部分时间是在灾区度过的。在灾区的时候，只要一有空，就泡在当地群众家里，听他们讲救灾的故事，包括对政府、对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各种看法。同时做公益论坛的版主、拍纪录片，一直在做与公益相关的事情。
2012年，针对这几年灾后重建发现的问题，基于自己能做得好一点的想法，周健和什邡在京老乡，以及在什邡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王振耀、杨立新等人，发起成立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周健自己担任基金会理事长，主打两个项目：“一校一梦想”和“义学空间”，且这两个项目的核心对象都是孩子。
看似水到渠成，可是周健却自称是被王振耀“骗”进来的。
在是否决定要成立独立法人的基金会时，王振耀对他说：“一边做企业，一边做公益，岂不美哉。”但真正做起来之后，周健才发现，运营企业和运营慈善组织完全是两个相反的社会逻辑，运营企业讲究的是“闷声发大财”，做公益基金会则讲究各方面的透明。
长期矛盾下，周健权衡之后，关掉了自己的公司，他说：“关掉公司是我一个人的事，而关掉基金会是一群人的事。”
回看汶川地震，周健最大的感受就是志愿者概念的社会化，民间志愿者力量的崛起。“志愿者在之前是很狭隘的，但是现在尤其是在四川没有人不知道。民间志愿者组织虽然是优劣兼备，但毕竟是走出来了。”
2008年，向梅是一名中山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大三学生。5·12当天，正在上课的她在课间得知地震的消息。因为从未经历过地震，虽然家在四川巴中，但是并没有太多概念，师生也没有影响。直到第二节课下课才着急，但是一直都联系不上家人，到晚上才得知家人平安。
之后，向梅一直在盯着灾区的消息，直到5月底才回到四川，开始了志愿者生涯，断断续续地支援四川的灾后工作，并于2009年成为团中央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一员，成为全职志愿者，被派到汶川县草坡乡的一个援建工作组，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向梅暂时离开。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她再次回到汶川，这一次，是以全职公益人的身份——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汶川县水磨镇社工站的一名社工，从校园文化建设、妇女自组织、老人自组织建设等角度，支援灾后重建工作。汶川的服务稳定后，又兼顾启创在四川北川、绵阳、成都等项目点的协调、管理工作，这一来就是6年，直到2016年9月。
为了沉淀已有的经验，更深入、系统地学习公益、慈善知识，2016年9月向梅来到北京脱产读书，读书之余仍心系乡村教育，通过“一校一梦想”等项目支援乡村学校发展。2017年底出任现在这家企业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负责基金会的日常运营、项目开发及管理工作。
“来北京后，我发现很多基金会的项目更多是在追求规模，对于人的深度关注可能要少一些。”向梅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虽然专业对口，但向梅说，如果没有汶川地震，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做全职公益人。
在6年的社工生涯中，向梅感受最深的是这个行业真的是以人为基础。对于困境中的人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需要有人去从事这个工作，通过精细化的服务去陪伴他们成长，也少不了推动和链接那些愿意做公益但没办法做全职的人的资源。当然，这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从整个行业发展角度而言，向梅认为，汶川地震后，无论是从政府方面，还是从专业度、外部资源等方面，公益行业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四川的政府相关机构而言，比如民政部门和团委等，无论是政策还是支持力度都比较明显;灾后公益慈善多以项目方式开展，志愿者的生态逐渐建立起来，出现了很多的职业公益人，公益组织也逐步发展起来。另外，外部的培训资源也进入四川，比如台湾的红十字会来做督导班，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公益人士。
2008年5月12日下午，时任某集团公司高管的王娟正在杭州办公室工作，突然她感到一阵眩晕，刚开始还以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但很快发现是地震，和同事们一起疏散到楼下后，不久就接到了四川地震的短信。“当时看到手机上的短信，还没有意识到此次地震的严重。”王娟说。
看完央视对地震的报道之后，王娟直接冒雨开车去了附近的银行捐钱，因为这是第一次主动捐款，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捐、要捐给谁。最终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选择了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中国红十字会。不久她又和集团内其他高管，每人拿出一个月的工资由集团统一捐给灾区。后来集团又组织捐一个月的工资。
但这些钱捐到哪里?怎么使用的?王娟好同事们不知道，也没有再问询过，也没有收到任何回馈。这种不关心去向的捐赠行为恰恰成了日后王娟在从事公益中最担心的现象。
2009年开始，王娟受一位企业家朋友邀请，先后帮忙打理两个公益基金，王娟本以为凭借自己丰富的管理经验，帮忙做公益是做好事儿可以很轻松，很快她就发现公益领域有大量知识需要学习，也有大量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两年后，企业家朋友决定不再延续两个公益项目，而这时王娟开始认真思考，只有打造出公益品牌，才能让公益项目避免对个人因素的依赖，走上专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王娟决心全职投入公益，经过半年调研，她将项目聚焦在听障领域，并联合三十几位播音员、主持人在2012年3月2日共同发起了“爱的分贝”公益项目，并担任项目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从听障儿童及家庭面临的多重困境入手，从医疗救助延展至学前教育支持及机构赋能，建立起全场景、一站式的听力公益服务体系。2016年8月31日，北京爱的分贝公益基金会成立，王娟出任理事长。
成为全职公益人之后，王娟面临了在商业领域里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了央视主播的光鲜，也没有企业高管的优渥待遇，如同一场公益“创业”，缺钱、缺人、缺资源，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一次筹款活动中，爱的分贝一位资助儿童的母亲，受到了主办方不友好的对待，王娟心里非常难受，回程路上她望着窗外景色眼泪止不住地流，有那么一瞬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是否该在这样的场景中，车抵终点，她默默擦干了眼泪，决心继续前行。
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王娟表示最害怕的就是不关心捐赠去向的捐赠人。“我们希望捐赠人对我们的项目有了解，知道在哪里看项目反馈，毕竟我们是做公众筹款的。”王娟表示，去年爱的分贝项目筹款是2470万元，公众筹款占到了约70%，都是小额捐赠。
“公益让我变得成熟和丰富了。”王娟总结十年公益历程。从自发性的公益行为，到转型跨界深扎公益领域，她最满意的是，机构成长再困难，她也没有因为缺钱拒绝过一个符合资助条件的听障儿童，目前爱的分贝已经资助超过4000个家庭。作为“爱的分贝”的亲力打造者，她和机构理事们都将继续关注听障儿童的成长，“只要有一个孩子，因为我们的项目命运得到改变，这件事就值得继续做下去。”
2008年，湘灵(本名钟铁华)刚从北京辞职销售经理的职务回到长沙的家里，照顾老人。地震发生时完全无震感，直到有电话进来说地震了还是不信。
因为有媒体朋友的原因，湘灵此后一直关注着地震的情况。
震后两天，小区里出现了红十字会的募捐箱，也是在这时候，湘灵才知道人人都是与公益有关的。湘灵当时的想法是“我就不穿着高跟鞋去灾区添乱了”，就在小区的捐款箱里捐了个吉利的数字——666元。
这之后，湘灵参加了天涯义工，管理上虽然是比较原始的状态，但注册人数有6000多人。可是义工平时只是去看看老人、孩子等，这让湘灵感觉并不满足。
直到2012年，湘灵在一次旅游中接触到了金三角风情区国军的93师，讲解员就是他们的后裔，其眼中流露出的绝望、冷漠深深触动了湘灵的心。
从那之后，有着军人情节的湘灵找到了“老兵回家”的发起人孙春龙，开始了帮助老兵的公益之路，从项目助理到筹资官，再到传播，一直路干到2016年。
如今湘灵正在做长江265公益计划的执行长，关爱深山老人，做留守老人的居家养老，虽然筹款不多，但是她一直被山村的自生力感动着。“我想把公益带到空白地，摒弃光环，从一开始就让他们财务严谨、理解利他、有同理心，学着与政府合作。”这是湘灵目前的想法。
在汶川地震救援中，湘灵感受最深的是联合救灾，她认为因救灾搭建的体系不仅仅是用于救灾，而且是团结了公益团队，无形中搭起了一个网络，让其他的社会问题以其为依赖，慢慢向专业化发展。
她说：“相信的力量在公益实践里很重要，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无论是灾后重建还是社会问题，都可以解决。”
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身为华夏时报编辑的张世杰刚从秦皇岛出差回京。车还在京哈高速公路上，就接到了女朋友关心的电话，这才知道地震了，当时女朋友在北京的办公楼里，因为有20多层高，晃动得厉害，人都站不稳。
作为希望工程曾经的受益人，张世杰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一直都在接受资助。所以早在2006年开始就一直在做志愿者，同时发起了西部温暖计划项目。
地震发生后，张世杰在深刻感受到中国民众对于社会责任意识崛起的同时，除了捐款也亲赴地震灾区做志愿者。这过程中，他发现当时的捐款捐物很盲目，只要是去到汶川的就行，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涌过去之后，后期追踪是没有的。
这让张世杰在其后的西部温暖计划运作过程中开始了摸索与改变，并于2012年开始全职做公益，出任中国青基会兰花草艺术基金的秘书长，做艺术启蒙教育。同时继续开展西部温暖计划项目。
张世杰最初觉得公益行业很简单，自己喜欢也比较擅长，但是真正进入之后发现很多困难。团队、资金、资源的缺少，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但是张世杰仍然明显感觉到能力的不足，需要去专业学习。
时至今日，张世杰在公益路上又开始了新的征程，2018年2月，张世杰发起成立了北京乐予慈善基金会，继续在公益之路的探索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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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于俊如
责任编辑| 高文兴 微信编辑 |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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