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论文奖丨黄少卿谈《青木昌彦的理论思想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含征稿）

为纪念青木昌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于2015年7月撰写《青木昌彦的理论思想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一文，总结青木昌彦教授的主要学术成就并评述其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产生的影响。

第二届（2019）“青木昌彦经济学论文奖”启动征稿！"清华CIDEG"特将原文转载如下，谨以此文来回顾和纪念青木昌彦教授的学术思想。

作者介绍

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青木昌彦的理论思想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因患肺疾而突然辞世，这个消息令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少学人感到惊愕和难过，这不仅是因为青木教授作为一个理论大家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更是因为他的不少观点和主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出了恰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从而帮助了中国经济学界思考如何避免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误区。 我在本文中总结了青木昌彦教授的主要学术成就，尤其是他倡导发展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CIA）范式的核心思想，并就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曾经产生的影响给出一些评述。

一

学术经历和成就

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青木昌彦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过浓厚兴趣。研究生期间，他自学数理经济学，接触到两位现代经济学大师阿罗（Kenneth J. Arrow）和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 1917~2008）合写的一篇讨论资源配置机制的论文。随后，他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追随赫尔维茨从事机制设计理论的学习，从此走上现代经济学研究道路。

1968年，在阿罗的推荐下，青木博士毕业后来到斯坦福大学任教，在那里继续用数理经济学方法从事机制设计理论研究。一年后，随阿罗转聘到哈佛大学，旋即又受聘为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在日本期间，他用日文撰写了第一本著作《组织与计划的经济理论》，该书归纳总结了机制设计理论当时的发展成果，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分析处理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上。

1979 年，青木再次来到哈佛，其间参加了哈佛法学院“公司治理”研究班，注意到法律与经济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性。此后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有关企业合作博弈的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一书。这是运用博弈论分析框架讨论企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一本重要著作。

1980年，青木开始思考基于日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结构，比较分析日本与英美模式的企业制度及其他政治经济体制。这一次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日本企业的经济分析》一书中。从此，他的研究兴趣逐渐从过去的纯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对真实世界的关注。

1988年，根据讲课内容归纳整理的《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一书出版。在书中，青木对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构建了进行比较的数学模型。该书为青木赢得了广泛国际学术声誉。

大约于1990年，青木致力于开创一个新的分析范式：比较制度分析。基于此前所做的日美经济体制的比较，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否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三者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呢？他希望超越日美的比较，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找出答案。

比较制度分析强调，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博弈相互交织的情形下，“均衡”概念很重要，但是，要了解不同国家的博弈过程中哪个“均衡”会被选择，即为什么会出现多样化的制度模式，就必须把博弈论的分析与关于各种制度的比较和历史信息等结合起来。

基于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青木撰写了堪称经典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书。2001年，该书的中、日、英文版本同时出版发行，其思想影响力一时无二。

从1997年开始，青木还兼任了日本通产省下设的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该机构于2001年改革为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作为独立智库，研究所编写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分析丛书，其中，他与安藤晴彦主编的《模块时代》一书对于模块化对全球产业组织演变的深远影响进行了精辟讨论。

近年来，青木再次把目光投向比较制度分析，他非常重视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近期的著作，认为福山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发展，这项工作很重要，具有借鉴意义。青木本人也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比较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制度演进之间的相互影响，先后撰写了《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与中日韩制度演化》等文章，这些文章已成为青木教授在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绝响。

二

比较制度分析的核心思想

比较制度分析这个新学科或者说新范式的出现，大体上是以1990年在青木昌彦倡导下，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开设同名课程为标志。据钱颖一教授介绍，开设这个学科是为了取代以前的“比较经济体制”。

和传统制度学派一样，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对象是制度或体制，但是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大量运用博弈论、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和代理理论。其主要的研究方面包括：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转轨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何才能建立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一整套法律、规则、机构和制度；二是市场经济国家中不同体制的比较；三是对经济组织的研究，这是比较制度分析的基础理论工作；四是从历史角度看待制度的演变，主要继承了诺思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

相比于以前研究制度的一些学派，比较制度分析在理论上有很多独特之处:

首先，对制度的定义。青木引入了“共有信念”概念，即人们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其他参与人会怎么玩这个游戏的共同的主观认知。当共有信念在博弈过程中被反复确认之后即成为均衡策略，也就成为制度。换言之，制度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

其次，整体制度的各项子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现实中，人们的博弈行为会同时在多个场域发生，不同场域形成的博弈均衡策略就构成了整体制度之间的各项子制度。由于人们在每个场域的博弈所形成的均衡策略，都要建立在其他场域的均衡策略给定的条件下。这说明，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富有生命力和可以维系。

再次，制度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整体制度具有内在的稳定性，那么，制度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呢？青木认为，制度变迁要建立在认知危机的基础之上。当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连同客观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受到的影响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新技术创新、国家的对外开放、战争等外部冲击。而制度变迁的真正发生，需要一些（或全部）参与人在策略选择上发起新的实验性选择，随着越来越多参与人适应这种新的策略选择，并将其变成共有信念，社会最终会形成新的均衡策略即新的制度。青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熊彼特式的制度创新者博弈策略组合的调整等机制，能够帮助实现制度变迁。总之，制度变迁过程非常复杂，它既可能是突变式的，也可以是极其缓慢的渐进过程。

最后，多样性的制度会长期存在。人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市场全球化等全球一体化现象的强化，未来全球的制度安排会不会趋同？青木认为，在全球范围，制度安排自组织方式的多样性会持续下去，第一个原因在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意会知识的相对价值。第二个原因是前面所讲到的，跨域的各个制度安排在共时和历时上的相互依赖与关联。未来，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场域与国际交换域的制度安排，它们之间更可能是相互影响和共同演进的关系。

比较制度分析的上述核心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不同国家多样化制度的存在及演变，具有极其深刻的启示作用。然而，由于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对于比较制度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加上学术政治的影响，2000年以后，当年斯坦福大学从事比较制度分析的许多学者陆续离开了该校。

目前，该领域只有少数学者还在坚持沿着这个分析范式展开研究，近十多年来，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几近停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

三

青木昌彦学术思想对中国改革的主要影响

青木教授对中国一直非常关注，早在1976年，他就设法来中国进行考察。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开始改革开放，他的考察基本属于无功而返。当他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994年，作为国际专家，他参加了这一年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会议（史称“京伦会议”）。在会上，一批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分别就许多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和转轨国家存在的政策问题展开阐述。青木昌彦在会上做了两次主题发言，从公司治理机制角度分析了转轨经济中企业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介绍了战后日本银行和企业债务的清理。

青木昌彦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强调，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经理层或工人等内部人掌握牢固控制权的现象，因此，如果选择私有化方案进行国企改革，从俄罗斯的经验来看，结果必然是把大部分国有资产无偿送给内部人。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未必有效率。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革，在政府继续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同时，考虑让外部机构持有一部分股权，并且配套引入破产机制，及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改组，从而形成对内部人的外部制衡机制。青木还对于当时流行的层层控股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低效率的行政控制体制。

二十年后，当我们重温青木上述观点时，无疑会更加感受到它们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青木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还在于强调转轨过程中要正确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他和其他几位专家共同主编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基于东亚国家的经验，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给出了一种新的诠释。青木等人提出了“市场增进论”，即不应该把政府和市场理解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政府不是凌驾于一个经济体系之上，负责解决协调失灵的外在的、中立的全能机构，而是整个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参与者。因此，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能力，从而克服市场缺陷，增进市场机制的力量。

青木同时也强调，要加强对政府的问责以不断改进政府的作用机制。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青木特别指出，政府官僚行为是内生的，必须要考虑对政府的激励因素。

最后，青木的理论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还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影响，那就是青木强调经济体的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而呈现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个观点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选择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人们喜欢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中国的改革过程，言下之意是中国的改革是干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这的确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改革过程的某些特征。然而，当我们面对今天各种制度之间的摩擦成本，尤其是日益扩大的市场机制与改革相对滞后的公共部门之间的摩擦时，难道不应该反思这种“零敲碎打”式改革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吗？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然而某些领域的改革依然尚未破冰，正在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严重隐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

斯人已逝，但青木昌彦教授旺盛的理论创造力和生命力，以及为推进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及其影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铭记。

第二届论文征稿启动！

为纪念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联合创始人、原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青木昌彦教授，特设立“青木昌彦经济学论文奖”，以发掘和鼓励青年学者从事公共政策和制度建设相关的学术研究，推动中国公共治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现实进步。该奖项冠以青木昌彦名，以寄先生厚望。

申报参评者需在2019年9月1日前，将填写完整的报名表、论文摘要及论文全文以邮件方式提交到官方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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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评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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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