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股权和工会章程

全球电信业对华为的股权内情，都抱以极大兴趣，甚至连美国政府都无法分清，这家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全球化公司，到底是如华为所言的属于全体员工，还是存在其他更大的不为人知的内幕。

最近《金融时报》一篇题为《Huawei pulls back the curtain onownership details》的文章，再次引发热议。

管中并未窥得豹

正如《金融时报》文章中所言：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建议政府阻止任何有华为参与的并购交易，原因是“无法确信华为不受外国政府影响”。华为邀请《金融时报》造访深圳，并向其透露部分信息，目的也正是试图消减美国政府的顾虑，进而尽早能够进入北美这个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

这篇文章中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华为一方面满足了《金融时报》记者调看员工配股资料的同时，却“declinesto say how many shares are outstanding under the plan”（拒绝透露员工持股计划下的总股本数）。

这意味着华为虚拟受限股之上的“虚拟市值”无法得到估算。也就是说，华为究竟从内部员工处，募集了多少资金、历年分红资金总额多少、作为持股单位的华为投资公司总的净资产是多少，一概不得而知。

按照华为自身对于虚拟受限股的设计规则，该公司是按照每股净资产的方式，对虚拟受限股的每一轮发行进行定价，也就是说，作为持股机构的华为投资公司的虚拟受限股当前价格，应当基于公司净资产总额和总的虚拟受限股股本相除得出。

在2012年《财经》杂志的文章《华为股票虚实》一文中，提到“七年时间，内部融资超过270亿元”的数据，该文还提到，“经过十年的连续增发，华为虚拟股的总规模已达到惊人的98.61亿股”，这一数据为2011年财年后的数据。

就目前来看，《金融时报》此次其实并未在实质上披露华为的股权结构，管中窥豹最终也就是窥见一斑而已。

同时，《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中，引用了BDA中国公司的董事长的观点，表示华为回应批评者的最佳办法是公开上市，而这对于当前的华为而言，这个建议几乎算得上“毫无价值”，因为这和任正非在多个场合表达的逻辑，南辕北辙。

此外，从2005年开始，在《金融时报》多年来关于华为的文章中，这位名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的BDA中国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几乎每篇文章中都会出现，并且总是唯一具名的第三方人士。

神秘的华为工会章程

华为试图进入美国市场，已经几乎演变为华为公司和美国之间的拉锯战：华为妥协难以获得机会，转而采取冷漠对抗但也无济于事，而这次通过《金融时报》释放信息，却又无法做到全然透明，或许也难以奏效。

这并不是华为的责任。

无论内部真实的情况是如何的，但华为并非上市公司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便根据美国法律，私营公司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不公开自身的股权状况，是一种权利。而美国政府甚至无权获悉作为中国公司的华为的股权结构——就如同中国政府也无权获悉美国私营公司的具体股权结构。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试图获悉这一信息，而华为公司则无法确保美国政府获悉后，不会公开这一信息。

《金融时报》记者调查的失策在于，他们或许根本没有向华为提出“翻阅华为公司工会章程”的要求。

华为公司的股权、治理的根本，并非《华为基本法》，而是华为工会章程。根据中国法律，华为工会章程是无需对工商部门备案的，而华为工会章程中，对华为根本权力的明确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是连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一层都倍感神秘的所在。事实上，在2001年之后，华为除了最为核心的高级管理层（至少是董事会成员甚至以上），几乎没有其他人见过华为工会章程。

而华为的全员股权和期权激励，正式通过华为工会持股实现的。

管理层精英握有话语权之辩

《金融时报》的报道援引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观点，“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很多分析师都认为，掌控华为的实际上并不是其普通股东，而是管理层中的一部分精英分子。’”。

这很有趣，《金融时报》指出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的，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的，这是很多分析师认为的。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谁的观点呢？

但无论是谁的，这一论点其实都是无法立足的。

举例而言，即便上市公司，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也有很多是采取了同股不同权的做法，即所谓的A类股和B类股，分红权相同、投票权不同。比如百度，又比如Facebook。

即便在电信行业，这种二元制股权也是同样存在的。比如爱立信的全称，是“Telefon ABLM Ericsson”，其中AB就是二元制股权，A类股票不在公开股市流通，但其握有控制和影响董事会的权力，而B股仅涉及公司现金和红利的表决权。

华为公司虽然在股权方面仍不透明，但也应该已经是采取了类似的游戏规则，以便在根本上确立任正非的“一票否决权”拥有法理上的效率，而不只是单纯的董事会约定或者决议。这也就解释了管理层精英握有更大话语权，并非异常。

相反，采用双重标准来质疑华为，才是可能有问题的。但在《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

另外，有关华为虚拟股的问题，尤其是深圳市体改办的批文方面的调查，《金融时报》更是毫无涉及，他们的记者或许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过，更不知道整个中国早在2003年就撤销了“体制改革办公室”这一行政序列，而随之产生的所有文件，在法律效力上如何归属，才是真正值得探讨的。

华为每当有重要的信息试图传达给外界，总是选择国际媒体，而对国内媒体过于不信任，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从某种程度上看，每一次试图削减进入美国的难度，却在结果上强化了美国政客的担心，这也算是华为自己选择信息途径，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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