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策“赛跑”的民间控烟
中国吸烟者人数超过了3亿，并有 7.4 亿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的危害之中，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勾勒出了现阶段中国吸烟者的“生态全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因吸烟以及吸“二手烟”致癌死亡的人数已超140万。
2003年，中国政府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经全国人大批准，2006年正式生效。
十年间，中国公众对于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引起健康危害的觉悟有所增强，一些严格的控烟政策已得到了积极地推动。
这期间，一些民间力量自发形成的控烟队伍纷纷开始与控烟政策“赛跑”，力求与政策竞速。
12月8日，“第二届控烟志愿者大会”在深圳举办，这个由纯民间发起的大会却引来了数百名全国各地的控烟志愿者，他们自发为控烟“把脉”。
根据《公约》精神，推进控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立法实现全面无烟环境，保护大众远离烟草危害。
2007年开始，作为官方机构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迈向无烟中国”项目，选取全国20省的20个城市和20个县，推进无烟环境建设。
与中国疾控中心的政策推动不同，民间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控烟协会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宣传倡导，开足马力与控烟“政策”赛跑。
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吴宜群现在是民间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她的记忆中控烟更多的是大众对烟草认识的严重不足。
2005年接触控烟后，吴宜群认定控烟有长期价值，随后在她的建议下将包装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提示图片、禁烟标志变成马夹，让美女穿在身上，随着音乐一起进行时装秀，很快这样的一种方式将民众、媒体、政府领导都吸引过来，随后也有了禁烟宣传视频，她认为倡导的意义就达到了。
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进下，这个倡导项目实施5个月的时间里，有近一半的项目点通过人大和政协递交了制定、修改当地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政策的议案和提案。
吴宜群说，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涉及烟草广告的《广告法》也已经修订，多地实现无烟环境立法，让控烟者们看到了曙光。
自上而下出现的控烟“曙光”很快在2013年迎来了拐点。
2013年，四十多位院士联名致信中央，建议推进控烟。同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两办《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
在吴宜群看来，两办《通知》的下发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次由政府层面明确控烟领导应该带头“先干一步”。
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控烟人士多年来呼吁的国家层面立法。条例拟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同时，作为民间机构的新探健康研究发展中心于2015年12月8日发布了《控烟“三十六计”》。这部极具民间特性的控烟“计谋”，为控烟志愿者谋划着个性化技巧，使得出手必胜。
与吴宜群一样，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第三任院长、现为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克安也是控烟的“坚定份子”。在他看来，与社会动员迅速推进不同，控烟政策、制度层面的推进有时也异常艰难。
而正是由于政策推进的不易，使得中国在一些国际控烟会议上“中枪”。
2008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吸烟危害提示图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为由，对在烟草包装上使用腐烂的肺等图片提出保留意见。中国被与会的200名全球代表、民间组织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这样写道，“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随着2008年大部制调整等部门变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单位改为工信部，而“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也是工信部，成员包括卫生部等8个部委。同时，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国家烟草专卖局政企合而为一。兼容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履约机构，自然成为控烟运动的一种无形阻力。
王克安认为，要改革就彻底点，更多让控烟政策凸显出优势。
对于控烟来说，除了烟盒包装上印刷的“吸烟有害健康”等字样外，烟盒外印刷图形警示标志也越来越成为各国控烟的共识，但遗憾的是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通过印刷烟草图形警示标示规定。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早前向国务院等机构提出“警示图形上烟包的建议”提案，建议2016年起在所有烟盒上采用全警示包装，最大限度保护人民健康。
吴明称，“控烟立法、推动公共场所禁烟等，警示图案上烟包是一个成本最低的方法，效果也是最好的。因吸烟而导致疾病的恐怖图案，可以有效地防止新的烟民产生，尤其是年轻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群体。”
我国烟盒上尽管印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眼，但这种警示语特别小，如果能印上一个烟草警示包装，将对控烟产生积极效果。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烟草包装上至今还在使用文字警语，烟盒上的健康警语仅占烟盒正面和背面的30%面积，只使用了3条文字警示信息，没有提供有关吸烟导致的具体疾病信息，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甚远。
新探健康研究发展中心主任王克安讲述一段与烟草业“同堂”的经历，也许更能反映出图形警示标志的“威力”。
在王克安参加的一次烟草会议中，他强烈建立烟草企业能印刷图形警示标志，但烟草企业认为，烟盒上印刷图形更多应该是中华文化，王克安举出香港、台湾烟盒印刷上警示图形的例子，反问道这难道就不是中国文化?对方却无言以对。
王克安说，“不愿意放警示标志图的根本，就是利益在驱动。”
而相关数据也表明。当前，全球已有82个国家和地区强制实施上述烟草包装图形警示，其中60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其面积必须占烟盒正面和背面面积的一半以上。实践证明，采用图形警示包装将削弱烟草业将包装用作推销工具，提高包装上警告的有效性，遏制包装的欺骗，减少烟草使用。
“国际上已经有相当多的国家在烟盒印上了警示图形，并且图形面积在不断扩大，有的国家甚至上升到85%，但我国烟草业却不愿意推行这种警示图形，就怕影响经济效益。”王克安在第二届控烟志愿者大会上说道。
>>>>链接：控烟政策进行时
2003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唯一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公约。
2006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约》在中国生效，迄今已进入第十个年头。
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
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控烟人士多年来呼吁的国家层面立法。条例拟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截至2015年1月，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青岛、深圳等15个城市实施了无烟环境立法。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推出史上最严“控烟令”，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作者：张明敏
《公益时报》
来源| 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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