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四胞胎丨谁才是真导演
深圳四胞胎事件
自4月23日起长时间占领微博热搜和各大社交网络头条之后，又在一次次被删帖、新热搜新头条出现、网友注意力转移之中归于寂静。四胞胎父亲蒋受廉的一纸声明貌似成为了此事落幕最具代表性的句号。
深圳四胞胎事件在网友的关注与传播之下，经历了剧情大反转和N次进阶的真相揭露。据网友总结，这出“全世界欠他们家一个奥斯卡”的年度魔幻大戏包括以下几幕：
第一幕，励志悲情剧：“自然受孕四胞胎，家庭重担压父亲”；
第二幕，家庭伦理剧：“暖暖的新家现端倪，重男轻女要不得”；
第三幕：商业社会剧：“股东之家受恩惠，转头却骂政府黑”。
网友在此事件的发酵与传播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知微数据”公众号发布了该事件发酵传播的过程。
此出年度大戏可以说是由蒋受廉一家自导自演，但除去显而易见的“导演”和“演员”之外，事件中另一种“角色”我们同样值得关注和分析，这一“角色”虽不是演员，但却堪称“副导演”和“宣传人员”——媒体。
与四胞胎家庭相伴的
媒体身影
首先，我们以“深圳四胞胎”为关键词，以时间顺序梳理媒体自2006年以来在此事中的表现。
第一阶段
深圳四胞胎诞生，媒体纷纷报道
蒋受廉的四个儿子是深圳首例自然受孕的四胞胎，在媒体眼中，此事当然具有相当大的新闻价值，“自然受孕”“深圳首例”等字眼无不表现出此事的新奇。
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长消息为代表，媒体不仅报道了四胞胎出生后的身体状况以及母亲谭超云怀孕及分娩时的辛苦，同时还讲述了四胞胎父母曾因家庭经济负担较重而曾想放弃这四兄弟的想法。
（截图来源：《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41岁高龄产妇昨日在深圳生下四胞胎》）
第二阶段
媒体追踪四胞胎成长
在媒体的报道下，四胞胎兄弟自出生后就成了略有名气的“小网红”，他们成长路上的故事被媒体持续关注和报道。比如前有网络媒体报道6岁的四胞胎“公立小学学位没拍上，民办小学学费供不起”，后有《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破格将四胞胎纳入双免教育范围。上学、学才艺、录节目等四胞胎生活中的内容都被媒体进行了报道。
（截图来源：《羊城晚报》报道《深圳首例四胞胎都上公办小学啦!》）
第三阶段
四胞胎家庭内幕被揭后媒体的追热报道
人民日报的一条微博是四胞胎家庭成为网络舆论热点的源头。网友们在微博空间中以评论、转发讨论的形式一步步揭开四胞胎家庭重男轻女、超生以及父亲在网络发表反华反政府言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用社会资源等问题。对于四胞胎家庭的讨论由微博扩散至朋友圈、天涯、知乎等其他社交网络，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一阶段，媒体大多是将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进行整合再塑，做“搬运式报道”。少数媒体以实地调查的视角更新事件的最新进展，如“妇联介入调查四胞胎的家庭情况”。
不同阶段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或者综艺节目形式对深圳四胞胎生活的宣传与介入，都对四胞胎家庭以及处于“隐形”状态的社会公众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 “网红家庭”的诞生及社会资源的倾斜
“四胞胎”的诞生是创纪录的奇迹，在媒体的报道与传播下，四胞胎兄弟及其家庭渐渐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该家庭面临的问题及困难也被公众知晓，四胞胎上学难问题被破格解决，家庭经济负担也在深圳曲艺家协会、贝因美奶粉等的资助下减轻了许多。在“四胞胎”的天然光环与人气的加持下，社会资源曾多次向这个家庭倾斜。
（2）网红家庭走台串场的表演
恰巧赶上我国电视节目快速发展的时期，家庭类、表演类的综艺节目扎堆出现。而从出生就带有光环、同时又才艺加身的深圳四胞胎也成为多个电视节目的座上嘉宾。自6岁开始，四胞胎兄弟便频繁在央视和各地方卫视的节目中出现，有网友将他们参加的节目进行了整理统计。四胞胎在录节目和学习之间“赶场”也成为新闻。蒋受廉称不排斥孩子们参加节目及代言，至少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五年多过去，四胞胎兄弟宛如四个童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公众人物”。
（3）舆情的进一步扩散与真相的探及
在《人民日报》的一条微博触发网友揭露和声讨四胞胎家庭的开关后，媒体们助力微博等社交网络中的舆情进一步扩散，形成“社交网络——媒体——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链条。值得关注的是，掺合这一事件传播的以网络媒体为主，曾经参与报道四胞胎诞生及走红的报纸对于如今事件的反转却没有发声。在“新闻素材大多来自网络”的舆论浪潮中，以《潇湘晨报》为代表的少数媒体探寻四胞胎父母生育及经济情况的真相：“四胞胎实属超生，已征收社会抚养费4000元”，“四胞胎刚刚出生的2006、2007年，由于要同时负担两个女儿的借读费、学费等，家里确实很困难”。在网络言论的冲击下，媒体的声音显得相对无力。
媒体如何成为虚假信息的
传播渠道
深圳四胞胎事件中的媒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报道相关新闻为主的媒体，另一类则是邀请四胞胎兄弟录制节目的媒体，以电视台为主。这两类媒体对于四胞胎家庭进入公众视野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作为媒体的责任缺失与定位不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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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真实性核实不到位
四胞胎的诞生与成长均离不开媒体，包括新闻报道和各类电视节目。但是四胞胎父母通过媒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说辞与身份存在许多漏洞：
（1） 关于奶粉：
A. 四胞胎出生后，针对四兄弟家庭经济困难现状，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已与4兄弟父母签订协议，免费资助他们奶粉，前日（2006年06月21日,即出生2天后），该机构派工作人员到医院，将首批价值数千元的奶粉送给4兄弟父母。（2006-06-23，南方新闻网）
B．2007年，接受港媒采访时，谭超云再次谈及家庭的经济压力,但再悭也会买质量较佳的奶粉，以及鱼肝油等营养食品给孩子。
C．蒋受廉称，除了一些资助外，他从没接受过社会的捐款。四胞胎确实有接受过奶粉公司两年的资助，这是这家奶粉公司的常规政策，只要生三胞胎以上，他们就会每人每月资助孩子200元。
（2） 关于老家的房子：
A. 此前（大约是2009）抚养4个孩子读幼儿园，我们压力就已经很大，为了抚养4个孩子，我们还将老家的房子卖掉，蒋受廉说。（2012-05-04，深圳新闻网）
B. 2013年 养育四个孩子负担太重，蒋受廉想把自己在乡下的房子卖了。回去的话，没地方住，又不想麻烦亲戚，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回老家。（2013-02-11，南方都市报）
C. 2017年蒋受廉的一层土砖房早已倒塌 （2017-04-27，潇湘晨报网）
(3) 关于四胞胎父母的收入：
A. 目前两夫妻都在宝安区石岩街道的一家工厂上班 在怀孕后，谭超云因身体原因辞去了工厂的工作，而丈夫目前每月工资只有3000多块钱。（2006-06-20，大洋网）
B. 照顾四胞胎兄弟就是谭超云全部的工作，为了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谭超云一口气给四兄弟报了7个才艺班，风雨无阻地带他们去上课。（2016-11-09，北京卫视“生命缘”）
C. 养育四胞胎，所有经济来源全靠一家之主蒋受廉每月四五千元的工资。 学拉丁舞，学葫芦丝，每节课都不便宜。（2013-02-11，南都网）
D. “现在我跟老婆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也就8000元左右，”蒋受廉告诉记者，他目前在公司帮人打工，工作并不稳定，妻子谭超云开一个卖五金配件的小店，做点小生意，两人收入都不高。（2012-05-03，《深圳晚报》）
D. 蒋受觉笑称,蒋受廉一家有八口人，都靠蒋受廉一人养活 ,“他在东莞一公司当主管，一个月工资8000块。（2017-04-27，潇湘晨报网）
以上关于奶粉、老家房子、四胞胎父母收入的不同说法均由知乎用户“喵喵”根据已有媒体资料整理，笔者查询并补充部分信息来源。（这些前后不一的说法竟来自“媒体”！）媒体在报道深圳四胞胎时，抓住“深圳首例自然受孕四胞胎”的价值点，想当然地认为“孩子多、家庭负担重是事实”、“一个向媒体求助希望得到政府及爱心人士帮助的家庭在收入方面不会造假”，于是在未经求证调查的情况下传播了以上信息，为四胞胎家庭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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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自身定位不当
在深圳四胞胎事件中，前期媒体的介入与传播，使得媒体更像一个市民爱心援助平台。这不禁令笔者联想起罗尔事件，一个媒体面向社会公众号召与发起爱心援助，但并未就求助者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求证调查。前期报纸的新闻报道与后期的电视节目多次向受众传递了四胞胎家庭负担重的信息，将“爱心”放在了媒体的职业性和社会责任之前。同时，深圳四胞胎本不符合当地双免教育的条件，但却被破格准予公办学校入学资格，媒体对此事大加宣传而毫无一点质疑，同样是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政府体恤困难市民，更像是政府形象的宣传平台。
日光底下无新事
媒体当如何求进步
新闻报道出现乌龙事件，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在此事件中受到网友质疑的新闻报道和媒体，并没有也不会跳出来承认或澄清自己的责任，深圳当地的主流媒体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避免给相关部门带来更大的危机。然而，这样的现象到底能不能杜绝、如何杜绝？
“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时效性”“独家性”与“真实性”到底哪个更重要？无论是从媒体还是受众的角度来说，“真实性”的首要地位都不可动摇。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毋庸置疑地应该承担起提供真实、全面信息的责任，不能用煽情报道来吸引眼球，更不能用虚假信息制造噱头。一般而言，传统媒体平台由于资源多、拥有采访权等原因，对于信息的真实性验证更具能力，因此人们更倾向于信任经由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在铺天盖地的网络声音中，能够到四胞胎父母老家进行调查的也是以《潇湘晨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但电视台、报纸等相对意义上的传统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却是虚假信息的传播渠道。
新闻报道与媒体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得不到确实的保障，根本原因在于，失实报道对媒体自身的负面影响不够大，甚至有时媒体“无需”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对此，有学者提出过以某种公众参与的第三方形式，形成一个“信用积分机制”，出现过重大瑕疵的平台，应该有公众可以获得的信用等级，再度出现类似的新闻报道时，系统可以提醒受众予以关注。
而政府监管部门也应积极作为，集中监管存在“串谋”提供信息、操控受众情绪、各方分享利益的现象，绝不允许形成行骗者收获直接经济收益，共谋者收获媒体流量、间接变现的恶劣行业生态。
长久以来，媒体被赋予“瞭望者”的角色和盛名，孰不知其自身也在被社会公众“瞭望”。如今，社会公众对媒体的要求越来越清晰，媒体却在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干扰下，专注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连正视错误的勇气和担当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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