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余载革命生涯，二十六年总理任期，他日理万机，为国为民，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离去时，他的骨魂洒向了祖国大地，身后没有子女也无财产，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他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
周总理亲切温和、平易近人，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人民是关怀备至的，有意无意间，无论是与他有过交集的工作者，还是素未谋面的普通老百姓，人们总会提到周总理对他们的“关爱与呵护”。
周总理对中国文艺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新中国文艺发展的过程中，他倾其所能，积极推动。当文艺工作者身处危险漩涡之时，他又想方设法对他们进行暗中保护、巧妙搭救。许多的文艺工作者，都曾受过他的教诲，得到过他的指导。要说周总理与中国文艺界的渊源，真是千言万语道不尽。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3周年，民歌君整理出周小燕、李谷一、李光羲、才旦卓玛等老一辈艺术家对周总理的记忆片段，让我们从这些细节、故事中，感受周总理的呕心沥血、崇高伟大吧。
1949年7月，“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国统区”的代表来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大会上，我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初次会晤，总理就“将”了我一“军”，总理说：“你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会唱《马赛曲》吗?”我在法国学习时主要是唱西方古典歌曲、艺术歌曲、歌剧咏叹调等，《马赛曲》只是自己拿起曲谱唱过，熟悉它的旋律，没有背过歌词。因此，没唱几句歌词就“啦、啦、啦”地啦起来。
总理听了笑起来，并像提辞似地轻声和我唱了下去。虽然当时的气氛仍然很轻松，但却由此引起我的思索，联系我在会期间看到的革命文艺，读到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仿佛领悟到周总理是在告诉我，文艺工作者应该唱革命歌曲，以鼓舞人民的斗志。
总理对文艺倾注了许多心血。过去，我们来北京开会，总理经常是在深夜找我们到中南海去座谈，我们知道，这是总理牺牲休息时间，关心文艺工作。他在座谈时，总是循循诱导我们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民一边，深入实际，深入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以自己的专业，去为人民服务。
资料图：周小燕（左二）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时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合影。
总理最后一次见到东方歌舞团的成员是1970年。那年，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李亚媛被借调去为一个晚会报幕，当总理知道亚媛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之后，像久别的老朋友重逢似的，对她十分亲切。
总理对她说：“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1974年的总理完全知道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东方歌舞团已被江青解散，下放军队农场劳动好几年了，他完全知道以后再见到东方歌舞团的人已很不容易了，这两句话是他对东方歌舞团从1962年至1966年四年业绩的肯定；是对“四人帮”解散东方歌舞团的不平；是对未来东方歌舞团的重大嘱托和希望。
打倒“四人帮”之后，东方歌舞团于1977年9月恢复了原建制，我们以总理最后的嘱咐“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为全团人员的精神支柱。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教导我们的“学好学象”，已深入到东方歌舞团的几代后来人的心中。
资料图：1955年，周总理和三位“白毛女”（从左到右：王昆、松下树子、田华）
1964年国庆节，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顺利排演。总理指示要挑选最优秀的舞台演员，从现场演出到拍电影，各个角色都统一由一个演员担任，不要别人配音。在排练过程中，他常请老帅、老将、副总理等几十位领导到现场观看、提意见，终于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
1962年，一次北京饭店的晚会上，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出席了，还特约来北京开会的张权参加。中央统战部的张执一同志为了给大家助兴，请张权和我演唱“饮酒歌”。张权因很久不唱，再加上激动，忘了歌词，事后很不安，并向总理表示歉意。
总理当场批评了张执一，说：“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做工作，首先要懂得尊重人，不能强人所难。”总理很懂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领导人，懂得尊重艺术规律，善于团结人。文艺界的老同志都记得，周总理在看演出上台祝贺时，总是带着诚意注视着与他握手的演员，不让人感到仅仅是礼节、应酬。
“文革”开始后，江青大搞宗派活动，拉帮结伙，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1969年，周总理为了保护文艺队伍，指示所有中央直属文艺单位和艺术院校的人员，离开北京，下放到北京军区各部队，边学习、边劳动。1972年秋天，由于外交的需要，周总理把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和音乐学院的一些歌唱家调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一场非常成功的音乐会。此后，我们这些曾被“文革”赶下舞台的演员，才开始有机会参加一些演出活动，电台也敢约我们录音了。
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人大代表联欢舞会上，会前有个短小的音乐会，我也应邀演唱了两首歌。
舞会开始，周总理邀请在场女代表跳舞。当轮到我时，我问总理：“听说总理较喜爱民乐伴舞，可有此事？”他语调温和地回答说：“也不一定，不过民乐节奏细腻是不错。”他又夸奖我唱的朝鲜民歌风格亲切。
当时我还向他抱怨当声乐系主任的难处，因为自己缺乏做行政工作的经验，并怕耽误演唱时间，可又无法推辞掉这个职务。他听了笑着说：“日常工作可以交给秘书去办嘛，推辞掉可不好。”这一番短暂的话语，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1962年12月，我接到通知参加12月底由全国政协组织的一场音乐会。这次的音乐会 共请了11位女高音，这种同声部演出的独唱音乐会在那个时候还是创举。我们11个人都尽心尽力，非常愉快地完成了这个工作。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我演唱刚开始，周总理走进了会场，场内十分安静，总理很快地在台前左面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我虽没有停止演唱，却还是为这非同寻常的气氛所感而更加投入到《乌苏里江》这个作品的内涵之中。我想，我从未唱得如此入情，音乐结束在掌声之中，我深深地鞠躬致谢。
当我起身抬头时，见到总理手拿一杯热茶从他自己的座位向舞台走来，他把手中的茶杯递给了我，我激动地接过这杯热茶，并握了总理的手，他脸上充满着慈祥，眼光里饱含着关切，他连声说：“唱得很好，你把赫哲人的历史又给我们讲了一遍，休息一下再唱吧……”我再次俯首鞠躬，随后不断地深呼吸，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回到琴边再开始唱下一个作品。整个演出结束，我都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语的心情之中。
1959年9月，我从正在学习的上海音乐学院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演出。有一天我们被邀请参加庆祝军事博物馆开幕的联欢会，当我唱完歌，找了个座位正准备看节目时，忽然看见总理正笑吟吟地向我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就是才旦卓玛吧，刚才你唱得不错嘛。”听到总理的表扬，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在上海生活还习惯吧，要好好学习，毕业回去很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我真没想到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快四年了，总理还能记得我，并且叫出了名字。总理的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感到有一般无穷的力量注入心田。
1964年，我被挑选到北京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演出。一天，一位负责同志通知我们，说中央首长要接见，并告诉说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接见时大家不要拥上前去握手，因为首长们工作很忙，很辛苦，时间也十分宝贵，照了相就走。
我站的位置恰好在中央领导座椅的后面，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过来了，大家使劲儿地鼓掌呀，当时我心想，要是能同毛主席握握手该有多好哇，其他中央首长也跟在毛主席后面走过来了。当周总理发现我时，他好象立即看透了我的心思，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给毛主席介绍：“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玛，西藏歌手。是‘百万农奴站起来’的领唱。”我握着毛主席那宽厚温暖的手时，真是百感交集，幸福得热泪直往下淌。
资料图：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和文艺工作者游香山时合影
1965年，国庆节前夕，中南局的负责同志选定了3个戏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我记得一个是陶铸同志（注：原国务院副总理）家乡的祁剧（选粮），还有一个是《打铜锣》，我们的《补锅》作为压轴戏排在最后。
晚上7点整，演出在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进行。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都是按时来到剧场。演出开始后，周总理数次接到电话，催他赶快回去。我们特别担心，最后一个戏他可能看不成了。
正当我们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时，中南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说：“请大家别着急，总理说了，今天的戏他一定看完，但我想恐怕不能上台接见大家了。”这样，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下。最终，周总理坐在前排，聚精会神地看着我们表演，一直到结束。合影的时候，我正好蹲在周总理的跟前，随着摄影师的“咔嚓”一按，这张珍贵的合影便永远地定格在我心中.……这是我唯一一次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合影。
那次演出的半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我们的《补锅》也难逃厄运，被勒今停演。陶铸同志也为这个戏遭受牵连，被打成所谓的“补锅派”。后来，我从湖南调到北京中央乐团，听知情的朋友说，就在1965年我们晋京演出之后，江青在一次文艺界的会上说：…陶铸在中南片搞戏剧汇演，还出了什么《补锅》，请我看，我才不去看呢！”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考虑，我才真正理解了我们的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越来越体会到总理所具有的伟大的人格力量。
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策划/撰稿/编辑：民歌君；特别致谢：陈荒煤先生；来源：微信@民歌中国（minge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