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 | 移民之路与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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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美国大范围的抗议浪潮，让种族主义再次成为社会的核心议题。在美国，种族主义思想似乎仍难以根除，要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下文选自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孔飞力在追溯美国排华运动的思想背景时指出，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实际上也被运用于排华运动中，种族话语充斥着当时的排华叫嚣。“在移民社会，排斥并不仅仅是将某一族群拒之境外的制度。与移民管控相伴而行的，还包括主流社会对于已经生活在他们中间的那个族群所实施的一系列歧视性措施，以及对于该族群人员所享有的自由与权利进行种种限制。”

在各个白色人种的族群成员中，都可以听到排华的叫嚣，他们对于自己身份的焦虑显然并不仅仅源自一种心理上的敌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对奴隶制的仇恨与恐惧。在排华法案之前，华人移民在美国的处境多少有些微妙，因为类似“苦力”或“奴隶”等字眼时常被用于说明为何排华是合理的、必须的，甚至是一项具有紧迫性的政策。 在加州议会，早在1852年就提出了所谓“奴隶”问题，认为华人移民无一例外都受制于其雇主，因此，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方式，那么这些使用准奴隶的“苦力制”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美利坚共和国。对于那些狂热的排华分子，任何形式的债务劳工都类似于“奴隶制”。不过，除了债务之外，由非白色人种的非自由劳工组成的社团，即一个由非洲奴隶建立和维系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社团，也更凸显出投射于加州华人身上的所谓的奴隶形象。

在美国人对华人移民滋生重重疑问的背后，主要集中于究竟是什么人为他们的跨洋航行支付费用，又是什么人控制了他们抵达美国之后的工作。早在华人移民初期，人们就听说了关于契约华工如何在与奴隶几无二致的条件下被从中国贩运到加勒比和秘鲁的情况。根据1850年的妥协案，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了联邦(州宪法条款之一明令禁止蓄奴)。然而，和绝大多数“自由之土党”的党员一样，加州的情况显然也是既反对奴隶制，同时却也表现出对黑人的种族敌视，二者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调和之处。由此看来，奴隶制的邪恶之处在于它玷污了那些受害者，因此，一旦那些华人的处境与奴隶制多少沾上点边，他们也就成为被玷污了的群体。

▲ 华人劳工铺设铁轨时的场景

那么，华人又是如何与奴隶制搅在一起的呢？必须从对契约劳工制的不同理解中去寻找答案。排华运动的支持者们认定的一个“事实”是:华人移民的迁移过程与奴隶贩运相去无几，而且，华人也必须完全从属于其主人。因为绝大多数华人都是被迫离开家乡的，因此是丧失了自由的人，因为没有自由，那么他们就一定是被逼为奴了，诸如此类的话语充斥着当时的排华叫嚣。

不过，“奴隶制”的污名还与美国普遍存在的对待非白人的种族歧视态度相关联，关于这一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其时，对于黑色人种(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的普遍敌视，随着边疆的拓展，已经蔓延到了当时所谓的“西北”地区，即那些与仍然实行奴隶制的“老南方”相邻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斯州。那里的白人定居者们，既不接受奴隶，也不允许自由的黑人进入他们的定居地。

俄亥俄州于1802年率先通过了《黑人法》，随后该法也在所有新建立的西部各州获得通过。该法律排斥所有非洲人，不管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该法律规定那些已经在当地定居的黑人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出庭作证，并且不准黑人与白人女性通婚(所有这些限制后来都强加到了华人身上)。对于大多数白人定居者而言，首要的、最令他们感到害怕并且仇视的是黑人，是黑色人种，其次才是对于奴隶制的厌恶。伊利诺斯州一位州参议员就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所谓奴隶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种族:“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即便只是作为仆人……也会造成道德和政治沦丧……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本质性的不同，确定了绝对不能允许他们参与到我们政府的政治事务当中。”

▲ 1887年，《洛杉矶时报》这样评价当时在美国修铁路的华人劳工：“中国人是天生的小偷和恶棍。”

在1850年俄亥俄州的一场辩论中，一位“自由之土党”的党员就坚称：美国“是上帝在天堂设计的让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和统治的地方”。此类论调后来又进一步演化成更加自以为是的说法，即美国是一个由自由的白人公民建立的社会，绝不能被异族不可被同化的方式所玷污。

1846年，宾夕法尼亚州议员大卫·威尔莫特也号召反对非洲奴隶制扩张，在他就后来以《威尔莫特但书》而闻名的议案进行演讲时明确提出：必须在刚刚从墨西哥获得的那片土地上禁止奴隶制。但是，他一再向白宫声明，他并不是因为同情奴隶而反对奴隶制，他的目标旨在保证西部将是一个只有白人的社会。他强调:“我为白色自由人的权利辩护，(而且)我呼吁为自由的白人劳动者们维护一个公正的国家、一笔宝贵的遗产，在这里，这片土地的子嗣，与我们同一种族同一肤色的子嗣，将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不必担忧那些黑奴将污秽强加在自由劳动者身上。”

加州的白人移民们不少来自北美中西部各州，他们带来了“自由之土党”那种强烈的种族主义意识。在加州提出排华法案的那些人，其心中清晰地保留着中西部地区“黑人法”的观念，并且向往着在未来维持一个纯粹由白人组成的社会，因此，在他们关于驱逐华人的提案中，诸多措辞用语事实上都与中西部排斥黑人的立法如出一辙。与此相应，对于非洲人和奴隶的敌视，无疑给加州人对于新移民中那些非白色人种族群的恐惧和憎恨火上浇油。因此，业已长期延续的因非洲黑奴而产生的社会成本，部分地转嫁到了华人移民身上。

▲ 拍摄于1920年旧金山唐人街，它是加州乃至美国最大的唐人街。

“林肯之党”也没有提倡应当给予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平等的公民权和平等的社会地位。他们在战前提出的主张，主要集中于必须终止奴隶制，但从不涉及自由平等公民权的话语。共和党的政治家们深知，如果提出应当给予被解放的黑奴以平等权利，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关于自由劳动者的理想只能清晰地作为白人的专属图式，仅为促进西部的开发而呈现。因此，在南北战争之后，加州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争相要求对排华法案进行投票，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在1867年的竞选运动中，两党都肆无忌惮地对华人进行攻击:“对恶棍必须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共和党)；“[我们]坚决反对……那些亚洲人进入我们这个纯洁的国度——坚决反对那些劣等人种与我们共享国家政府”(民主党)。民主党还提出，由“黑人主宰”南方重建，华人大批涌入加州，这些都发生在共和党执政期，都是共和党一手造成的社会恶果。

显然，在淘金热时期就出现的最早针对华人劳工的暴行，就已经揭示出白人自身的种族优越感，与他们意识到劳工可能在与资本的竞争中败北而产生的恐惧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以上文字节选自《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黄鸣奋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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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继《叫魂》之后又一部中国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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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