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歌者王洛宾的传奇故事（附大量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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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歌王——王洛宾（1995年8月10日，曾政摄影）
题记：二十年前，我是新疆军区一名机关干部，因参与八一厂《西部歌王》拍摄，多次拜访王洛宾，并成为他晚年的一位好友。作为非音乐研究专业外行，由我来谈王洛宾音乐艺术显然还存在着严重的知识不足。“音乐是宗教，爱情是信仰”，这是王洛宾的一句名言，王洛宾一人创作的传世作品比整整一代音乐世界做的还要多，而那些人有着优越的创作条件，王洛宾却只有自己的信仰。
1995年11月，王洛宾与本文作者曾政在其寓所合影
一位哲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接近上帝，诗和音乐。
一位音乐人说，20世纪的中国，如果要选一首歌代表中国，那就是王洛宾的歌。
三毛说，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王洛宾的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只有四个乐句，六个小节，虽然很短，却是来自天国的声音，仅凭这首四个乐句的歌，也足以让他成为世界名家。更何况，王洛宾还有极其丰硕的音乐遗产，达以千计的歌曲数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如《青春舞曲》、《达坂城》、《阿拉木罕》、《康定情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众多流传于世的动听旋律，更是奠定他世世代代的丰碑。
1925年，王洛宾在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学校附近基督教堂的唱诗班，受教会音乐的熏陶，他很快成为唱诗班中的佼佼者。现在还不清楚幼年时这段教会经历对他的成长有着怎样的深刻影响，但王洛宾一生为了音乐，惊世骇俗，超凡脱尘，把一切邪恶、痛苦都置之度外。他一生两次被捕入狱，新旧社会给了他19年的牢狱生活，现实世界滴血的伤害，不寒而栗的凶讯，都不能阻挡他对音乐的追求，如宗教徒虔诚的修行。他曾经失去了人生年华、爱情、家庭、甚至自己的名字，把全部身心都注入音乐，表现出感人的精诚，体现出了只有信仰者才能达到的境界。
2003年11月27日，作者曾政（右二）与总参陆航局战友齐金光（左）和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儿媳党国英在北京通州区潞河中学故地探访后留影
1939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王洛宾以浓烈的民族音乐素材为基础，创作了反映穆斯林青年抗日决心和热情的歌曲《穆斯林青年进行曲》，他这样写到：“我们爱教，更爱祖国”、“侵略者进犯，把他打回去”、“我们热血发扬穆圣精神。”极大地鼓舞了西北少数民族群众的抗日热情。一批批回族将士正是唱着这首歌奔赴抗日前线，杀得日寇闻风丧胆，这首歌曲曾经被刊登在1939年“甘肃省抗敌救援会”出版的《西北歌声》上。70年多年来，这首歌被写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成为自由的宗教信仰与爱国爱教统一的活教材。
1941年3月，王洛宾被国民党兰州军统特务逮捕，关押在大沙坪甘肃省党部统调处沙沟秘密监狱里。一位姓席的牧师也被关在他的斜对门，王洛宾很好奇，问他犯了什么罪？牧师无法正面回答，只好说触怒了主，并用牙膏皮写了一段忏悔词的《赞美歌》：“圣堂响起钟声，塔尖掩拥着霭霭白云，跪在窗前，虔诚祈祷，按着一颗忏悔的心，愿人间罪恶都来归我，我愿永远做木栏里的人，虽然我的罪恶深如海，主的仁慈更深。”王洛宾感觉意境很美，立即谱了曲，不久传唱于全监狱。
“美在天堂，也在地狱。”王洛宾先生一生定居在审美世界，超越现实，像一朵游云，无羁无累，潇洒飘逸。在他看来，严酷的牢狱生活只不过给自己换了一个创作场所，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狱中用自己省下的口粮“窝窝头”来换取其他囚犯的民歌素材，为了在牢房里能继续写歌，在将狱中唯一能够阅读的红色刊物都进行了谱曲。他的精神铺天盖地，随时会冲破无顶的天空。他是音乐的信徒，音乐使他单纯，单纯的快乐，单纯的痛苦，怡情悦性，返朴归真，所有的激愤和不平在音乐里都被缓缓冲融，汇成了汩汩涓流。
“我们一旦死去，我们就融入了宇宙。”这是一种永恒的信念，音乐是他的菩提树，音乐是他的清凉地，音乐让他忘我，也忘记了这滚滚红尘的庸扰与躁动。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创作不辍，时间对他来说如同甘露一样，珍贵稀少，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精专，达到毋我两忘，歌无虚日。1995年12月29日，王洛宾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参加新加坡雷藏寺的开光仪式，以莲花洛宾的法名，写下了一首《虔诚的忏悔》，这首歌是写给他自己的，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总结，他宽恕了一切。每个人都需要忏悔，都应该忏悔。
把虔诚的忏悔
编成一支苦涩的歌
献给真佛，献给真佛
献给无量我佛，阿弥陀佛，
请用您慈悲的双手，
揉碎歌中的苦涩痛苦，
撒遍人间撒遍人间，
化为祥云万朵，阿弥陀佛，
我愿曾经给我痛苦苦涩的人，
也能得到祥云片片，
因为真佛的慈海是无的。”
在我动笔撰写该文时，得到了王洛宾之子王海成的大力相助，据王海成的不完全统计，王洛宾创作的宗教音乐还有：1991年作《灵仙真佛宗》，1993年作《清净咒》，1994年作《如来》，毛愈词，1994作《惜缘》，1995年作《敦煌之歌》等。1995年11月，在王洛宾寓所，他亲自为我演唱由他改编的俄罗斯民歌《在那银色沙滩上》，他亲手编写这首歌词，包含着浓郁的宗教背景：“往事踪影迷茫，犹如幻梦一样，背弃我的姑娘，你在何处躲藏？找到山中老教堂，人们正在歌唱，背弃我的姑娘，正挤在经坛旁，当她看到我的马，眼睛那样惊惶，手中烛火摇晃，烛泪滴在裙上。飞吧，飞吧，我的马，箭一样地飞翔，飞向无极宇宙，摆脱人世沧桑。”那充满感情的倾述，略带吵哑的声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至今强烈地震憾着我的内心。
翠竹不经霜熬，世人那知其坚韧；学佛不经魔考，那能证无上菩提。
《如来》
您的手印是风，穿梭在飘摇的时光和岁月；
您的梵音是水，诉说着悠长深远的洪流，
我们相会在方寸的莲台上，
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我们相会在方寸的莲台上。
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永远不变的是您那熊熊的火焰，
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永远不变的是您那彩虹的光芒。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994年7月1日于芝加哥
著名音乐剧作家张广天说，王洛宾在上世纪30年代写作是有抗日精神的，他用自己的方法保家卫国，这点不需要非从《老乡，上战场中》、《洗衣歌》中去寻找根据，《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同样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难的时刻，北京城里不少人投降当了汉奸，而王洛宾却在西北充满感情地创作。杀敌是抗战，树魂也是抗战。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从美学上树立起来了，中国魂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才不会被打垮。
同样，王洛宾音乐艺术的宗教情怀，也不需要单从他几首宗教题材的音乐中去寻找。王洛宾的是记录下美好的，记录下心灵的，关于爱情的，歌颂灵魂的，他相信老百姓是中国的神，《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卓玛，就是他灵魂深处的神，爱情之神。在那个革命洪流的大背景下，很多文艺青年选择了一条做官的路，而王洛宾却选择了一条漫漫的西行之路。经他修炼过的中国西部民歌，既保留了原有的音乐气质，又升华到一种专业创作的境地，达到雅俗共赏的社会效应，这或许正是他的作品被当作民歌，跨越时空久传不绝的主要因素。
“音乐是宗教，爱情是信仰。”他特别强调，所讲的爱情并不单是男女之间的情爱，而是更广义地，包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他说：“比如人们爱自己的家乡，这也是一种爱的感情。我爱大西北，这是我对西北的爱情。”把爱情上升到一种信仰，所以便爱得更广泛、更深沉。也许这正是孔子讲的“仁者爱人”、“泛爱众”的传统思想。正因为此，他的歌曾熏染了几代寻梦人，使他们走入感情深潭，忘却了尘世中的悲苦和忧伤。
正是这样，他制定了歌要传唱500年的生命计划。他的音乐艺术所显现出那种纯美隽永的境界，寄寓着我们的梦想与诗情，是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人间美丽情愫的产儿，是暗夜里闪亮的星辰，是泥沙凡尘里晶莹的珍珠。他代表着一道亮色。他的音乐遗产真正是我们称之为精神财富的那种东西，因而必将被人们久久地珍爱与传唱，这笔财富的创造者，也必将被世人久久地纪念和怀想。
1995年12月，王洛宾先生应邀参加新加坡雷藏寺开光仪式，并带去自己献给佛祖的歌《虔诚的忏悔》。
《新加坡的太阳》
“太阳太阳，
宇宙众星之王，
你的仁慈普照四方，
你的柔光象征和平愿望，
你把美好的愿望，
洒在新加坡海滩上。”
1993年，王洛宾发表在台湾佛学刊物上的诗《两岸》
半个世纪之前
在黄河的两岸
我曾背运过伤员
头上敌机
脚下狂涌
心中只是想
让亲人提早进医院
多少白天
多少夜晚
从潼关划到风凌渡
从风凌渡再返潼关
从未感到黄河尚有两岸
今天
漫步台北公园
一位柱杖的老人
走过来搭讪
说他年青时
据守过娘子关
挂了彩才退下火线
我猛然记起往事——
说不定我背过他
说不定就是他的鲜血
染红过我的衣衫
紧握双手
默默无言
顿时心中
更没有什么两岸
一九九三年五月于台北
王洛宾与本文作者在饭桌上以水代酒，猜拳娱乐。
1995年12月22日，王洛宾审阅本文作者撰写的稿件
（中国宗教艺术网理事：曾政撰文并摄影，部分资料照片由王海成先生提供。
我眼中的王洛宾
曾 政
说来奇怪，王洛宾长眠的那一天夜里，我梦见他去逝了，早晨出操我还对战友说起，不料这一梦境竟成事实。王老的儿子、儿媳得知后说，临终前托梦，说明我与王老感情深厚。
其实我只是王老众多青年朋友中的普通一员。三年前初冬的一天，我协助参加电视专题片《西部歌王》后期的拍摄工作，有幸结识了王老。那天清晨，我随同摄制组几位同行，赶往王老家补拍镜头，乌鲁木齐夜里降下一场大雪，道路塞车严重，我们比约定晚到了15分钟，一上楼就见王老立在门口，表情严肃地训斥说：“你们还是不是军人！？”。一生没离开过军人身份的王老，具有严谨认真的良好作风和极强的时间观念。相处的深入，这位历经坎坷的音乐家便在我的视网膜里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全景。
王洛宾老人一生19年牢狱，5次入狱，4次穿军装，极富传奇色彩，因而他的经历被许多媒体炒作，广泛地见诸报端，加之一些报道线索叙述不一，故事情节交叉，差不多每一个结识王老的人，之前都有一个心中的“王洛宾”，我曾经带着重重疑问，见缝插针地从王老那寻找答案。1994年秋天，王老到美国纽约接受联合国授予牌匾活动，回来不久，我去他家翻看带回的影集，回忆在那错误年代里所受到的磨难，我打趣说王老当初蹲牢房时绝对没有想到晚年会这么风光，并赞赏老人出国西装革履、衣着潇洒又精神。王老笑答：
“到了美国，我还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在美国人民面前要尽量表现我们的乐观，我们的自尊，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他向我谈起“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辩证关系，说只有墙内花开了才能得到墙外香的效果，花开是内因努力的结果，不是外界的帮助。旧社会、新社会尽管给了他19年的牢狱生活，但他不计较公平不公平，他的努力是让全人类唱他的歌。即使经受着监狱的苦难，他还整理出了300多首民歌。“如果我又发牢骚又叹气，‘唉呀，冤枉啊!大老爷，我受了 15年的徒刑，享受了不人道。’你说，这个老头多没意思。那只能给外国人制造有辱我们祖国的口实”。回顾王老的一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他毅然奔赴抗日前线，用满腔的热情先后创作了《老乡，上战场》等大量抗日歌曲。
1975年释放出狱的王老，被开除了军籍，注销了户口，他既无生活来源，又无立足之地，二儿子王海星那时刚成家、经济拮据，王老不愿让儿子过多地负担，就又回到监狱，大墙外有个就业队，王老在那给人看过工地，打过石头，当过小工。以后新疆军区为他落实政策，恢复了军籍，不久又退休进了军区第五干休所，为了音乐创作，他没有采纳儿子儿媳提出要照顾他的建议，理由是一个人生活习惯了，自己完全能照料自己。他的屋里始终收拾得十分整洁干净。王老就是这样一个生活自立性极强的人，既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愿依赖他人，包括自己的儿子。
王老有一件普通的白衬衣，从 80年起穿了十年，破了还舍不得丢，他让三儿媳党国英把没法再补的领子袖口剪去，改制成没有袖领的衬衣穿在里面，一直到前年这件衣服他还穿在身上。去年11月29日晨我去他家，王老正在做早饭，不过是头一天的剩菜剩饭倒在一起熬了一锅。王老幽默地对我说；
“我这人胃口很好，吃过天堂的圣餐，也吃过地狱的份饭。一个人一辈子清苦惯了，老年突然有了钱，大吃大喝起来，死的就要快一些，如果还吃窝窝头，就能长寿。我认为个人的生活如果超出普通农民太多了是一种耻辱。”说到后一句时，已是高屋建瓴的严肃神情。
王老没事的时候，常到外面与普通人交谈，借以观察社会，他能容纳任何阶层，任何人都可以与他交朋友。他门前不远处正在起一座楼房，王老发现为了求进度，地基里的石头杂乱无章，工程质量相当差，通过与承包队的建筑工人聊天，他了解到不少情况，知道包工头当初是给建房单位领导不少回扣而中标的。联系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
“什么时候房屋质量上去了，我们的党风就好转了。共产党员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很伟大，而现在贪污的，吸人民血汗的就有是共产党员的人，北京的一个副市长（注：指王宝生一案）贪污就达十几亿，而没填过表、没人过党的也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价值比那些做了坏事的共产党员要大得多。我可能自不量力——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说这段话时，我衣袋里的微型录音机正悄悄地转动着，王老逝世后，重听三个月前这段声振屋瓦的录音，我常常不能自制流下眼泪。往日的一幕幕情景总在撞击我模糊的视线，他能因为陪同的机关干部不听招呼和看不惯别人在酒桌上的铺张浪费，当场就翻脸让人下不了台，也能在私人聚会中高兴地与我们划拳行令，共唱“卡拉OK”，一本正经地对要替他喝酒的小伙子开玩笑说，你犯规了，你扰乱社会秩序。还能在送他回家的路上，说一句道歉的话：今天冲动了，别往心里去。王洛宾就是这样一个可亲可爱又可敬的老人。
王老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外出总是风雨无阻地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他精力充沛，病危入院前半个月，我见他还冒着零下20度的气温疾步如飞，到一公里外的邮局给友人寄信。他思维敏捷，言语机警犀利、幽默风趣，他认为一首歌是美的文学加美的音乐，因而特别注意遣词用字的准确生动。去年11月2日，我到王老家中做客，王老兴致极高地为我用钢琴弹唱新近谱曲的一首歌，歌名叫《蓝马车》，（注：王老去逝后，我才惊奇地发现，词作者竟是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顾丁昆，现任伊犁州文联秘书长。）王老唱得情真意切，我们受到感染不竟拍手叫起好来，我认真地评价道：“音乐和激情始终与您相伴啊!”王老听后纠正说：
“你这句话语饰上有问题，激情是人本身的东西，属于你自己的意志，生活锻炼出来的，‘你今天怎么没跟激情一块来’——这样说不合理。”他接着举例说：“说相声可以这样说‘我现在激情差点，‘老人家，你借给我点激情吧’，这可以是笑料，·激情不同于荣誉，荣誉既属于你自己，也属于社会，你也可以拿着你的荣誉去做你的事，而激情永远是属于你自己的。”一席话使人不仅受到高品位的娱悦，而且深为老人语言文字思维缜密准确的深厚功力所折服。
王老可能从未搞清我是做什么的，因为他连自己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也记不住，但这却并不影响我与大多数同样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敬重与爱戴。或许正因为此，他一生实际创作了多少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现在一般认为王老一生收集整理、改编翻译了十几个民族的 700多首民歌，可能远不止这个数。他谱曲作词的歌曲，字迹誊写工整，谱线符号规范，令人赞叹，常常找不出底稿。呈现在最后的往往只有一份书面整洁的曲谱成稿。一次哈密军分区的新闻干事韩萍见到王老时，主动提醒说两年前王老为她作的《白云与风筝》一歌的曲谱，是她最宝贵的一份珍藏，洛宾老人却怎么也记不起有这么一回事，他只好开玩笑地解释说，他这个人不用脑子，不好记事——因为人一生没那么多幸福，痛苦的往事太多，记忆力越差就越能长寿。
但有些事，他竟然能过目不忘。去年秋，他以达坂城“名誉镇长”的身份视察了离镇上20多公里的马背小学，看到了那里的孩子坐在石头上听课的情景，就筹划着自己要挣一笔钱，改变简陋的教学条件。直到他病危躺在医院，他还念叨说建一所像样的达坂城小学计划还未实现，儿子儿媳含着泪答应他，将来有了钱，一定要完成他的宿愿。3月4日，长子王海燕将病情如实告诉了父亲，王老表现得十分坦然，他一再要求医生不要给他用珍贵的药了，不要浪费，好药留给有一线希望的病人用，如果能动手术，哪怕能维持一个月的生命，他也愿意动手术，因为他还有一部六幕歌剧《巴旦木汗》(汉名：第二次婚礼)只写了一幕半，还没写完。他反复说的话是：人生有限，时间宝贵，要珍惜，要努力，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完。王老临终前的遗言让人深思，使人潸然泪下。
我最后一次见王老是去年12月 22日下午，那天他收拾行装，正准备出发去新加坡参加在12月28日他 82岁寿辰那天，为“庆祝艺术生涯 60年”而举办的音乐会。王老用一个小时审阅了我写的一篇稿子，提出了几点修改建议，临别他对我说，元月10日回来后再见，没想到这一面竟成永诀。
王洛宾老人将终生的情感交给了大西北，他的去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大损失，我失去了一位熟识挚爱的前辈和大师。悲痛中想到王老在最后的日子里一定还惦记到我，因而他托梦向我告知噩讯。记得王老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并不信神。去年3月，王老上一次住院时，一位护士悄悄对他说，这个病床刚刚死了一个人，王老说他不怕，他是无神论者。他一直是幽默和乐观地面对死，他对我说，假如90岁还活着，他还要开音乐会。他曾制定过“人生要活100岁，歌要传唱500年”的生命计划。他风趣地对我说：“我要骑着自行车上火葬场”，而今一别音容两渺茫，那婉约豪放的言谈，谈笑风生的话语，至今仍在耳畔回响，那待人宽厚和善，忧国忧民、富有血性的高尚情操，便一次次冲击着心中一份沉痛的悲凉，使人不觉中进入他的大境界：没有令人晦气的想法，没有让人压抑的话题，只有历经大苦大难后对生活的大彻大悟和对事业的满腔热爱。
王洛宾没能活到100岁，但我相信他的歌会比500年更长久，人们会世世代代地永远传唱下去。
（撰写时间：1996年3月21日，王洛宾去逝第5天，作者时任新疆军区装备技术部干事）
1996年3月14日凌晨0：40时，笔者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王洛宾去逝了。次日赶到医院，查看死亡病历时，上面醒然两行字，死亡原因：胆囊癌，死亡时间：0：40时，不禁惊呆了，推开病房门，一盏紫外线消毒灯正“嗞嗞”地响着，空气像凝固一般，险些击倒。此时距离王洛宾离世不过几小时。
1996年3月21日乌鲁木齐燕儿窝殡仪馆王洛宾灵柩旁，安放着笔者拍摄的肖像及撰写的挽联：“一代歌王长眠在那遥远的地方，沧桑人生永远高唱高高的白杨”。
关于王洛宾的对话
曾 政
时间:1996年3月16日晚，王洛宾辞世第三天
地点:乌鲁木齐市团结路住宅小区王海成家
人物:曾 政，王洛宾生前好友，新疆军区装备技术部干部
王海燕，王洛宾长子，从澳大利亚赶回奔丧
王海成，王洛宾三子
党国英，王海成妻子
话题:王洛宾家事、生前事
1996年3月16日傍晚，除了次子王海星在外为父亲的丧事奔波外，王老的主要亲属几乎承聚在这里。海燕、海成兄弟俩忙着给父亲办丧事，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此时正在准备晚饭，我在厨房首先与王海成的妻子党国英聊了起来……
曾 政：请介绍一下王老的子女和近亲属的情况。
党国英：父亲的长子叫王海燕，今年50岁。父亲当年很欣赏高尔基笔下勇敢的《海燕》，因此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海燕过去在自治区电力安装公司当工人，1980年和爱人一道去了澳大利亚，现在在澳洲开一家快餐店。他们的女儿名口“王洛臻”，小名口“果果”，今年18岁，在澳洲的堪培拉国立大学读书。去年底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中文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州长亲自为她发了奖。父亲在病榻上收到孙女寄来证书，高兴地坐了起来，精神特别好。
次子王海星，今年47岁，现在自治区旅客运输公司工作。这几天正在外忙父亲的丧事。他成家最早，有两个孩子，女儿王萍今年21岁，干个体，喜爱演奏钢琴;儿子王哲，今年17岁，正在上高二。
我丈夫王海成今年45岁。儿子王陶今年15岁，上初二。父亲平时也最喜欢他。有一次陶陶参加学校歌咏比赛获了奖，父亲很高兴，爷孙俩一个弹琴一个唱，“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父亲每次出国回来，都要给几个孙子带些小礼物，他非常喜欢孩子。
曾 政：王老在世的时候，我常听他念叨，说孩子们这些年跟着他吃了很多苦，他现在有点钱，要为孩子们买房子。王老是世界级名人，是不是也挺有钱的?
党国英:去年我们从包头搬回来，要买房子，爸爸给了5万元，都是平时省吃俭用抠出来的。就是这套，你看，很旧吧？家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不少还是过去的旧东西。我们搬入时，父亲先来看了房间的布置。他很满意，说布置的应该简朴点，不要和别人比豪华。海星买房子，父亲也给了几万块钱。父亲一生写歌不少，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好处。这两天，兄弟仁正在整理父亲的遗产。各种证书、荣誉奖章装了满满一箱子，然而存折上却几乎没钱，版权方面还有许多官司。父亲一生非常节俭，但对人却极富爱心，经常帮助别人，还帮助一些学生。前两年有个素不相识的老大娘从山东专程来看他，临行前说没有路费，父亲马上拿出上千元资助她。
父亲有一件白衬衣，前后穿了13年，洗到薄得都能透清手纹，还舍不得丢。衣领、袖口烂得实在没法补了，就让我剪掉，改成短褂。这样又穿了3年，前年他还穿着。
曾 政：现在外界有一种说法，觉得王老好似高人隐士，没有家庭观念，个人生活讳莫如深。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王老还有三个儿子。
党国英:这完全是误解。他一生以音乐为重，独立生活惯了，有自己的生活规律。他喜欢早起，天不亮就起来，有时灵感来了，半夜起来写东西，作息时间和青年人完全不同。他多次说，和我们住在一起，会影响他创作。他一生从未停止过音乐创作，元月8日，他在病床上还写了他最后一首歌——《人生之路》。做儿女的只有尊重父亲的选择。
(这时，王海成和王海燕吃完饭走过来。)
王海成:我们仨兄弟都是在乌鲁木齐长大的。你看这张照片，我父亲当时在南疆军区文工团，条件很简陋，一把二胡……他拿的是文艺6级的工资，一直到去世都是这个待遇。
我们很感激军区领导关怀，父亲病重住院，傅秉耀司令员两次来医院看望。2月14日，傅司令还在病房为父亲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那天父亲很高兴。
有关父亲的报道很多，也很杂，有些小报只热心于编造花边新闻，给他声誉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去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往事歌谣》在北京地质礼堂公映，获得文化部大奖，还准备交流到国际上播映。他病重期间，我把电视机、录像机搬到病房，全家人陪着他看。他一边看一边掉泪，他说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拍戏的时候他是演员，现在作为观众，有很多情节太感人了。比如，父亲到山西运城去看罗莉莉那段，莉莉两岁就在牢房里生活，她爸爸罗云鹏是甘肃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枪杀了。我父亲和她母女一道坐牢3年多，为她写了一首歌叫《大豆谣》。那个监狱非常小，腿都伸不直，只能倦着。以后父亲睡觉都是这种姿势，直到去世。
曾 政：你母亲去世时，海成才9个月，你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王海成：当时生活很艰难。父亲参军在新疆。我留在北京老家，由亲戚抚养。大哥、二哥由兰州的外公、外婆抚养。1953年他俩被到兰州出差的父亲同事带到喀什。1958年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军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当时顺便把我领回来了。所以，我幼年是在北京长大的。
曾 政：你父亲一生蹲牢房19年，那些年你们是怎么生活的?
王海成：父亲1959年再次入狱时，海燕14岁，在北京，海星12岁，我才9岁。应该说是社会养育了我们吧。
大哥没能受高等教育，而且还要养活我们，他很早就上班了；二哥也是因为父亲的问题，只能上交通厅的技校，上班也很早；我中学没上完就踏入社会，后来随上山下乡大潮，在乡下一呆就是8年。这些年，我们兄弟仨相依为命，走过了比较艰难的岁月。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动乱的年代里，到处都在武斗、到处都在打仗，而我们兄弟仨却没有人在公安局的档案上备过案。我们没能上大学那是没办法，但我们都是清清白白做人，没给社会造成任何坏的影响，因为我们经常能想到自己的父亲。小的时候还不感到受歧视，平平淡淡，但是心里面总有一种约束，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平时比较自立、自强、自勉，不敢做错一点事。
那时住校，生活很艰苦，经常吃不饱。别的学生星期六可以回家，可以改善生活，而我们不能回家，也没有家可回，到食堂稍微去晚一点，就要饿肚子。
我哥当时上初中，但经常可以与我见面，互相照应一下。学校的老师和阿姨很好，不像现在的人这样势利。
曾 政：那你们平常去不去看父亲?
王海成：当时父亲被关在军事监狱里，我们小，一个月由军区政治部派保卫干事到学校领我们去探监一次。我记得有几次去，父亲还戴着手拷和脚镣，我们都吓哭了。父亲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叮嘱我们：好好生活，不要出什么差错，注意身体健康。每一次去，他都给我们送一点小礼物，比如小笔记本、小手绢。有时候给我们几个在内地亲戚的地址，叫我们遇到困难，就和他们联系。我们没有写过信，总是想，自己能够生活下去，尽量不去麻烦亲戚。
曾 政：你父亲经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牢狱生活，他对生活和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王海燕：这个问题我没有和父亲探讨过。他出狱以后。我很想知道他当时的情况，但考虑到勾起那些不幸的往事，对父亲来说太残酷了，一直没有开口问。
王海成：1962年，军区文工团缺创作人员，军区让父亲戴罪服务，穿上军服(王海燕插话:穿蓝衣服)。不，是穿军装，但是不佩戴帽徽领章，没有军衔等标志，我们家按4口人发180元生活费。文工团里有规定不能叫他王老师，只能叫他王洛宾。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文工团写了很多音乐作品，为军区争回了很多荣誉。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1964年他再次被投入监狱，这一次是去了地方监狱，就是现在自治区第一监狱，我和两位哥哥经常去看他。监狱在新宫，靠近米泉，一个小时有一趟到米泉的长途车。每次见父亲，他身板都是挺得硬硬的，很乐观。有一次他很风趣地对我说:“快过节了，站岗的公安战士要排节目，他们都叫我老师，我给他们写曲子、当导演，我终于当上他们的老师了，而平常我是犯人。”
曾 政：他是哪年出来的？出来以后是怎么生活的？
王海燕：1975年刑满释放，但政治上没有摘帽。
王海成：他入狱以前是军人，当时规定凡是判刑的军人，一律开除军籍，回来以后，落不上户口。当时父亲也没有很绝望。我那时在农村插队，没有能力来照顾父亲，大哥还没有成家，二哥刚成家，生活也比较桔据。父亲不愿意让儿子承担过多的负担，自己又回到监狱，在“就业队”里呆了一段时间。
1976年父亲出来以后才享受由街道办事处每个月发放的25元生活费，户口也落到二哥家里。这时候正好二嫂生了孩子，他就在家抱孙子。
曾 政：我听说他看过工地、拣过破烂、住过地下室，是吗？
王海成：父亲是个很要强的人。1975年到1976年间，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仍不愿意拖累自己的儿子。当时生活条件很不好。我二哥一个月拿40多元钱，要养活三口人；大哥拿50多元的工资。刚刚成家；我在农村，一个月拿30多元钱还不能按时发到手里。后来有个朋友说给他找一个看工地的工作，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了。工地在芨芨槽子(注:距市区大约40公里)，那里正在筹建新疆化肥厂。工地上的人知道父亲的大名，很尊重他，父亲也经常为他们唱歌。现在好多人提起这件事，都说干活时他老唱歌。
曾 政：你母亲去世时，你父亲才38岁，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再婚呢？
王海燕：我想是为我们三个人。
王海成：对，现在想起来就是为我们三兄弟。
曾 政：能不能谈谈你父亲最后的一些情况?
王海燕：我们忘不了最后一次聚集在父亲身边享受家庭的温馨和亲情的时刻。那时父亲知道了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表情非常坦然。他说:“你们应该早告诉我。”他让护士马上停止使用贵重药物，要求把这些药物用在那些能救的人身上。他对医生说:“你们能延长我10天的生命，但不能使我长生不老。人是靠吃饭生存的，而不是靠药。”
曾 政：听医生讲，去年3月份就已经发现他患的是胆囊癌。为什么他没有及时去治疗?
王海燕：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太自信，认为自己身体素质一向很好，又肯配合医生治疗，恢复得也快，自以为病已经好了。二来他太忙，到处演出，到处讲学。最后去的是新加坡，回国三天后就住院了。另外就是可能吃了不合适的东西。从新加坡回来后，有人给他接风……
王海成：他本来已经戒酒了，有人非要给他敬酒，把80多岁的老人当成三四十岁的人来劝酒，那怎么受得了呢……
王海燕：“七十不留饭，八十不留宿。”在有些情况下，生活常识往往被过分热情的人忽略了。
曾 政：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有什么遗憾吗？他还有些什么愿望？
王海燕：他遗憾的只是一部6场的歌剧没有写完，只写了头一场，这部歌剧暂名《巴旦木汗》(汉名《第二次婚礼》)。
他希望我们把孩子培养成人，希望孩子们都能受高等教育。他常说金钱可有可无，但人不可以没有学问。我们兄弟仨都没读完中学，是当时变态社会环境的受害者，没办法改变了。如今社会环境好了，他就特别期望我们能把孩子培养成为有学问的人。他说只有学问才不会迷失方向，活着才会更健康。
曾 政：人去世之前，总要思考、评价自己，他是怎么看待他这一生的？
王海燕：我们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做儿女的不愿勾起他对往事痛苦的回忆，使他难过，只是和他谈些笑话，给他解解闷。
曾 政：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名人？一个歌王？
王海燕、王诲成：(几乎是抢着说)没有，丝毫没有。
王海燕：他认为自己只是传歌者。他多次说：“我满足了，我是一个传歌者。我不要什么‘西部歌王'的帽子，人到了做王的时候还能有什么进步呢?给我戴在头上的这顶帽子，不是我的本意。”您非常了解家父的为人，他谦虚，能容纳任何阶层的人，他最满意的称呼就是传歌者。他把音乐比喻成神圣的殿堂，他愿意在音乐的殿堂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传歌者。
(原文连载于1996年5月3日、5月9日、5月17日《检察日报》文化方舟专版，解放军出版社《在那遥远的地方——怀念不朽的”传歌者“王洛宾》，书号：ISBN7-5065-3346-4/I.383，1997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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