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代宗师，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奠基人，冼星海、贺绿汀、江定仙的老师……
他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开创了音乐教育的先河；他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他随孙中山闹革命，曾任中华民国总统秘书；他创立上海国立音乐院，为学校事务呕心沥血；他谱写了无数乐章，将西方音乐传向全国；他的门生遍布天下，冼星海、贺绿汀、江定仙、李焕之、陈振铎、丁善德等音乐大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就是著名教育家、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始人——萧友梅。
1884年，中华大地硝烟四起，晚清政府风雨飘摇。就在这一年，一个婴孩在广东香山出生了。当时，估计周围的所有人都没能想到，这个名叫萧友梅的孩子会成长为一代音乐大师，为中国乐坛开创一代基业。他们更想象不到，这个孩子还会与住在隔壁的一个名叫孙中山的青年，一同干上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留下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
出生后不久，萧友梅就随父亲移居到了澳门，并前往“灌跟草堂”进行学习。这个名字略显奇怪的学堂，来头可不简单，它是曾经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儒生陈子褒所创立的新式学堂。在“灌跟草堂”中，萧友梅不仅接触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掌握了几门外语。可以说，童年时期的萧友梅，就已经开始跟随着老师的教导“放眼看世界”了。
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后，萧友梅又回到了广州，在广东首家民办新式学校“时敏学堂”中求学深造。两年后，萧友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跟随校长邓家仁前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就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儿时的邻家好友——孙中山。
其实，萧、孙两家本来就是彼此熟识的世家。而萧友梅与孙中山二人虽然年差十几岁，却像是一对亲兄弟一样，有着深厚的友谊。独在异乡，偶遇故人，两人都十分高兴。就在把酒言欢之际，孙中山提出了“同盟会”这三个字，邀他共谋大事。对祖国现状深恶痛绝的萧友梅立即接受了孙中山的邀请，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提供了许多帮助。
资料图片：柏林中国学生新年会（前排左四为萧友梅）
在东京获得教育学学位、修习完音乐学院的课程后，萧友梅回到了祖国，参加了清政府为留日学生举行的“殿试”，一举摘得“文科举人”的头衔，声名大噪。不过，这个“举人”头衔只伴随了他两年。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德才兼备、与孙中山私交甚厚的萧友梅，被任命为总统秘书。然而，没过多久，孙中山就被迫下野，萧友梅也回到了广州。但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数年的政坛奔波之后，等待他的，将是一条光芒万丈的音乐之路。
刚刚回到广州的萧友梅，还没等歇下脚，就又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德国的音乐殿堂——莱比锡音乐学院。三年的学习，不仅让他获得了丰富的教育学知识，更让他深深地察觉到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的邀请下，他立即将心血投入到了音乐教学中。
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萧友梅先是与著名音乐家赵元任合作创立了乐友社，又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建议下，在北京女子高师创立了音乐科，并担任音乐科主任一职，为我国大专院校第一个音乐系的开创，立下了莫大的“头功”。
资料图片：萧友梅（左三）与黄自（左四）的合影
面对着丰硕的“战果”，萧友梅并没有自满，而是继续探索着音乐教学的新方式。就在这时，北京大学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1922年，北大将所属的音乐研究会改组成音乐传习所。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萧友梅立即向学校自荐，并顺利成为了我国第一个正式高等音乐教育机构的教务主任。
资料图片：萧友梅创立的国内第一支小型管弦乐队
上任后，萧友梅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创立了我国第一支由国人组成的小型管弦乐队，并亲自担任指挥一职。虽然乐队“人少粮缺”，只有17人，却在中国的乐坛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在将近5年的时间内，这支乐团一共开办了40余场音乐会，演奏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外国音乐大师的数百首作品，将西方音乐艺术传向了祖国各地，反响空前、好评如潮。
资料图片：萧友梅（前排左六）、冼星海（后排左六）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1926年）
看到北大音乐教育的盛况后，北京的许多学校都紧随着萧友梅的步伐，设立了音乐系。1922年，全国实行了新学制，以前可上可不上的“乐歌随意课”被正式定名为“音乐课”，还被规定成小学的必修课。而以前被人耻笑的音乐演奏者，更是成为了无数孩童所羡慕、向往的“艺术家”。
经过萧友梅的多年努力，北京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音乐中心。不过，萧友梅“最初的梦想”却并未实现——建立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为此，他连续数年向教育部提出计划，“请愿书”一写就是数千字，但是这些计划却都如泥牛入海一般，没有一丝回音。
资料图片：萧友梅一家
在张作霖接管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还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停办了北京所有的音乐教育。无奈之下，萧友梅只得南下，寻求“栖身之地”。谁料，他得到的，不仅是一个“栖身之地”，更是一所无比辉煌的音乐殿堂。
1927年10月1日，被免职的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听到这个消息，萧友梅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他立即与蔡元培联手，一同向南京政府据理力争，不断陈述着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终于，南京政府同意了这项计划，不过，财政部却给他们二人出了一个难题：建校经费于战争结束后才能筹划拨给。
这个“空头支票”让萧友梅无比气愤。在他的规划中，建校的经费需要60000元，前五年更是需要每月3000元的日常经费。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建立音乐学院这个想法就如同“白日做梦”一般。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南京政府终于拿出了3000元的“临时经费”，划拨给了萧友梅。而拿到这笔钱的萧友梅，深感时不我待，立即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
资料图片：萧友梅与学生在刚刚建校的国立音乐院前（1927年）
音乐院创办以后，由于经费短缺，萧友梅总是无法按时交纳房租，院址也不得不频繁迁移。同时，随着学生的增多，学院每月所需的日常经费也越来越多，萧友梅只得不断往返于各个行业之间，为筹集经费呕心沥血。他每天不仅要教授许多课程，还要处理许多学校的公务事项。在学校时，他是代理院长、教务主任、音乐教师；在校外时，他是学校的筹款人员、宣传大使。可以说，萧友梅几乎总揽了国立音乐院的所有职务。
资料图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不过，一个人的努力又怎么能补上学校的巨大开支呢？1929年6月，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因为学费问题和校方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并形成了罢课的浪潮。回顾往事，令我们深感意外的是，冼星海、熊乐枕、蒋凤之、陈振铎这四位日后成就斐然的音乐大师，正是罢课浪潮的“发起者”。看到这一幕场景，萧友梅的心都要碎了。他向教育部提出辞职，而刚刚开办不久的国立音乐院也宣告了停办。萧友梅也因为积劳已久，不断咯血，前往莫干山去养病。
但没想到，人生的大起大落来得实在太快了。国立音乐院停办刚两个月，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就邀请萧友梅“出山”，接手国立音乐院这个“烂摊子”。为了协调学生事宜，政府决定：原音乐院的学生需重新注册学籍。不过，对于冼星海等12名罢课主要人物，政府只开具了一张学分成绩单，取消了他们的入学资格。面对这个决定，萧友梅十分痛心，却深感无能为力，这件事情也成为了他终生的遗憾。
资料图片：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的萧友梅像
有了政府的支持，国立音乐院在萧友梅的管理下，越办越好。可是，萧友梅却因为劳累过度，肺结核病愈发严重，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可即便如此，他仍然每天都坚守在办公桌前主持校务、站在讲台上教授课程。他知道，自己这一生，就是为了音乐而活着的，自己的心脏终有一天会停止跳动，但那些美妙的音符，却会永远地镌刻在湛蓝的天空中，激荡出优美的乐章。
资料图片：北京西郊碧云寺下的萧友梅纪念碑
1940年12月31日，正当万家团圆、共庆新年之际，萧友梅却倒在了病床上，溘然长逝，年仅56岁。时至今日，在北京西郊碧云寺下的萧友梅墓前，仍矗立着北京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中山市人民政府、北京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共制的一块纪念碑与栽下的八棵松柏。这是无数音乐学子对这位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代宗师、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最诚挚的敬意、最真挚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