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背热词|供给侧改革与网络舆论
01
网络舆论具有“复杂性”
喻国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维媒介”是对于个人（权利、传播力、资源价值）的“激活”，网络舆论场的内容生产的主体是被“激活”的个人及个人联合体。因此，网络舆论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制定和构建一个关于舆论表达的规则体系。舆情管理者更多的不是通过内容的直接输出来管理和引导舆论，而是通过规制的构建、调整与实施来实现对于网络舆论场内容生产的总体把握与管理。”
简而言之，网络舆论场的规制决定其内容生产，而舆论场的内容生产又决定舆论场的功能与价值的输出。因此，要想构建科学合理且有效的治理规制，理解网络舆论及其生成机制的特性是其最为关键的前提和基础。
喻国明提到，互联网舆论场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其“复杂性”。由“关系赋权”新型社会资本运作之下的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产物的“复杂性”，简单地说就是诸多事物和要素的彼此缠绕和互相影响，从而形成一个与其诸要素表现不同的社会有机现象。“而复杂性思维就要求我们看到这些环节的关联与嵌套，并采取与之相称的对策措施。”
近日，因魏则西事件，百度、莆田系、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等事件责任方陷入了一场舆论危机之中。该事件被曝光后，引发舆论强力跟进，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大量转发，新闻媒体不断跟进报道，各种分析评论大量出现。
魏则西事件之初，网络舆情的主要内容处在对事件及问题本身的曝光方面，随着媒体报道的不断深入，莆田系、竞价排名、科室外包等事件问题点逐渐被挖掘出来，对百度医疗广告监管、医疗欺诈、国内医疗体系缺陷等诸多问题的思考随之浮现。
网络舆论与生俱来的“复杂性”体现在，一些看似简单明了的要素通过分层、分叉和分支，进而被某种发展所锁定，然后被放大，于是一种原来谁都没当回事的微元素、小事件很有可能会演进为一场风暴、一个趋势、一种潮流……喻国明指出，“这正如一块手表、一支烟、一个场合下的一个笑容，在网络舆论“复杂性”的作用之下，它们足以成为让当事人被民众监督和声讨的‘助推器’。”
02
宽容以待舆论
舆论场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内在的多元成分是关联在一起、无法拆解的，我们无法将网络舆论的正面效应及其负面影响拆解，只取其正面。喻国明以网络空间中的文明表达为例，认为这种追求不应当绝对化。“网络秽语的不利影响不应被过度拔高。只要不是蓄意的诽谤和攻击，对于网民们的各种表达意见应该给予足够的包容。如果脏话可以和假话、偏激的话以及断章取义的话同称为“错话”的话，那么要求在网络舆论场禁止脏话的同时，是否也要同时禁止假话、偏激的话以及断章取义的话呢？且不论我们在现实中能否真的做到这一点。即使真做到了，社会也不会因此而变得真的文明起来。”
网络语言——这种互联网世界独特的语言现象就反映了网络舆论场生命力之狂野而多样。2015年舆情热度最高的新生网络流行语中，“不要不要的、哔狗了、逼格”等就处在低俗语言的红线上，并且如潮水般广泛而迅速的传播。这时，我们对文明表达的追求和对“错话”的包容之间并不矛盾。
喻国明指出，“这就好比我们知道过量的三聚氰胺会对人体造成损害，但国家标准里却允许牛奶中存在微量的三聚氰胺。在不影响人体健康的前提下，在食品中加入限量的化学添加剂是被允许的。“纯而又纯”、没有任何微量重金属或农药残留的食品在当代生产环境中少之又少，难道我们要拒绝所有这些食品吗？对待网络上的“错话”同样也可以有一定的容忍度。我们对于网络舆论的治理规制应当顾及和尊重多样性的共处与兼容。概言之，在网络舆论场中，对于我们所不喜欢的“另类”因素的包容，与对于真理的追求其实是同等重要。”
从2014年开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经连续两年推出《网络语象报告》，关注互联网中网络新生代的表达，研究其网络用语，一方面对其中的低俗语言予以纠偏，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呈现网络新生代所使用的流行语特点，为媒体供给侧改革提供思路。
03
网络舆论自组织机制
“网络舆论场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这就是自组织功能。”喻国明说，“网络舆论场作为一个自组织的复杂性系统，是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特性。这种特性又叫复杂性的动力学特征。网络舆论场的这种自组织特征告诉我们，治理的规制应该为舆情要素的自我发展留出一定的自由度和活动空间，并用科学的态度遵从网络舆情生态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这样才能使得个人、集体和社会在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下有机地成长，舆情表达多姿多彩，在意见对冲与妥协之中‘各美其美’‘和而不同’。”
最近发生的许多例舆论热议的社会事件。和颐酒店事件、魏则西事件、陈仲伟医生事件，无一不透露出社交媒体时代，遭受普遍性问题的人借着任何一个个例发生，这是其他时代所做不到的。而在社会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主流新闻媒体和理性网民的引导下，显露出的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多数是朝着客观、理性的方向。
和颐酒店事件中，受害人弯弯的遭遇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个案，但经过新闻媒体的深挖和社交媒体的热议，快捷酒店深厚的巨大色情利益链条被暴露在阳光下。陈仲伟医生被砍事件更是如此，在非社交媒体时代，砍人者可能被简单地归咎为精神病，这件事也会被当作一般的社会新闻报道，而事件背后牵涉的医患矛盾、医生的生存境况问题就难以得到关注。
古斯塔夫•勒庞在他所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说道：“冲动、易变而急躁的性格，易受暗示和轻信的习惯，夸张而单纯的情绪，偏执、专横而保守的态度一同造就了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的群体行为。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野蛮和破坏性的低劣本能，却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虽说后者是群体成员对美德的无意识实践，却也部分体现了群体对个人道德的净化作用。”
网络舆论借社交媒体的繁荣获得发展，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声主体和发声角度的多元化，这或多或少也会让舆论朝着更为平衡理性的方向发展。
然而，喻国明指出：“网络舆论场的自组织，需要一定的表达空间和自主性的激活机制，舆论生成的典型现象一般是以“涌现性”为特征的。”所谓涌现性，是指在一个复杂系统的时间序列上的一种功能与价值的突然出现，我们可以从例如维基百科（Wikipedia）、知乎等媒体的成长中窥探“涌现性”的强大机制。我们会发现，当初微小的价值碎片、甚至某个看似无意义的“垃圾因素”，在适宜的进化规则和生态催化下，成长为一个个令人惊叹不已的奇迹。研究表明，涌现现象的发生，对于初始条件的某些微小变化极端敏感，对于进化规则的包容性也极端敏感。
因此，为了给予网络舆论的自组织功能以养分，网络的管理者需要对广大网民多一些包容和耐心。综上所述，尊重多样性、了解“涌现”现象的特殊形成机制，这些都是舆情生态系统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