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在西藏 | 「资源诅咒」的想象：一名清华硕士的调研手记

「冬虫夏草」作为一种极为珍贵的中药，价格高昂。近年来，虫草的价格迅速攀升，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形态和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外界和媒体的报道中，虫草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也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引起奢侈消费。出现了农牧民不愿放牧、青少年不愿上学，传统的邻里为「挖草」大打出手的现象。
虫草是否是罪恶之源？

普珍是一位地道的拉萨姑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硕士生。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知行”计划的支持下，她作为「虫草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支队的一员，对西藏自治区众多虫草产地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这次为期27天的学术调研过程中，团队的行程近2000多公里，对虫草资源引起的「资源诅咒想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深度起底了神秘虫草的「前世今生」。

神秘虫草——中医的想象？

诸多研究者高度关注虫草资源的可持续性，实际上虫草资源背后的价值想象才是核心的问题。

「资源诅咒」：这种案例一般集中于石油等矿产资源领域。但虫草资源有更特殊的属性：真实价格的「泡沫化」，产地的唯一性，以及资源主产区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和脆弱性。

外部不断有人发出诸如此类的质疑：虫草是保健品还是中药饮片？它的药效如何？在虫草价格快速上升的市场下，2009年卫生部便发文《蜂胶、冬虫夏草等不得挂「食」字号》，并指出：「目前冬虫夏草尚缺少作为食品长期服用的安全性评价研究数据，建议暂不作为食品原料使用。」2010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关于冬虫夏草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的通知》，明文「严禁使用冬虫夏草作为食品原料生产普通食品」。
2016年2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冬虫夏草类产品的消费提示》，称：冬虫夏草属中药材，不属于药食两用物质。其中重要原因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产品中砷含量为4.4～9.9毫克/千克。同时，此年3月4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停止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的通知》。
除了国家政策的干预，专家领域也提供了「负面」消息。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吴海云提出，在中医古籍中，指甲、灶灰、粪便等几乎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做药用，都能在古籍中找到「功效」。藏药师青梅然丁表示「虫草往往只发挥药引的作用。」中科院微生物所专家董彩虹对此表示：目前并没有发现冬虫夏草中含有特有的活性成分。
在如此大的市场风波下，虫草价格并未发生显著的下降，反而保持平稳甚至上升呢？虫草特定的消费群体值得注意：无论是作为食品、保健品还是药品，其主要的消费者来自内地以及东南亚以及其他全球华人群体。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开始消费虫草，但所占份额很小。虫草的核心消费动力实际是华人圈内特定的中医文化。
西藏虫草市场上的新鲜虫草。

虫草采集等于生态破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至今，虫草价格的快速攀升对虫草产区以及与之相关的藏区带来了深刻影响。该影响涉及西藏约1/3人口和近1/4面积的土地。在20世纪80年代，虫草主产区主要集中在西藏自治区的连片特困地区。当下，由于虫草的暴利，农牧民收入跃升。但收入的增加并没有给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带来优化。

虫草资源一方面作为大众热销品，另一方面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政府体系内部，虫草资源的采集管理是「虫草月」期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孟亚伟以比如县良曲乡格康村为例，指出虫草采集导致当地环境被破坏，经济结构单一，不重视教育，消费畸形，农牧民游手好闲、惹事生非等问题。

其中，虫草资源采集导致的生态破坏是最令人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也一直是部分媒体攻击的要点。2012年新华调查刊载：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大荣说：「每年５月到７月，青藏高原虫草主产区会迎来挖草大军，每挖一根草，就得掘地８至12厘米深，刨出约30平方厘米土壤，留下坑洞。无数坑洞周围寸草不生，水土流失严重，不断退化、沙化，可能延伸扩展至整片高原草甸。」据测算，每年挖取虫草破坏草地约135万平方米，再加上被践踏、车碾的面积，破坏草原在200万至350万平方米。

每年5-7月，青藏高原虫草主产区会迎来挖草大军

调研之前，普珍在网上检索了关于西藏虫草市场的博文，许多博文配以生动的文字和采挖过程中的照片，看起来似乎是虫草采集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但是到西藏那曲的第一天，普珍便发现，现实情况与网络上的报道有所差异。那曲地区农牧局草场监理办公室主任阿勇说：「草原就是牧民的生活根本，他们采集虫草时很爱惜草原。我以前没有去过基层，今年6月下去，倒觉得问题比较严重的是鼠洞。草原上的鼠虫繁殖力强，破坏性大，经常将草坪弄出一个个坑洞来，人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

「我以前没有机会下乡，以为是虫草问题。这次才发现实际对草原危害更大的是高原鼠洞。而老百姓本身是爱惜草原的，他们随挖随填。」

普珍所在的支队先后走访了拉萨、那曲地区、昌都等6个县市27个单位，访谈相关官员、学者、商人和农牧民共计40名，团队的行程近2000多公里。随着了解的深入，普珍还发现，除了农牧民有良好的采挖填埋习惯外，政府还制定了相关规定：采集虫草应对草皮随挖随填，不得使用对草原植被具有破坏性的虫草采集工具，不得砍挖灌木、挖草皮、掘壕沟、采挖其他野生珍稀植物、防风固沙植物，做好生活垃圾的及时处理。同时，西藏的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严格的违规处罚标准。这些对西藏的虫草生态发挥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西藏气候近年平均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6.9毫米，高原草被的恢复能力实际上呈现出逐渐增强的状态。当地牧民告诉我们：「挖虫草的时间恰好是（西藏的）雨季，经常一边挖一边下雨。下一场雨草皮就恢复了。」

虫草成为撬动西藏社会变迁的有力杠杆

虫草作为高价值资源，已经成为撬动西藏社会变迁的有力杠杆。一方面虫草资源极大的增加了农牧民收入，另一方面虫草采集管理已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秩序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藏北巴青县、丁青县和比如县虫草采挖区域

虫草采集产业对牦牛养殖产业的排挤效应在网络上备受社会关注。在实践调研中，普珍以及同学们在虫草采集对于牧业的影响方面进行了重点调研。结果发现，虫草产区牧业发展滞后更大程度上是历史传统和技术因素的限制。

在巴青县江绵乡一处牧民家，她们了解到虫草收入并非是让他们减少或增多牦牛数量的主要原因。在当地，牧区牦牛是财富地位的象征，牲畜多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村庄的地位。宗教上「忌杀生」使的他们一旦满足基本生活水准，就不再屠宰或者买卖牦牛，所以，虫草收入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导致牦牛养殖量的减少。按常理，只要收入提高，他们还可能会购进牲畜，使得牲畜规模不断扩大。

国家政策一直要求「减畜增效」，长期实施的退牧还草、国家生态补偿政策和禁牧区政策等释放了「减畜减量」的信号和激励。从农牧局处了解到：2001年至2013年，整个牧区牦牛畜养均有所下降，虫草产区牦牛畜养头数下降的幅度并非最为显著。

牧民现在关心的是如何缩短牦牛的生长周期但不降低牛肉品质的问题。他们也考虑到：大规模发展养殖产业的同时，运输又是一大问题。所以，虫草采集并不是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除了当地的传统观念以外，牧区养殖水平低，交通运输不便等等，是造成牧业发展瓶颈的主要原因。

支队成员与江绵乡牧民

藏区县乡中小学里的休学、辍学、“虫草假”

在虫草主产区县乡，为兼顾虫草采集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实际情况和国家9年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县中小学实施区别于西藏自治区其他县市的教学制度安排——「虫草假」，但地区（市）的学校因生源更加多元化而不实行「虫草假」学制。

重要的细节是：若干年前，小学和初中学生是虫草采集的主力军。虫草采集带来的高额资源收益引起中小学生暂停学业，甚至刺激学生退学。这给地方政府带来了重大的挑战。

在本次调查的县市中，相比比如县、丁青县、昌都县，巴青县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师资水平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为滞后。2009年至2013年是虫草价格上涨最快的几年，2011年、2014年是虫草产量的「大」年，各所中小学的入学率虽有波动但都逐步上升；对巩固率而言，小学阶段虽均持续上升但初中阶段有所下降。因此，虫草资源对初中阶段教育的消极影响明显大于小学阶段，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农牧民既重视教育又期待获得更直接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比如县的情况则有细微差异，尽管数据缺失，仍可以看出比如县小学生在校人数在2000-2010年期间增幅很小，但中学生在校生人数稳步增加。

2010-2013年，新一轮价格刺激，中学在校生人数有停滞倾向，但小学阶段在校生人数增幅很大。虫草资源对教育的影响不仅有阶段性差异，也有地区性差异。总的来说，虫草资源对教育重视的消极影响并不准确。

在大多数媒体报道中，「虫草假」以及众多学生辍学休学去采集虫草的案例几乎都说明了牧民收入增加后不再重视教育的现状。然而，调研发现，西藏教育三包政策对农牧民教育观念有相当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当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入政府工作岗位，获得稳定工作的现象极大地促进了农牧民对教育的改观。那曲一位当地的藏民对普珍说：「我现在有些后悔没有读书。自己开车，不读书没文化，做生意不行。政府工作稳定，我们现在每年挖，但政府可以一辈子。他们现在有钱都送到拉萨和那曲（地区）来。」

虫草资源争夺中的利益调和与整合

在昌都地区丁青县，格桑担任县里的政法委副书记，他为实践队员们清晰地介绍了整个丁青虫草采集的部署工作和实施细节。

墙上是巨大的虫草采集点地图，全县共85个采集点，每个采集点的人数、村庄情况、采集者的身份都一一备注。

「我没有任何地理专业的背景，就是个学法律的大专生，但是工作需要这地图，我就自己去学着做。」

格桑自己绘制的采集点分布图

格桑和他的同事们每年3月伊始，就进入「虫草”的系列工作中，他们把2006 年西藏自治区出台的《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和2009年出台的《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还有丁青县颁布的一些具体实施细则等材料做成了一本本藏汉双语的小册子，并发放至每户居民手中，进行法制宣传工作。

在即将进入采集日期前，所有采集人员必须前往基层的部门，办理双证，即虫草采集许可证和虫草采集卡。采集许可证是由县里制作的射频卡，包括身份信息，户口地址等，在采集点需要刷卡通过。虫草采集卡的背面则有详细的采集地点等信息。这些证件都是由政府部门统一办理。

「采集期的时候，县乡派出20多支工作组会，400多名干部职工，其中包括了二三十名县级干部去采集点蹲守，设卡，检查证件，为的就是让虫草采集的过程更加秩序化和规范。」

当前，各县虫草采集管理有细节的差异，主要实行「属地管理」模式，原则上以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牵头，以县为基本单元。属地管理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从村、乡到县、地区层层划归管理辖区，但既有的行政单元与传统农牧区文化单元、习惯法单元并不完全一致。

当前，丁青县虫草采集以县为单位，县域内部嘎塔乡、布塔乡仅限于在本乡采集，其他乡镇既可在本乡范围采集，也可以跨乡采集。索县则很大程度上以本乡为采集单元，甚至本乡内部各村之间仍不能越界。巴青县与丁青县类似。比如县以县为单位，县内自由采集，不对采集地点做固定规定。

近十年经验的积累，使得当前虫草采集和交易管理已经步入制度化、常态化和法制化阶段。2013年来，因虫草采集和交易产生的纠纷逐年下降，今年实现了「零纠纷」。

尽管如此，属地管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牧区，传统历史记忆、部落传统、遗留矛盾等都很可能因资源纠纷使得模糊的边界成为冲突的焦点。资源纠纷实质是利益纠纷，但一旦不同民族牵涉其中，或有相应的挑唆，很可能演变为族群关系矛盾。另外属地管理侧重于纠纷调解和社会稳定，缺乏对虫草资源的性质予以清晰界定。当前，仅《昌都地区关于贯彻落实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采集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将虫草资源界定为「国家所有」外，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以及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均缺乏明确界定。

在虫草产业管理中，地方政府绝不扮演攫取性角色，也绝不同于少数族群或多数族群利益代表者的角色。但问题是：地方政府在虫草资源采集管理过程中，以什么逻辑来实施具体的治理？虫草资源与地方社会治理需要引入新的力量。

虫草作为高价值资源,背后存在太多隐情,极高的利润给牧区民众生活带来了改变和发展，同时也引来了外界的猜疑和想象。虫草问题已经成为观察西藏社会变迁和民族区域治理的窗口,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手记整理 | 文杰 萧嘉 方欣 丹丹

资料来源、口述 | 普珍

编辑 | 思琴

责编 | 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