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不毕业」是一个众包采访计划。我们邀请「赞友」们问设计达人们五个问题——你的母校，你的恩师，你的困惑，你的选择，你的建议。
No.9 范凌：步入互联网是重拾被遗忘的过去
范凌
200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
2007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
201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设计学博士学位
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环境互动方向”的助理教授
2014年建立互联网创业公司“特赞|Tezign”，致力于用科技的力量革新设计服务流程
2015年由“千人计划”引进回国
潘卡林
主业做饭拖地弹吉他
副业爆裂建筑师
跨专业摸爬滚打到东京大学读建筑
Q：范老师的本科是在同济，那么您本科是否奠定硕士和博士和后来的方向？
A：没有那么严肃。我很喜欢艺术也很喜欢物理。我父母是搞艺术的，他们并不希望我子承父业。所以他们循循善诱，引导我读建筑。一方面文理平衡，另一方面可以回上海（父母是上海人知青，一直希望孩子叶落归根）。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翻一些父亲的书，很多涉及设计史论和设计师传记（《贝聿铭》）。
高中我就对互联网很感兴趣，读了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和不少《商业周刊》，当时是第一次互联网泡沫，我记得一家公司的故事和价值观我都很欣赏，叫Napster。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硬盘上的音乐共享给网络上的人。虽然很成功，但最终由于版权问题而被迫倒闭。尼葛洛庞帝建筑师出身，后来在MIT成立了媒体实验室，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我想可能互联网也是建筑学的一种维度。
音乐共享网站Napster标志
尼葛洛庞帝是美国一名建筑师出身的计算机科学家，他最为人熟知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
我在大学里第一个作业，就用网站的形式呈现了。学期末要将建筑初步的成果整理成集，我就做了一个flash的网页，有特效和索引，交了一张光盘和一个URL，结果得了60分，全级倒数第一。 当时的同济也在发生一些转型。基础训练还是艺术训练，我最吃不消的是画渲染图，我不讨厌工艺，我讨厌这种训练方法的目的。于是我申请了转学纽约的Cooper Union。那是2001年，正好遇上“911”，被录取后签证却申请不下来，只好作罢。呆着倒也发生很多积极的变化，大一我们不在同济本部，在新生院，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图书馆。当时看的全都是英文书，我学英语很大程度上是想读懂那些东西，所以我对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二遇见Nomad老师（冯仕达）和一帮特立独行的师兄，大三的时候开始遇见卢永毅、蔡永洁、王方戟、袁锋等几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大四遇到张永和老师，大五就到非常建筑实习。张老师还给我写了一封份量十足的留学推荐信……
2004年，同济张永和工作室期末汇报
Q：从第一次作业之后，对互联网的研究就搁置了吗？
A：对，因为建筑训练本质上是柱、梁、墙和房子的建构。Nomad老师是我最早的引路人，让我开始读理论。在互联网上，我就纯粹是个网民。2007年普林斯顿毕业后回国教书，碰艺术多于碰技术。直到2011年重新回美国完成博士学位，互联网才重新引起我的关注。07年我离开的时候，美国经济还很好。建筑学学科性还非常明确，讲艾森曼为代表的形式主义（formalism）。但到2011年变化非常大，经济危机之后，各行各业的人都普遍意识到自己行业所存在的危机。奥巴马当总统的口号就是“改变”。到了哈佛，我发现商学院的人不去华尔街了，去创业了。法学院的人不去律师所了，去创业了。不少设计师成为互联网创业者。我读博士是因为我觉得实践的乏力，所以希望从形而上的角度进行理解。我心里面觉得技术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奇点的到来可以解决很多现在由经验主义解决的问题。理论上来说，我不相信现象学，相信政治哲学。偏激地讲：我相信是资本和权力带来形式，而不是光。所以博士阶段我研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下形态的价值、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形式？这对我来说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资本和人决定的。即使我跟你是最好的朋友，但你不会问我借房子，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是你告不告我，宁愿空着也不愿意惹事。Airbnb通过第三方，通过平台，通过流程，通过协议，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人机合作的价值，也是互联网可以颠覆传统行业的基础。
在这个语境下，互联网似乎成为一个理论结合实践的大转变，可以颠覆自己所熟悉的行业。
第一个“建成”设计作品：公共艺术装置坐享悬绿，上海，2008
连书都出版了但是没有盖的美术馆，我的最后一个建筑设计，2011
Q：您做特赞这个平台和您研究政治哲学的关系是什么？
A：意识形态和思想方法上。和我们的父辈不同，我们这代没有意识形态。但是，“是不是黑和白混合了很多次，就不存在黑白了？”政治哲学首先给我一个分辨黑白的能力。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是产权矛盾，是Airbnb、uber而不是共产主义局部解决了产权矛盾——通过设计一系列的规则，用网站、app的方式，让一个有产者能够暂时地搁置产权，把私人财产在社区内共有，然后需要使用权的无产者可以获得这部分产权的暂时使用权。共产主义通过政权和意识形态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互联网找到了一条可以实践的出路——共享经济，大家受益。（参见范凌在“Design Matters！1.0大会”上的演讲《创始人说 | 用互联网建立新的信任》）
范教主你可以参考Michael Hardt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的共有》，更深刻地理解“互联网如何影响产权矛盾”。这篇文章已经由我和特赞“挑战哲学”编译小组翻译完成，在后台回复“哲学”即可看到。
我对建筑学有不满，就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机器，而是把人当作机器了。我们老说中国盖房子快，为什么?因为民工便宜。这是一个很消极的看问题角度。Autocad R14就能画好绝大多数的建筑，因为是人画，工具就变得不这么critical了。很多人在做机械臂、参数化，但有技术表现主义之嫌，和画手绘草图边角出了头的手法本质一致。人机合作的思考还不够。所谓人及合作就是说：人可以很简单地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善良，判断你这个时候是开心不是假笑；机器做不到。我都说不明白是怎么判断的，但我能判断，一个正常人都能判断。然而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是计算，就说2的一千二百次方，等于多少我不知道，机器一下就能算出来了。机器擅长做的事人不擅长做，人擅长做的事机器不擅长做。最好的方式，就是两者合作。Airbnb就是这样的例子，通过机器把设定的规则产品化，人在线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Q：我们再回到学校的问题，您是在同济、普林斯顿、哈佛接受的教育，在央美教了7年书，后来又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老师，您觉得传统院校、美院、美国院校的教育体系有什不一样，对您分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A：我觉得中国教育对我产生特别糟糕的影响就是不相信学校。即使在哈佛和普林，我似乎自学的成分都大于学校给予的，学校更多的是提供一个氛围。这特别不好，尤其浪费时间。
所以学校对我的改变是“激发”式的，而不是“影响”式的。所谓影响式就是我不会承认我是普林或者哈佛的典型，也不会承认我是同济的典型。我是我，同济帮助了我，普林也给我很多刺激，从而让我会从形而上的方面去思考一些问题。哈佛也给了我一些帮助：使我相信社会的价值和商业的价值不谋而合，使我相信社会价值只有通过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才能不断地放大。
普林斯顿硕士答辩，2007，多谢翰哥记录
哈佛博士论文正文提交，2014
Q：中国人在国外顶尖院校任教并不多见，您从央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什么样的过程？
A：我一直想去硅谷，就在与旧金山一桥之隔的伯克利安家。然后我去拜访在伯克利教书的同学。他把我介绍给院长，也是普林的，本科设计课程负责人是哈佛的。所以很容易就聊起来，他们就说你来教书吧。所以我是先决定住处才有了offer，先有了offer再做申请。
我原来计划希望找个安静地方写博士论文，哈佛活动太多，我是公派留学，必须三年毕业。伯克利是意外体验，我先进去教书，再去学习的这个学校。我特别喜欢这个学校的特立独行，特别左。早年是美国建筑和设计教育很重要的一支，关注设计方法论，是德国乌尔姆学派在美国的延伸。这个学校这个最有名的老师叫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他对当代的建筑学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但是计算机的博士到现在还要读亚历山大的书，有些计算机理论的基础性建构都离不开他。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反而让我更关注“被遗忘的历史”，艾森曼和亚历山大在哈佛有一个很著名的争论，最后建筑学选择艾森曼的人文主义；信息控制论、计算机选择了亚历山大。
讲座，2014
在伯克利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和课后，2013
Q：那这是从伯克利到创业这个过程是早有计划，还是在中间才发生的这种想法的变化？
A：其实总的来说教书还是挺闲的，我自己做了一个方向，叫做人与环境互动（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原来环境设计、建筑设计，都是从客体的角度来讲的。并没有讲这个客体和社会、人之间有什么关联。所以如果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最大的颠覆性就在于重新思考“关系”：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粉丝，原来你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互动的关系，就是这些关系怎么更好的回馈到我们对于环境的设计或者认知上，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把我教的建筑学也好，空间层次的客体也好，都是归纳为人与环境的互动。
我特别关心高技能的人（high-skilled professional），设计师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都是做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production），他们生产知识，生产文化，生产创意，生产代码，生产音乐，生产粉丝。这帮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群？我在伯克利联合信息学院和人机交互专业，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研究。特赞这个想法就在这个研究基础下开展的。创业想法其实一直有，但是做特赞是近一年多的想法。
Formini概念设计玩具，2014* 这是和另一个设计创业者苏麒一起做的四只设计玩具，从此我再也没有进行过物体的设计，而是专心设计特赞平台。
Q：在创办特赞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A：我觉得创业哪个阶段都是难度过的，因为压根都是在做自己不懂的。做建筑其实我什么都能做，只是雇了一大帮不同等级的帮手，所以设计事务所是相对单纯的金字塔结构，老板就是英雄，下面都是帮手，而且下面的人也甘愿通过手的方式来学习，从而以后成为这个老板。所以更多的是作坊式的。而且只有作坊式的才能做好设计。这个老板要是很强权的，而且什么都懂。但是做互联网创业不是，我对互联网创业一窍不通。我懂设计，但我自己又不做这个页面设计。其实我后来发现做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最关键永远是定产品方向、找人和融资，并且克服无知。
Q：有没有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门课？
A：没有，每个阶段影响每个人的东西都不一样。很多时候阅读是主动的，有语境的，我觉得为读书而读书的作用很弱，更多时候是带着好奇，带着问题来找答案。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做的一个讲演题目是人——human。所以我最近看了好些关于人的书，比如说人工智能。最近在看两本书《超级智能》和《人类简史》。我不会去读那种大部头的，不会去理解人家讲了什么。我会去想“我要了解什么问题？”我去找些素材，去帮把这些问题想深入。
离开伯克利的时候还回图书馆的最后一批书，2015年5月（采访听记：庄晓珊、庄晓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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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毕业」是一个众包采访计划。
每一位设计达人，都会有一个属于大学校园的记忆。再大牌的大师，也是从青涩时期慢慢成长，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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