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公益年会嘉宾会客室 | 张醒生：中国将出现绿色群体 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结构
“如果反顾我个人的经历，我其实感觉我和改革开放40年是密切关联的。”道同资本创始合伙人、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醒生说。
1978年，对于刚从大学毕业的张醒生而言，就像一道时代分水岭。
1978年之前的他，受制于成分的限制，从红五类革干子弟到“反动”黑五类，命运被动的随着身份地转变而改变，随波逐流。
1978年之后的他，则开启了主动掌控的人生，从国企骨干到跨国公司高管，再到美国上市公司CEO，他完成了职业经理人的蜕变；而从企业到公益组织，再到创业成立投资基金，他完成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转变。
他说，自己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随着时代转变而转变，跟着时代前进在前进，因此，这40年才没有被时代甩掉。但实际上，每一次的转折，都是他主动转向，而每一次选择都踩在时代的脉搏之上。
与改革开放共同前行40年的张醒生，依然忙碌着。白天处理跟商业有关的事儿，晚上或者周末处理公益方面的事情。
在张醒生看来，之所以能够与马云、柳传志、马蔚华等诸多大企业家一起同行，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同行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他说虽然有时候也会累，但是累也是一种快乐。
因为，他参与的五六个公益组织中，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与这些在各自领域里有专长的人聚在一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也因为，要做的公益事情太多，你永远都不嫌钱多。
个人经历与改革开放40年密切关联
《公益时报》：公益和商业，您的经历看似不相干，却又感觉有章可循。您如何评价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历程？为什么会在两个行业里奔波？您在做选择的时候看重的或者说吸引点是什么？
张醒生：1978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在北京电信管理局上班。但那时候的身份是工农兵学员，知识面不宽。70年代的生活节奏也很慢，一天下班后，我推着自行车和师傅在长安街上边走边聊天。当时广播里正播放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国要改革开放了，要搞十大建筑，十大石化基地等等。来开会的大巴穿梭在街上，当大巴车在我们身边走过时，那种轰隆隆的响声，就像一种时代感撞击你的心灵。师傅说，你看中国要搞这么多进口，一定得用外语吧。师傅学俄语出身，想继续学俄语，而我觉得英语用途更广。没想到就是这次聊天，我的命运从此开始有了改变。
因为自学英语，我迎来了人生的两次选择，两次选择的标准都是三项要求：大学生，会外语，年龄在30岁以下。
第一次在1981年。国家要选派访问学者到海外留学，有6个名额，100多人报名考试，我以第6名的成绩入选，并作为预备出国人员被送到北京语言学院去做外语强化培训，这使得我在80年代初期，就掌握了一门跟外界交流的很强有力的工具。
第二次在1985年，国家要培养“第三梯队”后备干部。虽然在当时出国进修有着巨大的诱惑，但我认为中国正在高速发展前进，机会更多，因此还是选择留下来。就这样，1985年，我就被作为部委第一批提拔的年轻处级干部上岗，负责海外的合作。
“不会不回来吧？”领导这样问，“放心吧！”我如是答。
每次出国之前，都会有以上的对话。在80年代，一般不允许单人公务出差出国，要求团组出国。但是由于执行一些紧急国际任务，有时候会突然一个人带着一堆现金就飞走了。我有一次带了两万多美金飞中东，这在当时不是小数。那时候也确实有一些人卷了国家钱就失踪了。
所以从80年代这个脉搏点上，我基本上就是踩上改革开放的点，而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特别的。
1989年，由于一些外部的情况，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状态有所变化，而此时再回到出国留学的道路上又晚了，所以决定改变身份去跨国公司。因为我坚信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一定会有更好地发展前景。所以在1990年的元旦，我正式加盟爱立信，一干就是13年。
整个90年代，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突飞猛进的10年，大量的跨国企业带着资本和品牌、人才进入中国。虽然90年代也出现了中国民族企业的萌芽，但是基本上主体经济还是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天下。
这个时间点加入跨国企业有两个比较好的点，一个是，跨国企业一旦决定本地化，对员工、对管理人的培训是非常舍得投入的。在这10年里，我完成了MBA的课程，也去牛津大学、MIT等名校进修。
另一个是，跨国企业是全球最早应用互联网和应用整合信息管理，所以关于处理问题的思维、处理问题的有效性、复杂问题如何化繁为简等管理方式，对自己工作效率的提高和能力锻炼，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是在这里完成了跨国职业经理人的蜕变。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我看到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迅速崛起，未来的中国经济，民营企业一定会登上大舞台成为主角。所以我在爱立信成立了本地合作部，和中国的一些已经和即将崛起企业进行接触交流，支持他们成长，或者跟他们一起成长。并且主动组织他们组团去北欧深入考察，体会北欧几国企业核心能力、小国大公司的发展经验。现在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如陈东升、郭为、王中军等那时企业规模还不大，但成长迅速，他们都参与过我组织的考察。
到了2003年，我深刻地感受到未来的世界，将是移动互联网的天下，像爱立信这样百年老牌的企业，虽然已经辉煌了100多年，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大批类似的百年企业，将可能被历史淘汰。所以在2003年，我离开爱立信，参加到中国第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亚信，并且从事的软件是中国互联网的骨干网络。
在我自己40岁时，我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50岁退休，做自己爱做的事，把时间留给自己，把空间留给自己。
2005年7月，我从亚信集团总裁兼CEO职务上退休，不再坐班，开始了一段自由时期，本以为就这样度过余生。
但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刺痛了我，看到的是天灾，更多的可能是人为的因素。因为那个地方本来不适合建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和稠密人口区，可是2008年的时候，人口已经非常密集，损失巨大。我当时不仅积极捐款还主动承担汶川大地震的救助项目，到了现场以后，感觉人在大自然面前，实在太渺小，所以一旦我们把大自然的平衡破坏，大自然一定会惩罚。
此时出现了一个需求，全球最大的自然生态保护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希望以中国为中心和总部成立一个包括大中华地区、中国周边的蒙古、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新区域——北亚区，TNC通过我商界的好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助TNC完成这一目标。一方面，是因为大自然保护协会自1998年进入中国后，做的不太大，局限于云南、四川等一些边远地区，急切地希望能够在中国获得发展。另一方面，过去TNC用来保护中国生态资源的奖金，都是美国人出的，现在是时候中国人应该站起来，为自己的家园贡献力量。所以我也很有感触，觉得这真是一个时代要改变了，中国人应该站起来。
我跟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全球管理层达成一个协议，帮他们做完三个事儿之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第1，中国人用自己的钱来保护中国自己的大自然，如果可能的话，中国的资本还可以输出到全球，来保护全球的大自然；
第2，提高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中国的知名度；
第3，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本土机构和成立TNC中国理事会。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期计划来达成目标。这五年中，我组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中国理事会，请到包括马云、柳传志、牛根生、田溯宁、吴建民、周其仁等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商界领袖和学者。这些商界领袖和学者本身也都是公益行动的热心参与者和生态保护的积极贡献者。每个人都能够出资、出力、出资源；此外，请马云出任大自然保护协会第二届、第三届中国理事会的主席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董事会的董事，马云对自然生态保护有内心的激情。
2013年，受《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影响，很多企业家成立了公益组织。在完成资金与品牌的两个目标之后，我也改换了身份。2014年，我组建了两个投资基金，用于投资新兴的产业，希望能获得比较好的收入，能够继续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第二，我发起了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开展了恢复中国曾经的主要淡水鱼类品种——大马哈鱼（Chum Salmon，驼背三文鱼）。
经过40年的阶段性变化，我其实全是跟着改革开放的时间点。
突然想学外语，然后赶上国家要提拔出国人员和第三梯队干部；90年代正赶上中国的开放力度扩大，坐上了跨国公司的大船，赶上移动通信高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后移动互联网到现在方兴未艾，继续的高速发展，我又坐上一艘移动互联网的船；2008年，生态环保成了中国很重要的事情，习总书记提出“不管金山银山，都是绿水青山”，国家生态环保政策的调整，成了国家的Number One。某种意义上，我做的事都是跟着时代转变，成了一个随着时代而弄潮的弄潮儿，因此我才觉得这40年没有时代甩掉，而跟着时代前进。
公益与企业的管理不矛盾
《公益时报》：此次参加公益年会，您是以企业家和公益组织带头人两个身份参与，可见您对两个身份的认同，不知道您如何理解这两个身份？工作中又是如何转换的？您是以企业家的视角在做公益，还是以公益的视角在做投资？二者的视角有什么不同与相通之处？
张醒生：首先，在管理上，两个身份并不矛盾，都是对人的管理。在商业机构也好，在公益组织也好，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组织中的人，对人的管理。但是中国的公益组织比较艰难，并不是取决于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国家规定公益组织中人员成本支出不得超过公益支出的10%，所以就限定了优秀人才进入公益组织。比方说在大公司拿着几十万到几百万年薪的人，除非他有理想，放弃高薪，到公益组织来拿每年十几万的年薪，天壤之别的差距，这是制度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国家的放开，这些限制也会有所改变。尤其像现在，私募公益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他们能不能招聘到更高级的人才？国家可不可以对私募基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定？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公募基金会拿公众的钱，你来控制，我们不反对，但是私募基金会、家族基金会，拿自己的钱来干人民的事，国家不应该一刀切。
其次，目标管理。很多公益组织最关键的问题，没有把做商业机构的目标管理，纳入到公益组织中来。很多机构就是大家都奉献爱心，都挺热情，但是干完了以后，能不能离目标更近？在商业机构中，已经很成熟的办法，在公益组织中完全也可以做到。把行动分解下变成可执行、可度量、可检测的商业目标，也就能实现。
《公益时报》：在环保领域这些年，您与这么多大的企业家合作，如何做到的？
张醒生：首先，公益的事情肯定是大家一起做，做投资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多人一起做。其次，我自认为在公益领域，算有信用的人或者有口碑的。我从事的公益行动，一定有结果。比方说，2000年开始保护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当时被盗猎分子杀的只剩下几万只，现在已经恢复到三四十万头，真正摆脱了濒危。我参与发起的不吃鱼翅行动，经过两年努力，国家出台规定，禁止鱼翅出现在公务员宴请中。这些让大家看到，我推动的公益事业或者是环保事业一定要有结果。
每次跟大家谈之前，我会告诉大家我们要做什么，希望能做到什么样。比如发起永续自然环境保护公益基金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第一个公益的行动就是要恢复中国已经快要灭绝的大马哈鱼，而中国曾经是大马哈鱼也就三文鱼在北太平洋最主要的一个国家，但现在大马哈鱼在中国已经快灭绝了。我告诉大家，未来这可能是解决中国有机蛋白质供应最重要的一个公益行动。因为大马哈鱼不需要人养，只需要保护好它，三四年后，它就会从白令海峡自然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河，而且不需要任何人工饲料。所以我给大家定目标，就是八年或十年之后，我希望看到中国的大马哈鱼，在中国的江河里能够大规模地得到恢复，重现“瓢勺鱼”的盛景，从而逐步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蛋白质提供源。
《公益时报》：那您在选择企业家的时候更看重她们什么？
张醒生：企业家本身就应该具备一些公益心，而且有参与公益的积极性。现在每个企业都会有企业社会责任（CSR）方向或者行动，我们等于再提供一个渠道，让他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得到落地，可以把保护的成果变成自己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表现。
看得见的改变与未来
《公益时报》：改革开放40周年，环保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政府也将环保纳入政绩考核，根据您这些年从事公益事业的经历，您觉得有哪些改变了，哪些还需要改进，哪些很难改？
张醒生：现在在家要喝桶装水，出门要喝瓶装水，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生活状况。城市周边的农村，周边的河流基本上都被污染了。
还有空气污染，前两年开始的大规模空气污染治理，有所改善，但是今年又不得不让位于经济下行的压力而有所缩减，指标有所调整，之后北京的雾霾又卷土重来。
所以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有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治国大略之一，生态自然环境保护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很高兴地看到，最近几年中国的基本国策已经包含了生态文明内容。
现在我们看到，PM2.5的影响，水的影响，土壤的影响，已经使得无数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领域进行改造。所以，新的创业很多将继续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以及即将到来的5G物联网里，同样，我一点不怀疑，未来的5到10年，中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领域，会出现一批非常棒的企业和非常棒的人。
中国新生代，尤其90后和00后，他们对于环境的敏感度，比老几代人要强烈得多，因此这是一个社会运动。我感觉中国正在出现一个绿色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将会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乃至某些社会结构。
公益组织增值保值该怎么做？
《公益时报》：《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您觉得这对公益组织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从投资角度对于公益组织的增值保值有什么建议或者途径？
张醒生：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公益组织可以把趴在机构中的善款，争取扩大，让这些善款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该怎么做？
公益组织通常不具备投资和增值保值的专业人才，而且，我个人觉得，中国在过去的5到10年，有很多家族引入了家族办公室这种模式，迄今，我没有看到几个成功的，因为真正专业的投资人员很难聘，开销收入都不菲。很多家族办公室请个年轻人打理，既没有独立的投资经验，又没专业团队的支撑，结果就是投一些风口，所以我看风口后面，有很多都是这些零零散散的一些家族或者个人的资金被“跟风投入”，风口一过，惨不忍睹。
2019年的新规定出来之后，公益组织该怎么办？
我认为，应该出现真正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专业机构，由可信任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机构来掌管公益组织的钱，让公益基金会集中精力作公益，手中有限的资金可以增值扩大做更多的事。
因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通常投的项目，既要有很好的商业回报，也有很好的社会回报，这样的企业往往能走得长。因为他正向社会影响会使得社会对他的员工、组织和老板的美誉度更高。所以在国际上，社会影响力投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潮流。
我正在参与组建中国第一支较大规模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请最专业的人来打理中国这些公益基金，保证资金的安全并且得到很好的回报，而且对社会有更好的影响。重要的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中，所投的企业是有高社会回报，同时又要有相当好的商业回报。
否则的话，公益组织就永远处在一种乞讨者的角色，跟人家要钱。
洛克菲勒家族在100年前就已经做出范例，洛克菲勒家族，把财产捐出来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及投资基金，然后每年按照美国规定投资收益中的5%拨付公益基金，做公益的事儿。投资基金投的规模越大，回报越好，公益基金获得的资金越大，这已经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公益时报》：您本次的演讲主题是“从CSR到影响力投资，以商业思维撬动公益事业新发展！”，可否简单讲下您的主要观点？
张醒生：过去，投资和社会影响力往往是分开的，在公益领域，公益组织不断去请出资人出钱，做社会的好事；在投资领域，投资基金则是不断地出钱继续扩大被投企业的规模，从而获得利润。
但是现在全球的一个趋势，能不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就对被投企业能够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如果这个被投的企业能够创造好的商业回报又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好处，我们称之为正向社会影响力，这样的企业就会被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关注并投资。
比如，比尔-盖茨和李嘉诚在几年前投了一个人造植物牛肉（Impossible Food），既解决了大规模饲养牛所排的甲烷对气候的影响和对草原的影响，又不影响营养和口味，既有环境的挑战，又有人类对于未来食品的挑战，这样的企业就是非常好的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目前其产品已经在全球推广，是非常好的范例。
社会影响力投资会引入一个新的评估标准“影响力系数”，而且是经过科学的论证的。未来，只有社会影响力的指标评估合格了的企业才能够被投资，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影响社会走向一个越来越好的方向。而我今天看到，中国有大量的投资是不符合的，风口来了，猪都能飞，最后发现猪真的没飞，砸到地上全是垃圾。
《公益时报》：对于即将举行的2018中国公益年会，您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中国公益年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平台？
张醒生：伴随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公益时报》举办这么一个大会，一定会成为公益组织以及弘扬公益精神的一个大平台。我期待这个大会对于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公益事业，弘扬中国社会的公益心，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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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俊如
责任编辑/ 高文兴 排版/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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