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公益年会嘉宾会客室 | 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我为什么老被骂？因为我试图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
“我为什么老被别人骂？就是因为我试图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说。
在为数不多的公开报道中，曾晓东的观点总能引起争议。作为教育领域的专家，曾晓东更多的是在踏踏实实地做调查研究，是典型的研究型学者，推动政策改变的同时，也成为很多公益组织的智囊。
翻开曾晓东的简历你会发现，她在基础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县级早期教育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并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等多有合作。
在曾晓东看来，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是，应试教育框架下县城的超大规模学校和小规模村小并存，处在一种两极化的状态下，也好像找不到破局的这个开口。她用“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来形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所面临的现状，剩下这一部分将是最难解决的问题，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
而公益组织作为社会发展力量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工业化体系缺少“人”的情况下，能够引入“人”的资源，能够引入创新等智力资源，能够推动教育改革。
但是公益组织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以情怀代替一切，到了该说不的时候了。”曾晓东说，公益组织需要从资源给予转变为给思想，给新鲜的空气，给新的思维方式。而这也仰赖于公益组织的专业化发展，与公益组织相关的一些配套法律也亟需做出相应的修改。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完成中央脱贫攻坚目标的关键年份。这其中，教育是全社会的寄托。如果要从容面对中国未来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赢得国际竞争中主动的战略资源，也从根本上解决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问题，人才的培养、教育的扶持是关键。
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曾晓东作为教育领域的专家受邀将在年会上，从教育的角度做分享。
在此之前，《公益时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相关话题做了采访，以飨读者。
《公益时报》：您曾参与联合国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也曾做过北京地区基础教育的调查，更是给公益组织出谋划策，请结合您的经历与调查成果，谈谈我国当前基础教育的现状是怎样的？
曾晓东：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教育整个呈现衰落状态。大部分人都走了，跑到城市里去，留下来的就成为最少的或者最后的那15%。“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这15%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农村教育目前存在的一个基本状况。
从现象层面上讲，县城的中小学人满为患，很多到了八九十人一个班。反之，村子里面的小学多是四五十人。在农村，真正还在乡村里面居住并且把孩子留在乡村读书的人，只是很少一部分了。
从资源配置上讲，这给政府配置资源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方面，再小的学校也得派老师，老师还越来越不愿意去。过去民办教师在很大程度就是农民，现在老师是城市的人，“开车去上课，下课开车回家”。这时候再派到山区去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另一方面，小规模学校管理成本也很高。
2012年前后，教育部就希望能够合理地进行撤点并校，因为有节省资金、节省工作难度、解决派老师难、提高教育质量等诸多优点，地方政府将这个事情迅速完成，但是因为操作过急而不得不叫停。
可是农村小规模学校究竟应该怎么发展？
目前是，农村小规模学校与县城超大规模学校和超大规模班级并存，教师的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教师作为国家公共雇员的属性也越来越显现出来。教师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部门的雇员，而不是乡村社区的组成部分，结果是越来越和乡村脱离了。
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来说，因为大家处在一个大规模班级的教学里面，完全的应试教育，县城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改革非常难以突破，教师的配置也很难体现效率。
而农村小规模学校，由于更多的人离开，导致学校的教学质量或者教学秩序，非常不正规，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从人文的角度来说，教师越来越成为公共雇员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越来越脱离乡村社区。
结果是，应试教育框架下县城的学校和村小都处在一种两个极化的状态下，都好像找不到破局的这个开口。
《公益时报》：这样的问题有解决的办法？
曾晓东：教学改革没有办法推进，大家都还是沿着应试教育的轨道在走，甚至小学也是按照这个轨道在走，这就没有办法适应新的时代，培养孩子们一些核心的素养。老师越来越成为公共部门的雇员，而不成为农村社区的组成部分。
在《小学老师为什么这么忙？——典型一天的制度分析》一文中对老师的观察发现，老师的工作里面有1/3多一点才是做它的本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应对整个行政体系对他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在工作时间分配上来说，他已经变成了公共部门的雇员，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远离农村社区。
中国目前的教育就进入到了发达国家大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的水平阶段，就是体系化、完善、规范，完整地按照官僚主义的这套规则来运行，程序主义、程序正确越来越突出，大概就是这个目前的状态。
《公益时报》：教师越来越脱离农村社区？只有1/3的时间在做本职工作？
曾晓东：农村社区是指农村的社会生活，农村学校是农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小孩子表演节目、参与农村劳动，就是农村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以村为单位，家长对老师非常了解，能够随时交流。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乡村有一个大门关上了，不允许别人进去。在村里面工作的老师和当地村民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不认识，因为他们是行政体系派下去的，团队人际交往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农村社区的。
这样一个体系化的，从上到下分好多层的庞大教育体系，我们称之为“体制官僚主义”。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从过去村村办小学、很不正规，到今天完全正规，变成一个完全庞大的整个工业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是工业化的产物。
教师身处这个体系当中，大部分时间要用来应对行政体系要求的公开课活动、精神文明创建、精准扶贫、各种评比等等，因为老师是财政供养人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进步的表现。
大家不要用过去田园牧歌式的东西，来追究今天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乡村的生活不是那么美好，工业时代建立起秩序，是标准化和程序的开始。现在整个的教育从课程、考试、课标等完全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社会时代的教学体系，很了不起，当然问题同样很多。
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它没有完美的，公共政策就是妥协。我为什么老被别人骂？就是因为我试图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
《公益时报》：最后这15%该怎么解决？
曾晓东：“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15%是要占据你整个经历里的一半，你才能够很好地解决，所以现在还没有解决办法，还在探索。
现在建立起一个符合工业化时代的庞大教育体系，好吗？好！规矩、标准、完整！但是它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它是非人格的，只有机器，只有秩序，只有标准、程序，没有“人”。
不管是乡村学校，连大学现在是这样，没有“人”。
《公益时报》：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社会慈善捐赠总额达1499.86亿元。其中，社会捐赠关注最高的领域是教育，占捐赠总量的27.44%。在您看来，公益对于改善基础教育，尤其是西部基础教育有多大的作用？成效如何？
曾晓东：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各国对于教育的社会捐助都是占大部分。所以这些年来，对中国目前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农村或者弱势群体的教育关注最多。其实有很多报道都是从公益组织出来的，就是他们在做公益的过程中，发现了农村教育或者是弱势群体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小规模学校，最后剩在农村的那些孩子、打工子弟学校等，这些都是公益组织关注的话题。
但是目前，很多文章说，农村的校舍、图书、技术设备等都很不错了，还应该怎么弄？公益组织也面临着转型。
这个过程当中，公益组织面临的转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么庞大的机器转型起来比较难，一个老师在这里边就是个螺丝钉，能动性有限。公益组织还是应该作为一个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些新的东西给引入到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里面去，所以要从过去替政府干活，转变为要做一些政府干不了的活，比如说创新、改革。公益组织可以引入一些智力资源，从给东西转变为给思想，给新鲜的空气，给新的思维方式。
《公益时报》：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的案例？
曾晓东：农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教学非常难以改变，有些公益组织开展的支教活动、引入新课程等，能够给这些孩子带来一些很快乐的东西，开始有了“人”的存在，有了人与人的尊重。
但是，因为支教的历时比较短，技术水平以及支教本身的装备、培训质量，我觉得还不是很高，所以公益组织现在要从那种资源提供走向专业支持，就变得非常考验人了。
目前我觉得有两个项目做得还不错。一个是西部阳光基金会的桥畔计划，在学前教育这块，做了一个房子，可以拆解，随便流动，房子里边配了材料、标准、教师的培训要求以及教师的教育课程等。这相当于一个工具包，用一个物理盒子，把它的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培训标准等等都打包在里面，特别适合偏远地区的农村幼儿园教育。
另一个是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的素质教育幸福课，针对的是农村孩子的心理教育问题。从内容上来讲这是农村最需要，但是开发不了的。幸福课提供了整套的支持体系，内容、课标、培训，课本等，打包的是全套的支持。
农村小学创新能力有限，这种工具包对农村小学来说好用，就能够启发其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公益组织是解决是最后一段路程比较重要的力量。
因为它灵活，可以动员更多资源，在庞大的“大象”面前，它是变革的力量。公益组织一定要迅速地实现转型，能从资源给予转向技术给予。
另一方面，随着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公益组织要从帮扶整体的贫困状态，转化为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个体，这个是长期存在的。
《公益时报》：目前，身边孩子的家长普遍处于焦虑状态，给孩子报各种的课外班、兴趣班，而且这种焦虑逐渐蔓延到三四线城市，您怎么看当前这种现象？根源是什么？怎么破？
曾晓东：根源是社会流动，焦虑是这个时代典型的人格特征。
在过去这40年间，人与人之间的变化太大了。因为大家都是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一部分人原地踏步，改变比较慢，另外一部分人改变比较快，所以我们都特别想迅速地改变，能够抓住各种各样的优势，害怕被落在后面，所以这是整个社会焦虑。
任何一个刚刚发展的社会，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人都不可能不焦虑，这是前提。
如果放大视野就会发现，焦虑是变化的副产品，只要变化都会焦虑。我特别强调大家的理性，要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格局。变化快所以你焦虑，但是因为变化快，所以大家在进步，你说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呢？不好讲。但是总体上来讲，感谢我们今天还能够焦虑的这种状态。一旦不焦虑了，就颓废。
《公益时报》：具体到各种课外班呢？
曾晓东：课后学习分两部分，一种叫做课后补习，补得是校内的东西，为了竞争；另外一种叫做素养类，钢琴、跳舞等课后兴趣班，为了追求有品质的生活。
从课后补习来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升学压力，升学又和国家的分配——“学区制”或者说办学的资源配置联系在一起，整个教育体系的建设是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业社会教育体系。但是为了防止竞争，应该建立明确的学区制，从中小学阶段就根据学区，明确招生范围，避免学区和学区过度竞争。
但是，因为当时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不足，经常以竞争来代替配置，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以升学为目标，而没有考虑到关于资源配置的问题。
作为标志之一，过去每个县都有县一中，非常好。现在大概每个市都会有一两所非常棒的中学，县一级的就不行了。为什么？
因为市里的超级中学被给予特殊的权利，可以跨越学区范围、跨区域范围，到县里去招生。这样，处在上一等级的教育机构就不停地从下一等级的教育机构里面挖取资源，然后就越来越大，越来越了不起，这样的竞争机制就是“赢者通吃”。
“赢者通吃”本是经济学上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但在教育领域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用。它不是强化关于划片或者是区域招生制度，而是建立起了竞争性招生的制度，服从市场的机制，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很多末端的教育机构，时间长了，就带来对下一层失败者的淘汰机制。
比如“超级中学”衡水一中就是个典型。典型的跨区域招生，在河北整个省里去掐尖招生，然后把很多县一中，乃至市一中都给干掉了，这在市场经济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教育来说，可能就存在问题。
补习之所以越来越厉害，是因为要适应这种竞争机制。以筛选唯一为特征的一种竞争机制，而没有强调区域和区域整体的这个社会服务体系的架构，是有关系的。
从课后兴趣班来说，反映了人们想过一种有品质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就有同学坐着火车到市里，请老师教小提琴。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希望能够富裕了，同时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素质。
但是，过去破坏的东西太多，导致我们这一代人，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道什么叫做有素质的生活。
我们经常是采取一种表象的方式，把会吹会拉会唱，叫做有品位、有素质、有教养的，但是没有把心灵当成是组成部分。
有很多孩子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英语特别流畅，但是却没有一个有趣的心灵，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所以看上去都是课后学习的事，但实际上，一种是竞争的原因，另一种实际上是这个社会，长期以来缺乏文化或者是富裕起来的文化的引领。
《公益时报》：您本次的演讲主题是“如何在真实场景中培养坚强的下一代”，可否简单讲下您的主要观点？
曾晓东：什么叫真实的场景，我想真实的场景，首先就是现实的生活。
我很反对有些育儿节目教给大家，你应该怎么当爸爸妈妈，那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有的妈妈在对待孩子学习问题上，都会发火，所有的夫妻都会吵架，哪一对夫妻过几十年没有走到离婚的边缘这种场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不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完美的世界观。很多校长都说，孩子要是都达到小学生守则那样的标准，那不成了圣人？
国家文化里有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目标的道德化。他不是目标的底线，不是对人要求的底线化，而是对人的要求的道德化。道德是可以提得很高的，这就是我们国家法律意识不强的一个体现。
我希望社会能够让我们看到社会的真实，那些爸爸妈妈焦虑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真的害怕孩子不行。
如果你是焦虑的孩子父母，也不要去学别人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你就是这样的，就带着孩子放松，努力让自己放松，在这过程中给孩子以鼓励，培养他坚强的品性。
如果你是闲云野鹤般的孩子父母，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用我50多岁的人生经历，我可以这么说，差不多，最后孩子的发展差不多，除了有极少数13.7%的孩子非常突出的以外，大部分差不多，68%的孩子都很一般。但是你要鼓励自己的孩子，要有勇气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不受影响，这样也可以培养坚强的下一代。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小孩，也没有完美父母。犯错不怕，只要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都有可能把这个事情给它调整好，把损失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里面。
这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用现存的目标去作为唯一的目标，要让孩子有勇气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坚强地活下去，而不是为了那个目标去牺牲所有的一切。
总之就是，从正确的目标走向正派的目标。
《公益时报》：对于年底的中国公益年会，您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中国公益年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平台？
曾晓东：以情怀代替一切，到了该说不的时候了。希望公益组织能够提出关于转型的这种诉求，强调以专业化代替情怀进入公益领域。另外，应该修改和公益组织相关的一些配套法律，比如管理费问题。公益需要专业人才来做专业服务，希望有平台能来做推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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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俊如
责任编辑/ 高文兴 排版/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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