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军事造诣到底有多高？——于毛泽东诞辰123年之际
123年前（12月2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在湖南湘潭诞生。
他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今天，我们节选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畅销120万册的《毛泽东传》中的一部分，来纪念一下伟大的“毛主席”。
文︱罗斯·特里尔
本文节选自《毛泽东传》（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蒋介石正准备用武力根除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自李立三向蒋介石的城市发动几次进攻之后的以牙还牙，然而，由朱德和毛泽东来与发怒的蒋介石对峙。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亲自督战。他们总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采取了不少战术诱敌深人（把国民党军队引到他们不熟悉的山里）。以置换空间这种方法，毛泽东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他看着敌人逐步分散兵力，一旦发现敌人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就集中所有的兵力围歼，他称这种战术是“以十当一”。
灵活的战术使得毛泽东的军队能够利用与当地农民的鱼水关系，并使他那众多的军队能简装行动。在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投入10万军队对付毛泽东的3万人；第二次，蒋介石把人数增至20万来对付毛泽东的3万；第三次“围剿”—震怒的蒋介石飞到武汉亲自督战—他指挥着30万兵力，而毛泽东的军队则只是蒋军的零头。
毛泽东取得了历年来最好的成果。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投向了共产党这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击毙，不少人归顺了毛泽东。
朱毛军队缴获了大批枪支，在战利品中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怎样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这是在福建漳州缴获的。毛泽东与一位年轻的女干部曾志（陶铸未来的妻子）来到一所有名的中学，这里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他在书堆中翻寻了一个时辰。“曾志，给我找个箱子来，”他说，“我们把这些书带走。”曾志装好了三四箱书，同毛泽东一起回到了江西。
（反“围剿”时期的毛泽东）
1931年夏，毛泽东抒情至极地填了一首词，对其令人激奋的内容来说，《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似乎平淡了些。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和朱德有可能击退蒋介石，但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则相当困难。1931年对毛泽东来说是喜忧参半，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但他在中央的处境却十分不利。
由于当时异常的环境，毛泽东有机动调遣兵力的自由空间。
共产党总部远在上海，江西的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它曾一度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党的权力的影响。1931年紧张的军事气氛更是加强了它的自主性。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得到印证。这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共有610名代表。开幕式于1931年11月7日清晨举行，这一天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毛泽东(站立者)在会议上讲话。
28个布尔什维克给这次大会以很大的影响，但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脆弱的政权可望包括有华南地区多半是很少的几十个苏维埃)，这是毛泽东当时的最佳头衔。
他成为一个政府的首脑，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这一政府，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毛泽东身边还有两位副主席，张国焘是其中之一，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与毛泽东合不来。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年，他们开始了计划中的下一步，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朝气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一个打击。“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后来抱怨说。
28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毛泽东的什么呢？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和土地政策。在落后的中国，要靠枪杆子和农民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思想还是土地政策方面与李立三的本本主义都没有多大差别。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眼里，毛泽东只不过是一名农民游击队员，其军队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似乎是放弃所占有的根据地。“攻占大城市”，他们叫喊着，仿佛1927年和1930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28个布尔什维克将毛泽东看成是《水浒传》中那样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一个红皮萝卜，斯大林是这样称呼我的，”毛泽东后来说，“红皮白心。”
在江西，毛泽东根据人民战争的要求调整了他的土地政策。
“鱼”需要“水”，没收财产要谨慎从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在共产党的修道院里长大的28个布尔什维克，文质彬彬地伸出手轻易地抓住了把柄，毛泽东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10年的历史似乎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也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创伤。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也不假，在某些方面，其批评是有很好的理论根据的。
毛泽东的确是把一些封建主义的现实(如家族)绘入了治理农村的蓝图。毛泽东还不精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头脑中还有部分《水浒传》的思想。
甚至在和28个布尔什维克论战的语言上也是这样。他认为简单地将“Soviet"(苏维埃)和“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直译过来，普通农民对它一窍不通，许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更是像刀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毛泽东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他还找到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词来代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
但对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毛泽东适应农民的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他没有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1933年，毛泽东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尽管他还拥有他的政府头衔）。此时，蒋介石调集了不下40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但毛泽东已不是此次反“围剿”的负责人。
周恩来负责此次反“围剿”，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取代了不被信任的毛泽东，成为红军总政委。在这些年中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他相信阵地战，概括起来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泽东行为有异，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辞激烈地展开过争论。周恩来确实不像毛泽东那样强烈反对28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像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年4月举行了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会议，它把毛泽东的军事威望打人地狱。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次受挫使他卧病在床。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来令毛泽东住院4个月，但他康复得比这还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障医生为他安排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像得了疟疾。傅连障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像个胡萝卜。
1933年，毛泽东拟定了在很久不曾动过笔后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经济问题。
毛泽东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周恩来后就像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人到基层工作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统计粮食的数目，组织贩盐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的声音，自离开并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100万的运动（1933年初还不到50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泽东则暗示这样扩红会与农业生产争夺劳力。他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毛泽东在一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人的人侵又一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种奇特光线之下。他们到底为何而战?难道它比抵御外敌人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第一次踏上了它邻邦俯伏着的巨大躯体。它的最初后果是分散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期影响则十分深远。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是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到过这种说法。但10年之后，这一说法就显示出其英明之处。毛泽东和朱德于1932年4月对日宣战，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900万人口中生效）。
然而毛泽东的确有远见。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像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空谈。
毛泽东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28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廷锴要求抗日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廷错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啤唾沫。”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廷锴之前，蒋介石已用计消灭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廷锴是错误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为了蔡廷锴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批评蔡廷锴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去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潮流。
再说，当他明知不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他随波逐流，牺牲蔡廷锴以保住自己在江西苏区所仅有的一点权力。这是一段使毛泽东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泽东强使自己来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尽管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会堂里挤满了1000名代表，装饰着红绿彩旗。他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无力、言之无物的空洞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泽东只能做一名袖手旁观者。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而求助于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28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件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罩，在那时为止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毛泽东只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时就像一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他主席职务的解除而惊讶。但过于残酷的是，甚至在他任了三年主席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中他连委员也不是。
蒋介石开始达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一旦敌人进人大门，“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噩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绝不会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一战术起了作用，因为中共也选择把自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给养不足的被困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8月，中共原来控制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甚至连长汀也落人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毛泽东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闲谈。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他们受用了一顿。
他们坐在毛泽东所在村舍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喝剩的酒。当话题触及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泽东对这位老部下叹道:“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识字。然而听到美好山峦之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安宁下来。他在这黯淡时刻再次病倒了。
他高烧达41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泽东的病称之为“外交病”)。从8月直至9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连障为毛泽东炖了一只鸡。毛泽东拒绝吃鸡。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职业习惯使然(是被迫是真诚)，他乐于接受上次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叫毛泽东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9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毛泽东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可这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希望在湖南与贺龙领导的苏区会合。
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感到窘迫不安，故而毛泽东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转机。至少，毛泽东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无舵的小船。8万余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定有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有不少人在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泽东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毛泽东没有带那个在同事们眼里已成为他的标志的破旧公文包，这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这是奇怪的。周围的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带包是消沉的信号。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
未来在握
如果说未来趋向开始有利于毛泽东，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在远航起初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像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蛇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当然党内也有一些）人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
对毛泽东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领袖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可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后来证明，与其说留下来的人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这些人中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泽东的失势使他也受到指责。1934年在毛泽东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
没过5个月，毛泽覃就死于敌人的魔掌(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是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毛泽东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年幼孩子。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泽东把两个踌珊学步的孩子放在一位不知姓名的农民家里照料，自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孩子。
贺子珍是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中的一位。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实际上这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及毛泽东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时，毛泽东答道：“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泽东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
长征的每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关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上述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党内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至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于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总共有三万军队——第一方面军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个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介石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制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计划与湘西北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介石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猛烈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泽东壮起胆来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制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毛泽东又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应合理地加以利用；没有注意当地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负载过重。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只能摇摇晃晃地行走。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了根本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埃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一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硬是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地图。
一个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的年轻瑞士传教士被捕，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泽东和朱德在近10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见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才27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泽东成了老人。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十一、二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一般宣传员。傅连障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28个布尔什维克，而毛泽东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领导权，但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地可信赖的农民；精简了的运输小分队夜间行军，这就不会轻易暴露目标。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带有毛泽东的风格。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两个很显眼的山头上，故意分散以暴露自己，看上去好像有很多人在那里。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红军主力已陷人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具有浓厚的毛泽东主义色彩的声东击西战术干得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像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牛。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似已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贵阳亲自安排20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红军通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由此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部队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100：1）。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10英里处的一个村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所有情报，还得到了他们的军服。接下来的一幕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倒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晚，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地的方言，甚至堂而皇之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的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解释说，连长在和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便已入城，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毛泽东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12天来，毛泽东在遍是园林宫殿的美丽城市里，在柔软的床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出来，红军现已做好了人川的准备。
毛泽东在遵义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召开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28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泽东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派中最有名望的。
毛泽东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战绩。不过，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消除对毛泽东的疑虑。
博古开始在会上作报告，接着是周恩来作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批评最近的军事路线，而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极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后来转向毛泽东这边：“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周恩来对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还让出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泽东任军委的指挥。
周恩来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泽东重新获得的权力其实质是在军事。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人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可以说是他的杰出军事思想的总结。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育，而不能私下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和艰险。
在该城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解释了这些方略，同时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口号：“北上抗日”。
遵义的12天改变了长征面貌，使这次惨败的军事撤退转变成为着民族和革命双重目的的政治宣传。
这也使中国革命从莫斯科的影子中摆脱出来变得明朗了。斯大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不再顾及四处流窜的中共，他根本不相信这批农民军队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由一位并不敬畏苏联的人来领导。这绝非偶然。正是在与莫斯科接触十分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几归消失的时刻权力移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依然景仰十月革命。30年后——当他有充足的理由不再讲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原因是“能与苏联接上联系”。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重心还是应该在中国的农村。
此外，毛泽东在党和军队内部的组织方法上也逐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抵制。这也特别表明他对人的改造所抱的信念和他那灵活、植根于本土以及精神高于物质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要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抗日。同时，他还想与四川北部张国焘的军队会合，在这一神话般的省份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休整后，长征重新开始时，毛泽东显得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毛泽东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体灰军装。
毛泽东有一匹马，但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他患过两次疟疾，病得很厉害，以致连马都不能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战士抬着行军。
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是装着雨伞和书。里面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一直带在他身边。没有材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
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有时他也破例在他的吊床上睡到正午。他一直把身边的几位年轻人当作自己的助手，这些年轻人包括秘书、卫生员和兼作勤务的警卫员。警卫员陈昌奉是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他渐渐地知道了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泽东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他会通宵达旦地工作而不休息。陈昌奉就要赶紧为毛泽东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岩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
有时毛泽东发现他的休息处有点奢侈的东西。他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把他安排去某家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有置放文具和电话的书桌的地主家里休息或者工作一两个晚上。
如若能找到香烟，毛泽东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也能够振作起来。有些资料说，在部队即将开始作战时，他的士兵甚至用鸦片与对方换取香烟。在没有烟草的时候，也就显示出了毛泽东的灵活机智，他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当作烟草的替代品。
奥托.布劳恩也有这一嗜好，寻找上好的烟草或许是这位脾气急躁的德国人和这位稳重沉着的中国人共有的一种热情，有时他们共同进行一些冒险的试验。
落日的余晖使天际变成了红毯子，毛泽东身上灰色的军装也变成了橘黄色。明月下，错杂的乱石顿时犹如正在打斗的巨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部队燃起松枝火把照亮前进的道路，悬崖峭壁张着血盆大口好像是在寻找机会吞噬这支幽灵般的队伍。
每当这种时候，毛泽东就会写下几首诗词。他感到自己“离天三尺三”；他视飞雪犹如“飞起玉龙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连绵起伏的群山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发现了真正的自己。纵有千难万险，纵有地理生疏的挑战，纵有死亡的威胁，纵有党内的派系斗争，纵有红军多次遭全军覆灭之险，但10个月6000英里的长途跋涉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那寻常难以发挥的天才。
反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受个人生活的牵制，而是开始了一个超群出众、鸿才大展的时期。他孤身独处却总是命系集体。虽然说贺子珍也参加了长征，但在10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一直都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当时贴近毛泽东的服务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她。毛泽东与他生存下来的弟弟毛泽民的关系也不密切，毛泽民当时负责照管财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
另一方面，长征时期可能是毛泽东诗词写作最多的时期。20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毛泽东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的秘诀。
他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愕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似乎在土地中找到了革命的证据。横贯11个省的长征的广泛阅历，可以取代莫斯科的新权威，毛泽东努力使这种新权威面对中国现实。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甚至面对群山大发灵感，将它视作超出中国自身革命之外的世界和平象征: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妆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裹土地上，他看到了约在20多年前从书上得知的山峦庙宇。他曾经离开华南，去过北京，然而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气息。现在，他自主旅行、无拘无束，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年，毛泽东最逼真的形象应当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像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四川是一个比毛泽东预料还要难以敲碎的更硬的坚果。蒋介石在现场手忙脚乱地亲自指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他拍电报给他的官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部分地方军阀也振作起来，投身到非同寻常的防守大战中，准备对付红军。
张国焘放弃了在川北的苏维埃根据地，领着红军悲观消极地向荒无人烟的西藏地区逃窜。这意味着，毛泽东在北渡长江时将不可能得到张国焘的精锐的第四方面军的帮助，这使蒋介石能够把毛泽东的运动着的部队围困在令人生畏的江河横贯之地。
在入川的艰难行军中，精疲力竭的红军抵达茅台镇。这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烈酒之乡。共产党人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酿酒作坊，排列的100只大缸，每一只都盛有20担酿制的酒。
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未享用过这种东西（或其他任何一种），有些人认为缸中盛的是洗澡水，他们把自己疼痛的脚浸泡其中！奥托.布劳恩较为老练，脸上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有些红军战士面对如此之多的酒有些不知所措。当共产党军队离开时，“洗脚水”点滴不剩。
只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英明的声东击西战术，红军才冲破了蒋介石的封锁。现在看来，最佳方案是迂回向西进占云南（云之南）。毛泽东佯攻贵州省会，蒋介石的军队正在那里高枕无忧等待着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对待发制敌的部队说：“只要将滇敌调出，就是胜利。”红军付诸行动，1935年4月，毛泽东带着他的部队进人云南。
云南这地方与越南为邻，毛泽东在这里遇到了春天的炽热。
稻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圆坦的山野间遍是鲜花，更有纷飞的彩蝶。但是他必须忍受在炎热的气候中进军。蒋介石像一只追着花朵不放的蜜蜂飞抵昆明，带着随时可供调遣的新装备起来的10万精锐部队。
毛泽东对昆明又发起佯攻。这使他有了渡过长江的良机。长江的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把云南和四川分隔开。金沙江穿过的这一带山势坡度递降，其比率每英里为18英尺，故湍急的江水穿山越石，倾泻而下。蒋介石确信他已把红军困在荒凉的江崖，便命令烧掉靠近红军路线的所有渡船。
但是，毛泽东的足智多谋弥补了人力和武器上的不足。在林彪率领部队佯攻昆明，另外一支部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拼力架起竹桥时，毛泽东迅速派遣一营兵力向西到达另一个渡口。由于伪装示形于敌，使得共产党的军队可大胆着手抢渡金沙江。这比起毛泽东读而不厌的古典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故事来毫不逊色。
装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稽征队的先遣部队，乘坐一只木船闯过湍急的江水，摸进守军的院子里，发现他们正在打麻将，枪支都倚在墙上，便马上将他们全部缴械。蒋介石狡诈多谋却不够灵活，他没有想到这里的渡船也应该烧掉。在其后9天的时间里，6只大渡船把红军接过金沙江进入四川。
红军进人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蛮荒之地，人们在生活方式上也极端野蛮愚昧。对于他们，毛泽东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坚持让他的部队以礼对待当地的部落民，即使对强取豪夺的僳儡们（彝族的一个部落）也是如此，红军拿每一只鸡或每一两粮食都付给银元。这是因为毛泽东一直认为少数民族同胞在旧中国受尽欺虐，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应成为充分平等的一员。
但是，毛泽东也从部落之间的纷争中渔利。他使用的手段使人想起他在井冈山时对待土匪的方法，同时也预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代外交政策中的均势策略。
如果说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话，至少它是管用的，不管28个布尔什维克对此作何感想。
红军长征渡过的最后一条主要河流或许在整个军事经历中最惊心动魄。蒋介石决心把共产党人堵在大渡河以西，这样他们就会消失在西藏东部的雪山里。据说，《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在此遭到失败，伟大的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19世纪60年代亦丧生在这条河边。
对这两个故事毛泽东非常清楚，他对这两次起义运动都很仰慕。
蒋介石已飞抵重庆，再次坐镇指挥以根除共产党。他也知晓这两次著名起义，不过非常藐视它们。他的飞机向红军撒下传单说毛泽东正在走“石达开的路”（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失败后被斩首）。
大渡河水急浪高，一般难以航行，甚至渡船也难免有倾覆的危险，而唯一的一座桥被国民党守军牢牢地把守着。
沪定桥像杂技演员走的钢丝一样悬空，它由13根铁链组成，比湍急的水面高出200英尺，两端分别固定在峭壁之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一块的木板铺成桥面。
作为一种欢迎方式，国民党守军把位于红军一方的半数木板全部拆走，只留下几根光秃秃的令人生畏的铁链。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延误时机曾使过去的起义军在此覆灭。为了争取时间，红军战士在24小时内奇迹般地走完了最后的80英里路程到达沪定桥。
一支先遣队的殊死任务，就是像猴子那样从一根铁链跳到另一根铁链。他们用绳子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上，如果不被打死的话，他们就会通过有木板的另一半铁桥，接近并强攻国民党的桥头堡。当然，很多人中弹掉人激流之中，第一批的22人只有5人到达了可以朝敌群投掷手榴弹的地方。
在那天下午的大渡河上，精神战胜了物质。其他人尾随这5个人集中火力强攻。国民党守军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抽掉木板，然而又太慢，于是就浇上煤油烧木板。
但是，毛泽东的战士像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拉着似的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战士跟了上来——枪声变得稀落了——他们发出令人胆寒的叫喊穿过着火的木板。似乎是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军不战便脱阵仓皇溃逃。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兵就地参加了红军。
自愿报名参加抢渡大渡河的所有先遣队员的年龄均在25岁以下。
下一步的任务是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自然条件和少数民族部落居民使这种会合更加困难。以后发生的斗争使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并不是唯一的难题所在。
海拔高度很高的大雪山气候变化异常，刚到下午天色就暗了下来。没有大米，食用青棵使人肠胃不适，暴风雪接连不断，土豆般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在海拔16000英尺的高山上，数百名衣山。衫单薄的战士，特别是气血不旺的南方人被严寒摧垮了身体，一些人永远地躺在了四川的雪谷中。
更麻烦的是蕃族部落居民心怀杀机，从山上滚下巨石以示他们对红军人侵的不满。
毛泽东努力用吟诵诗词和宣讲故事使战士们振作起来，他用辣椒和生姜熬成热汤给这些冻僵的战士暖和身子。艰苦的生活，可能还有将与张国焘会合而引起的焦虑，使毛泽东感到软弱无力，他又一次患了疟疾。
毛泽东的健康观是，精神的作用更重要。毛泽东与参加长征的两名医生－－傅连障、姬鹏飞(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谈及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身体疾病的问题。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服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毛泽东把患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之外的因素，这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毛泽东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业上的受挫巧合。
事实上也是，1923年在上海（他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一年以后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1925年冬和1926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的人事关系趋于紧张)，1929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1934年夏(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他都患了病。
现在，当他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会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不断，贯穿他的生活。
一天，一块不像是部落蕃人凶狠地投来的石头滚到一名红军战士脚下。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河上游40里处有座用绳子结成的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通过。”战士们欢欣鼓舞。
毛泽东则不然。因为他正要面临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自认为他应是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毛泽东已有8年没有见到张国焘了，不过不是躲避他。两人都不像28个布尔什维克，尽管张国焘去过莫斯科并认识苏联人。他们二人都比28个布尔什维克有经验，彼此间互不信任也早于28个布尔什维克。
1918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的风格和背景明显地相距甚远。张国焘这位地主的儿子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此时毛泽东则在北大校园的边缘焦急地徘徊。在毛泽东置身于农村运动后很久，张国焘才开始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
远在川西的一条路边，旗帜、标语遍布，演讲台搭建起来。毛泽东站在大雨中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一支有30名随行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毛张紧张关系的本质根源从这些漂亮的马身上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国焘的军队（5万人）比毛朱的军队人数（4.5万人）多。张张国焘的部队衣着整齐，装备较好，和整个长征的生活比起来，他们隐蔽式的生活好像是在度假。
当张国焘走近前来的时候，毛泽东有些不自然地笑着对身边的人小声说：“不要羡慕那些马。” 他可能回忆起自己的部下没少吃有时作为补给的马肉。
张国焘对这次会面作了不同的描述：“我一看见他们，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
一位亲毛泽东的军官回忆说：“张国焘在他的30名随从的陪伴下骑马而来，就像一位演员出台。朱德和毛泽东急忙迎上前去，他却在原地等着，甚至没有往前走半步。”
情形就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间对对方及对方的部队都存疑虑。
当天晚上，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主要人物一起进餐。作为失意者，张国焘注意到饭桌上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他回忆说：“他们甚至没有兴趣听我介绍四方面军的情况。
足智多谋的毛泽东的闲谈碎语使笨拙的张国焘烦躁不安。毛泽东自己喜欢吃辣椒，他的话题便是，爱吃辣椒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张国焘可能不喜欢吃辣椒，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产生分歧时无趣的镜头：“毛泽东遭到了博古的反驳……他不喜欢吃辣椒。”
如果说这是长征中的最低点的话，它不是没有原因。两支部队企图融合在一起，各有自己的特点、经历和目的。几个月来被忽略的问题终于出现了：性格的冲突、惯常的骄纵、穷苦士兵对未来的美梦。
毛泽东和张国焘各以自己的方式统率军队，而且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为了未来，毛泽东希望继续北上以便抗日；张国焘则愿意留在西部（他对这里已较熟悉）积蓄更大力量。
8月份，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重要会议。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泽东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政治局会议在一个喇嘛寺里举行。
毛泽东显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张国焘统率着红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因此达成了妥协，两支部队分别向北进发。
这一决议在执行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转折。局势的紧张使张国焘找到了借口－－地形恶劣－－于是不再向北而是掉头向西。毛泽东则率领部队从川西骤然向北，似乎担心张国焘的部队会从后面向他的人发起突然袭击。不管怎么说，像他一生中许多关键时刻一样，在毛儿盖发生的事使毛泽东处于生涯中最危急紧要的关头。他终归不能与张国焘抗衡
令人费解的是，朱德这时随张国焘一起向西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分裂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毛泽东对这一转折事件的发生肯定感到难过。他后来称朱德是在枪口的威逼下才这样做的。张国焘则坚持说朱德和他在一起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不满毛泽东以军事天才自居。
真理在两者之间。
朱德当时的动机是复杂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拒绝谈及此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自己是四川人而希望留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另外，也可能是对毛泽东的专横工作方法的一种报复。
但是，朱德真正关心的或许是分裂本身。他可能是分兵北上这一妥协政策的制造者，他之所以决定随张国焘向西是一种策略，可以防止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火并。
无论如何，一年以后朱德与张国焘一起到达毛泽东所在的延安，从此对张国焘很少作什么评论。
除非这一出戏是毛泽东故意安排的，不过似乎又不像。毛泽东在从毛儿盖继续北上的艰难跋涉中，身心一定都遭受折磨。
在四川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日子。陷人的沼泽、饥饿、当地居民(藏族)的敌视、骄横和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泽东丧失了上千名战士。藏族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红军，就活活烫死谁。
这些长征者为求得食物不得不开杀戒(不然他们只得吃松果、蘑菇和青草)。毛泽东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这样做了。
毛泽东的奇妙话语或许是尖刻的嘲讽，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措施，或许应该与1935年藏民对毛泽东的做法有关。
长征还未完全结束。毛泽东的部队在越过六盘山后到达陕西，它正好在长城的南面。这一地区已有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小部队，徐海东欢迎了这些披着破衣烂衫的幸存者。’毛泽东走向前去，平静地问道:“你是海东同志吗?”他果然就是。艰难、壮烈的长征就此结束。
在时而酷热时而严寒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毛泽东跨越了24条江河，翻过了18座高山。等他到达西北黄土高原时，一年之前离开江西的士兵仅十中存一。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泽东只说了句:“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睡在黄土窑洞里。
长征将毛泽东“造就”为一个将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他们一直和他站在一起，直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的确，长征曾是一场大退却，而且直到1935年底，共产党的命运还是前途未卜。然而长征具有深远的影响，红军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东西跨度的两倍。毛泽东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洲长征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锻造成一种强有力的运动，并且众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
长征还有宣传的功绩。一年时间经过了有2亿人口的居住区，战士们不停地宣传他们的事业。毛泽东坚称，夜晚休息不可能干别的，但至少有时间教农民写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长征者都像是预言家，每一英勇的创新举动似乎都证明了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到来。
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没有年轻战士的勇敢顽强，长征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理想主义者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选择。运气也是一个因素，滇、贵军阀如果集中力量作战，本可以将红军一举粉碎。第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毛泽东的魄力和手腕。
在领导长征中，毛泽东在政治上天才的一着，体现在他认为共产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业使“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提出了西北才是目的地，提出了江西惨败后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它把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将他们塑造成压根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千百万中国人眼中的爱国者。
毛泽东就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职位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思想观念公式化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毛泽东对之有时间作透彻思考。
现在，毛泽东已将中国共产党扎根于自己的国土，他对中国的了解比对任何别的事物都更充分，这使他能够做2$个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做到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地成为中国革命。
在离陕西还有几天路程的六盘山上，毛泽东写了一首展望未来的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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