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天上的先哲盯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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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抱世界、拥抱知识，阅历、智慧的增长令我快乐，这是真正的儒家做派”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40期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赵蕾
编辑 | 周建平
11月初，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被韩国坡州图书奖授予2019年度特别奖的殊荣。
在这份荣誉到来之前，刘东主编的丛书已有十余种，其中《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两套丛书分别延续了31和20年，出版图书达一百九十余种和一百二十多种，堪称当今中国学术译丛的标杆。
颁奖礼上，他发表了题为《坚守坐拥的书城》的演讲（刘东《坚守坐拥的书城》演讲同名图书今年3月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称自己这辈子能一直为出版社编书、译书、写书，恐怕全凭着想要优先阅读全世界范围内好书的饥渴。无论在北京的家里、学校办公室内，还是在外地出差、度假的途中，他的身边决不可缺少的是书籍。如果在外逗留时间较长，他会让秘书寄两箱书过去，“我要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和写作，这是我做学问的‘诡计’。”
刘东贪书，也贪“功”。他不仅包揽所有和书籍有关的工作，也不忘授人以渔。从1982年起，他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1985年师从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博士毕业后又在社科院和北大从事教学工作各10年。2009年，刘东和好友陈来一起着手恢复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美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的课程。“最后知识是装在每个人的脑子里的，做书和教育是根本，你要让后代在精神上有安身立命的东西。”
如今，刘东仍在为建立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而奋战。12月第一场雪后的下午1点，在清华学堂二楼二十多平米的办公室内，刘东一张圆脸埋在厚厚的镜片下，在电脑前翻阅国外会议论文。身后是三排两米高的书柜，书架上不够摆的书便被他随意放在沙发、椅子、地上，又是一米多高，垒起的书籍大概占据半个房屋的空间。
采访谈笑间，他声音洪亮、语速极快，时不时自我打趣，戏称自己妄想以一个人的阅读带动一代人的阅读。50岁之后，刘东深感编书、教书远不能满足自己凝聚智慧、重振国学的愿望，怎样让儒学革新，发展为中国现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去回应和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困境，变成他首要思考和力图阐明的学术问题，他决定致力于著书立说。
日写三千字是刘东给自己规定的晚年写作任务，每天下午5点后便不能再联络上他，“因为生命的鼓点在敲。”今年，新书《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出版，他提出，在先秦理性主义自制态度的影响下，儒学谨慎地论证了一个有限的价值结构，这种思想类似于法国思想家萨特所代表的、沿着启蒙运动发展出来的、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存在主义，并把两者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而这不过是他计划出版的有关儒学研究的系列书籍的一本，“还有十几或几十本，一刻也耽误不起。”
到了这个年纪，刘东把治学当作个人私事，他从不伤春悲秋，只是和老友日常聊天，话题再也离不开“健康”二字。每天服用二十种保健品，食谱里要有鸡蛋、鱼片和蔬菜，家里安装几台净化器监控空气质量，在跑步机上慢走一小时，他严格执行以上的保健方法，以此维持他凌晨3点入睡10点多起床的固定作息。剩余的时间，他在咖啡、雪茄和古典乐中寻找创作灵感。
唯一的伤感是坐在办公间内，刘东偶尔回想起清华国学院初创的年代。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老先生均未尽其才，他忍不住反问自己，“现在你的学问有王先生大么？对中国的贡献有梁先生多么？骨头有陈先生硬么？”
每当这时，他便轻轻吟诵起北岛的诗句——“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他自言自语道，“天上那些星星盯着你呢，要努力啊，还差得远呢。”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译百家书 成一家言
人物周刊：1980年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一系列译丛启动的背景或契机是什么？
刘东：1978 年，中国慢慢重新打开国门，之前几十年处于一个遗忘世界的封闭状态，然而不管是中国正在发生的还是已经发生的，乃至于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世界各地学者一直都在研究：大到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小到行业、人物和书本，甚至精细到某朝某代或特定时段的吃穿住行。唯有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我记得自己最早在北京图书馆看到的汉学书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分上下两册，属于内部资料。当时第一次知道费正清，感觉是新的天地。你忽然知道你有这么大的对手，你的思考要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不能闭门造车，可能你想说的别人研究完了，你新发现的别人也驳斥过了，你要再拿出新的东西来反驳或者需要他们作为理论支持。“读百家书”，那要先有百家书啊，那我觉得要改成“译百家书，成一家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
人物周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怎么开始做的？
刘东：当时北京的出版社率先搞起了图书编委会，大家一起开会、吃饭，席间谈论西方学术，算是知识分子间交流的一种流行形式。恰巧南京大学率先建立了和霍布金斯大学合作的驻美文化中心，可以借调国外的书，我们通过这个渠道拿书过来翻译， 第一本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当时西方研究中国的第一书，因为版权公约的问题，学校特意花50美元买了版权。
人物周刊：你第二年就接任了主编的位置，具体负责什么内容？
刘东：那会我还在读博士，又是《走向未来》杂志的编委，开始怕耽误学业，后来发现可以胜任。我主要是组织者，挑书、写相关书籍的引进材料汇报。后来编辑室主编周文彬找我，他扛不住其他人拷问，然后变成我直接解释，慢慢才建立起几十年信任。编辑、校对开始也是我做，后来他们有了专门的校对编辑室，我轻松不少。
人物周刊：你觉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能坚持这么多年的原因是什么？
刘东：我做事还算有恒心。刚开始编书很累，甚至要敲定封面细节等等。阅读让我很快乐，但编书有很多庞杂的事务，真的就是咬着牙做。我记得有次参加译林出版社的会议，讨论说我们译汉学的书，有时候翻着翻着就不太懂了，再去查那些田野调查、案例分析，弄明白背后支撑的理论框架。
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有这个使命，要和世界接轨，做学术最差和中等的没太大差别，要做就往更好去做，那你就要广泛阅读，古典或经典的。你要知道，那你就要去弄懂国外的书。况且，现在世界如此动乱，人类这么困难，人生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迷茫。若谁有这个学问，为世界文明找到一个新的方案，那也要博览世界范围的群书，建立自己的知识网络才行。
现在30岁的博士生没有被出版社找来编书的机会了，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所以我才能做二三十年，而且现在人的寿命长了，我们这代人还算勤奋，大陆人多，许多人一起做，这就差不多快译完了。
人物周刊：到目前为止，这些书籍在哪些范围产生影响？
刘东：学术上有明显的进展。以前很多书我们想尽办法也未必能读到，现在随便说一本书我每个研究生都知道。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想要就有。而且这个译本不好，马上有其他出版社再弄新的，对西方的了解比以往深入很多，西方的“神话”渐渐消失了。学术交流会议上，我们也经常和国外的大学教授辩论，交流畅通无阻，让我感觉中国在这个方向上是有可能产生大智慧的。
退一步讲，这算是通识教育，教育是最不赔本的。梁启超写过，教育就是有一份因才有一份果。几十年以后，你传播的东西就变成很多人的底线，你给别人的东西会影响他之后的行动。
人物周刊：回到你刚才提到的80年代文化热。如今，你觉得我们知识生产的被动局面转变了么？
刘东：书是越来越多了，阅读的热情越来越少。我的意思是，大家知道很多东西，很多人当作知识在学，但没有用心去想。没有我们当初在阅读时和西方人拼死拼活的那股劲儿。现在学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背要记，对治学来说，也许是帮了倒忙。
现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我最头疼，一看综述和第一章，就知道是知网上搜的，一晚上写出来，没有问题意识。但是智慧比知识更重要。我自己会有点走极端，我不参与什么科研成果评报、出版社参奖等等，那对我来说是妨碍，会束缚我施展的手脚。不能把知识关在笼子里，知识就是学了要问嘛，要讨论、分辨，这样才是主动。
人物周刊：有解决途径么？
刘东：我一直强调提高软实力。既然是全面的改革开放，除了公立大学，也应该设立私立大学，增加竞争和资源流动，不过不是像西湖大学那样急功近利的学校。虽然我一辈子在北大清华教书，但这不是好事，分散一些比较好。
还有要改革教育部那些评价指标，那些暗示你教书最不重要、写书写论文重要的表征系统。知道问题是我们修正的第一步，问题揭示了，我们一一改正。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读100遍《论语》
人物周刊：你正式地、系统地接触儒学是什么时候？
刘东：这要追溯到我的老师李泽厚，我第一次见他之前，学的主要是西方哲学史。当时他问我看过多少中国古代的东西，我说孔子那都是闲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之类的。结果李泽厚对我当头棒喝，说不对，那里有很深的哲理。于是我回去重读，有一阵李老师总出国，另一个老师庞朴教我，效果不太好，我还是没读出什么味道来。特别是易经，我还调侃说现在算命也不管用了。李老师说，要去读牟宗三、唐君毅，我就这么慢慢进入的。现在来看，那种方式也未必可取。但是读《论语》让我明白，无论多大的学问，都要反复地思考和阅读，每个阶段对人生的理解、对知识的提点、对西方学问的知晓不同，每次都有新的体会，这很重要。
人物周刊：从此你对学术、对传统的关注就转到儒学、国学上来了？
刘东：读了李泽厚老师的博士以后，我确实没有放下过国学。读博期间我先研究的是中国美学史。90年代初，我在朋友家成立了一个国学所，有陈来、葛兆光、阎步克等，那些年朋友们一直都有讨论国学问题。我憋着一股气，心想说不定自己也能成为大师。来了清华才觉得这是巨大的学术挑战，因为有王国维、梁漱溟那些前辈在天上看着呢，我去读100遍《论语》，也让学生们反复读。现在我有底气了，我想带着学生们再读第101遍。
人物周刊：关于儒家的污名化、误解一直都存在？
刘东：是，现在这个污名化还在加剧。我写过一篇文章，《世俗儒家与精英儒家》。儒家一直还在，从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你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世俗儒家与精英儒家。它们有很多相同点，比如重视教育、尊重礼法。只有一个不同，是服从还是驯化君主。其实现在我们不了解儒家，不了解是因为一些狗头军师歪着讲，那些人用儒学最恨的二分法，分立成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年轻人得到一个被扭曲的儒学，所以也不喜欢儒学。我说的儒学是先秦儒学，不是儒学的修正主义，这个需要每个人通过不断阅读去思考。
我们要厘清，儒学和帝制从来就不可能合作的，一直有冲突。但秦汉是帝制抢了天下，知识分子只能那样，如果没有董仲舒、没有朱熹，其实中国可能是个佛教国家。他们用修正主义的办法贩用儒家，用象征性的思维方式教化人民，不然老百姓也听不懂。后来黄宗羲跳出来，他写了明夷待访录，第一次反思儒家的这些问题。
要看到儒家有很多历史功绩，比如科举制，让中国人有很大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可以流动到宰相。儒家还有大无畏的勇气，它直面死亡，并不欺骗你，未知生焉知死。
但普通人接受不了，西方人不也一样，不然也不会信教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儒学在当代要如何革新？
刘东：我们有很多的任务。一，操守上要有精英儒家的姿态，不是听令于政治，而是驯化政治、权力。二，要不断和西方对话，思考怎样解决儒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所以需要阅读整个人类的进程，吸收积极的因素，思考未来儒家的政治哲学，回答当代的问题。三，儒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做了很多社会批判，我们要回答当代的问题，要先阅读、研究儒家先秦那一套理论：论孟荀，然后做出我们的文化批判。四，有关孔子的言论，《十三经》里面，还有新出土的有关孔子的记录，我们要去论证真假，重新梳理孔子思想，再去发表对儒学的意见。
人物周刊：这是你一直提倡的用儒家的内核去建立中国文化现代体系？
刘东：对。它属于中国，又必须回答全世界的问题，让孔子的思想在我或者我的后生那里得到激发和更生，然后变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我们可以不要本体论，从人性本身出发，用这个价值内核再造一个文明，重新给一个解决方案。
人物周刊：你觉得下一代能扛起这个重任么？
刘东：这不好说。清华有很多孩子是读书种子，我也寄予希望，可我一说你们谁来接我的班，同学们都说不敢不敢，我们以前可都是和导师争论、吵架、彼此不服气的。留校培养也并不容易，大家都有自己的志向，尤其现在评职称的方式变了，又有社科基金，又是长江学者，有的人你在哪个场合都能看见他。你要是到处讲演、开会、评奖，那可能从那一刻开始就失败了。
回望以前的清华国学院，虽然存在时间短，五个人带出的学生，几十年后变成四五十位著名学者，这就是存了一个善根。一辈子死守着这个精神存续的话，必然能成学问，这是我们先要做到的。
图/南方人物记者 梁辰
儒家没有“中年危机”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现在我们的国学算是边缘的、小众的还是渐渐兴起了？
刘东：热在民间，现在不是流行各种国学班嘛，可能会被底下人玩坏。国学重新热起来，是改革开放后，人心浮躁，老头老太太看百家讲坛，把国学炒热了。很多不懂国学的人从里面看出商机，到处说书，有损国学的名声，不应该讲那么多占卜易学，但那个在中国社会很吃香。
国学即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也是生活、做人的态度，不光光是学问本身。中国过去讲经史子集，不是学科划分，更像是一个人的五脏六腑。但现实是困难的，我有太多学术工作，我也不是二传手，没时间做那些普及的事，还有好多书要写，要做更多创造性的思考，但确实需要有人讲讲真正的国学。
人物周刊：你的学术研究领域不断转向，涉猎广泛，也并不局限在国学？
刘东：当代文史哲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建立的学科，越分越细，我觉得不一定合适。我喜欢从一个云彩飘到另一个云彩，我总想学新的知识，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之前有一个哈佛的研究生来读我的博士生，他本科学生理学，正好那个假期我在看脑科学，他也去读，和我交流，我俩高兴坏了。
我觉得这没问题。那么多学科，为什么我们都不去读，除了少数一些规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你不能读书。但你总想邀功请赏，带着功利性可不行。我小时候没什么书可以读，都是马克思、鲁迅之类的。我记得有人形容马克思：他的思想犹如生活，但他的经验随时准备驶入任何思想的海洋。我当时非常崇拜这句话。人小时候读一些人物传记是很有帮助的，当你被那个人的经历感动，他的故事就会叠印在你的生命里，如果没有读孔子、歌德、莎士比亚、梁启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研究国学。
我还想开一门课，就讲讲“我生平敬仰的人”，还有一人我非常敬佩：朱可夫元帅。他扭转了二战的局势，莫斯科保卫战、攻克柏林等，都是他的功劳。让你觉得很神奇：人类如此垮塌的时刻，碰巧这个人有这个技能、位置、毅力，让全人类抵制住了溃败。所以，于我个人而言，国学自然不是终止。
人物周刊：你会遭遇表达欲下降、母题消失这一类作为学者的难关吗？
刘东：我没有，儒家没有所谓“中年危机”。杰克·伦敦有一本小说，叫《一块牛排》， 写一个黑人拳王，在最后一次比赛中，他还剩一套组合拳就把对方打败了，但他忽然想起来昨晚没吃饭，要是有块牛排就好了，对方趁他走神，扭转了败局。你看张三丰是这样么，他最辉煌的时刻在最后，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个意思。
我拥抱世界、拥抱知识，阅历、智慧的增长令我快乐，这是真正的儒家做派。面对人生的无常、无力，知道人终将变成一摊水，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啊。紧迫感让我更有动力做事。我前几天刚听了贝多芬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这是大家公认最难懂的一首曲子，那天我忽然感觉他是浑不吝往下写，像是写给后世的，他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也不管别人懂不懂，他只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时候你突然觉得他在和上帝对话。我还在超越。
人物周刊：你有自己的困境么？
刘东：这个肯定有，所有问题都是从困境中产生的。我最大的困境就是歌德写《浮士德》第五幕，个人生命的有限和你想要完成的事业的无限之间的差距，那个差距是不能解决的，只能缓解，这个我很早就意识到了。世俗的困境我也会困扰一天，当天可能也会不高兴，第二天就忘记。因为我读书、思考的乐趣可以让我分泌多巴胺，就像别人运动、吃美食一样。我只要做和书有关的事，大脑就形成奖励机制，所以我发愤图强、乐而忘忧，文化修养指引我的多巴胺往更广阔的地方扩散开来，我就紧紧抓着这个不放，还算快乐。
10年前，他从北大来到清华，担负起重建清华国学院的重任，他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书立说，教书立德，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他为再造传统奔劳呐喊，讲学足迹遍布世界各国名校。刘东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是国内十余种丛书的主编。2019年11月，刘东获得第八届坡州图书奖特别奖。其主编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和 《人文与社会译丛》 分别延续31和20年，出版图书分别高达一百九十余种和一百二十多种，刘东因此被称为国内名副其实的“动手派”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