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好书送给你】人类是怎样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走向迅猛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的？
重阳说
查理·芒格先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这一生当中，未曾见过不读书就智慧满满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沃伦（巴菲特）的阅读量之大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和他一样。我的孩子们打趣我说，我就是一本长着两条腿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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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第166期：《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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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怎样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走向迅猛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发展总会带来人口增加，然后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增加被新增的人口抵消，大家的生活水平终将掉落回技术发展之前的年代，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不过，近代社会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令经济得到持久而迅猛的增长，这背后有一些不被人注意到的原因。
炉子上架着一个玻璃壶, 很快水开始加热。从表面上很难看出什么变化。壶里的水平静如初, 温度的逐渐提升在视觉上没有表现。但这种平静是假象。随着水分子吸收热能, 分子之间的吸引力减弱, 它们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 直至在越过关键临界点后,水的形态开始发生剧烈改变: 从液态转化为气态。
水经历的是突然的相变。壶里的水分子不是全体一下子进入气态, 但这个过程最终会把它们全部蒸发, 壶里的所有水分子的性质和面貌很快会被彻底改变。
在过去两个世纪, 人类经历了类似的相变过程。与壶里的水从液态转化为气态一样, 这是在数十万年的经济停滞中, 在表面之下默默加剧的变化过程的最终结果。
从停滞状态向增长状态转变, 看起来非常剧烈和突然, 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下文将会阐述,这一变革的基本动因从人类物种出现之初便已在发挥作用, 并且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积聚能量。
此外, 正如壶里的某些水分子会先于其他分子成为气态一样, 人类的相变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时间, 所以较早经历相变的国家与更长久受困于陷阱的国家之间, 出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巨大不平等。
这一相变来自哪些因素的作用?
01、统一增长理论
最近几十年来, 物理学家们尝试设计一个 “大统一理论”,对宇宙中的所有物理现象做出一致的解释, 把量子力学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融通起来, 并把四种基本的自然作用力纳入其中,这四种力就是引力、 电磁力、 弱相互作用力和强相互作用力。
学者们的努力源于如下信念: 更系统、 更准确地理解宇宙中的物理问题, 必须植根于足以解释全部已知物理现象的统一理论, 只与部分而非全部物理现象相符合的任何理论必然是局部的, 因而在本质上不够完善。
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坚持主张行星围绕太阳运转,而非当时人们以为的围绕地球运转, 他在大约 500 年前提出过一个类似观点。
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理论来解释宇宙的运行,“就仿佛某位艺术家从不同的模特身上汇集手、 脚、 头和其他部位的图像, 每个部分都画得很精彩, 但无法组成一个单独的身体,由于相互间不能匹配, 结果将是个怪物而非人类”。
统一增长理论的研究也源于类似的信念: 对全球经济发展驱动力的理解必须反映整个发展进程背后的主要动力, 而非某些个别时期的情形, 否则将是脆弱和不完整的。
推进这一理论的研究,还因为我们认识到: 过去的分析把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同马尔萨斯停滞时期分开, 当作两个独立、 缺乏连接的现象, 而非作为统一整体来考虑, 这导致对增长过程本身的理解受到局限甚至扭曲,忽略了历史因素对当今各国财富不平等格局的关键作用。
统一增长理论则覆盖整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发展旅程, 上溯至30 万年前智人出现在非洲的时刻。该理论将识别和追踪在马尔萨斯时代影响发展进程, 以及最终引发人类脱离贫困陷阱、 跨入持续增长时期的相变的作用因素。
这对于理解增长过程的全貌、 如今的贫困经济体从停滞跃入增长面临的障碍、 过去几个世纪中各国财富水平巨大分化的起源, 以及遥远过去给各国命运留下的印记,这样的思考都会大有助益。
如前所述, 在马尔萨斯时代, 由于创新、 冲突、 制度和疾病环境变化导致的消费水平同基本生存水平偏离, 会引发人口变化的强烈反向作用, 从而使人均收入回到长期水平。那么, 是哪些因素推动人类脱离了马尔萨斯均衡的引力? 世界是如何逃出这个经济黑洞的?
在寻找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型催化剂时, 有人或许认为, 工业革命的力量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突然的外来冲击, 将其猛推入现代增长阶段。可是, 工业革命爆发时的 18—19 世纪的证据表明, 这个时期并不存在任何突变时点。
与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相比, 转型的发生确实极快, 但这个时期取得的生产率进步仍是渐进式的。
实际上当工业革命最早起步时, 由于技术变革是增量式的, 所以人口数量出现激增但人均收入的提高很有限, 非常符合马尔萨斯理论的预测。直至近一个世纪后的某个关键点上, 马尔萨斯均衡才神秘地消失, 巨大的增长随之而来。
我在过去几十年里为解决这一难题而设计的理论框架, 受到了数学研究中分岔理论( bifurcation theory) 的启发。
该理论表明, 在超过某些临界点后, 单个因素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复杂动态系统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正如温度超过阈值后导致水从液态变为气态)。
尤其是, 这一研究聚焦于找出在表面之下隐形转动的巨型齿轮, 在整个马尔萨斯均衡时代不停运转、 最终冲破桎梏、 开启现代增长的变革之轮, 它们类似于水壶里不断提高的温度。
在马尔萨斯时代不停运转, 最终又引发生活水准在过去两个世纪发生剧烈相变的神秘变革之轮, 到底是什么?
02、变革之轮
人口规模
其中一个变革之轮是人口规模。
在新石器革命初期, 即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 地球上游荡的人类估计有 240 万。而到公元元年、 罗马帝国与玛雅文明接近巅峰之际, 全球总人口增加了 78倍, 达到 1. 88 亿。1 000 年后, 当维京海盗们袭击北欧海岸, 中国人首次将火药用于军事的时候, 地球人口增至 2. 95 亿。到公元1500 年, 即哥伦布正忙于美洲探险时, 全球人口接近 5 亿。此后到19 世纪初的工业化早期阶段, 人口数量已接近 10 亿 。
人口规模与技术变革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马尔萨斯时代的技术进步让人口变得更加密集, 在 12 000 年的时间里数量增加了约 400 倍, 人口规模的增长反过来又推动了创新步伐加速。
之前提到, 更多的人口将带来对新产品、 新工具和新业务的更大需求, 以及有能力做出这些发明的更多杰出人物。此外, 规模更大的社会还受益于更广泛的分工和专业化, 以及贸易带来的更多思想交流, 从而进一步加速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
我们知道,这种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从人类物种兴起之初就出现了, 并中都能看到。例如肥沃新月地带等较早经历新石器革命的地区出现了规模最大的史前定居地, 并长期保持着技术领跑优势。与之相似, 因为有更合适的农业用地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通常掌握着更先进的技术。
有趣的是, 即使在太平洋上相对小规模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各个社群中, 在接触欧洲文明时规模较大的社群(例如夏威夷和汤加) 相比规模较小的社群 (例如瓦努阿图群岛中的马拉库拉岛、 提科皮亚岛和圣克鲁斯岛), 也使用着类型更多的复杂先进的海洋采集技术。
人口规模对社会技术创新的关键促进力, 突出表现在德国发明家约翰内斯· 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 发起的印刷术革命上。
谷登堡出生于喧嚣的美因茨城, 成年后多数时间在斯特拉斯堡度过。他的成果受益于穿越这些城市的贸易网络, 能参考历代前人积累的知识, 并了解到波斯、 希腊、 拜占庭、 中国和马穆鲁克王朝等诸多遥远地方在印刷领域的各种发明。这些城市的规模与繁荣同样让他从金匠学徒生涯中获益, 以及得到开发可移动印刷机器所需的资金。
如果谷登堡出生在某个偏僻的村落, 他通往印刷机发明的道路将会更密布坎坷。由于缺乏同其他文明的丰富接触, 他很可能不知道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由于村庄对印刷品的潜在市场太小, 发明将难以盈利, 他肯定不容易为此争取到投资。他还很可能必须把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农事活动,因为那时的乡村人口通常需要竭力劳作, 才能供养整个艺术家、工匠和发明家阶层。
更多的人口不仅更容易推动技术发展, 还能防止小规模社群常见的技术退化现象, 例如格陵兰岛西北部的极地因纽特人在 19世纪 20 年代的情况。
这个社群遭到一场传染病的冲击, 成年人口损失惨重, 而这些人存储着对部落来说无价的各种技术知识, 如制作皮艇等。疫情过后, 许多长者带着技术诀窍离世, 年轻的幸存者们无法将其重新发明, 于是遭遇了严重技术退化, 大大削弱了他们狩猎和捕鱼的能力。这个社群的人口由此开始减少。
若不是在几十年后最终遇到另一个因纽特人社群, 并重新获得了失传的知识技能, 他们肯定还会继续衰落。
孤立社群发生严重技术退步的现象在其他小规模社群中也出现过, 例如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部落在失去连接澳大利亚大陆的陆桥之后。相反, 人口规模较大的社群往往同其他群体有贸易联系, 彼此之间传播知识, 并经常分享新的发明成果, 发生技术退化的情形要少得多。
后文将指出, 这种良性反馈循环, 即技术进步支撑更多的人口, 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术进步, 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 逐渐强化, 最终来到创新率达到临界点的时刻。这是点燃人类摆脱停滞时代的相变的火花之一。
人口结构
人口规模的作用与另一个变革之轮相辅相成, 那就是人口结构。与人口规模类似, 人口结构也是马尔萨斯式作用机制的产物。达尔文是最早意识到这个现象的学者之一, 他在自传中回忆说：
1838 年 10 月, 即我开始系统探索的 15 个月之后, 我碰巧消遣性地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 《人口论》, 而且我已经充分接受, 从动植物习性的长期持续观察中会发现生存斗争无处不在。于是我马上意识到, 在这样的环境下, 有利的变化可能会被保留, 不利的变化则会被摧毁。
达尔文说的 “有利的变化” 是指什么? 它们在马尔萨斯环境下被保留下来会如何影响人口的结构?
非常简单, 代际传递的使生物体更加适应环境的任何性状,如果能给生物体提供更多资源, 带来更多和更可靠的营养与保护,使它们有更多后代存活, 则都可以被视为 “有利”。由于上述生存优势, “有利” 特征在任何种群中的普及程度将随时间逐渐扩大。这也正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的本质。
有人或许认为, 任何真正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演化变革都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出现, 因此上述进程尽管有趣, 却与理解人类的发展旅程无关。
生物体确实花费了数百万年才从早期的 “原型眼” 进化出有充分构造的眼睛, 但特定种群中已有特性的构成变化其实可以相当快。
快速适应性的一个著名例子是, 普通飞蛾的主流体色在 19 世纪的英国发生改变, 从灰色变成黑色。在当时的英国工业区, 树干和墙壁逐渐被煤灰覆盖, 从而使原先较为罕见的黑色飞蛾突然拥有了更好的应对捕食者的伪装色, 相比体色更浅的同类有了显著的生存优势。于是在较短时期内, 整个飞蛾种群的主流体色变成了黑色。
人类的繁殖速度远不及飞蛾, 但即便如此, 我们也经历了对地球不同环境的快速适应过程。第 2 章讲到, 我们正是由此获得了对地方流行病的天然免疫力, 提升了对新石器革命后的传染病的抵御水平。
我们借此发展出了对各地食物供给的新陈代谢能力,例如在驯养奶牛、 山羊和绵羊的地方, 人们发展出了乳糖耐受性, 我们还发展出了对高海拔地带的长期适应性等。
地方适应性还激发了全球各地的不同皮肤色素沉积的演化现象。在紫外线辐射较强的地区, 人群演化出防止有害阳光辐射的皮肤色素沉积。相反, 在远离赤道、 受阳光照射较少的地区, 导致皮肤颜色变浅的变异能帮助人体产生维生素 D, 带来额外的生存优势, 从而变得更为普遍。
相比生物适应性, 还有文化适应性, 此类变化甚至能够更快地占领一个人群。
文化适应性过程不需要把基因变异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 但导致其普及扩大的原理是类似的, 通过模仿、 教育或灌输等机制, 能够很快地推动新的文化特征兴起, 并对经济和制度变革产生影响。这些或许是与人类发展旅程关系最大的 “有利的变化”。
在马尔萨斯时代,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与技术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特性能够创造更高的收入, 从而养活更多的后代, 导致此类特性在群体中逐渐扩大。
由于这些特性反过来将加快技术变革步伐,它们或许会推动从停滞走向增长的发展进程。我们将看到, 最能够促进增长的文化特性将包括如下一些规范、 态度和习惯, 如高度重视教育, 保持面向未来的心态, 赞赏所谓的 “企业家精神” 等。
这一进程的一个体现是父母对 “人力资本” 投资的文化倾向的演化, 所谓人力资本意指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的诸多因素, 例如教育、 培训、 技能、 健康和长寿等。
假设某个困在马尔萨斯均衡中的人类群体包含两个大家族: 量家族与质家族。
量家族坚持“要生养众多” ( 《圣经》 创世记 9: 1) 的文化传统, 尽可能多地生孩子, 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抚养他们。而质家族采用不同的习俗,生更少的孩子, 却把更多的时间与资源投入影响子女生产率和收入能力的因素。
那么从长期看, 哪个家族会有更多的后裔, 在整个群体中占据主流?
假设量家族平均每家生育四个孩子, 其中两个会活到成年并找到配偶。与此同时质家族平均每家只生两个孩子, 因为他们的预算不允许投资更多孩子的教育和健康, 但由于这些投资, 他们的两个孩子不但能活到成年并找到配偶, 而且能在商业和技术行业找到工作, 例如做铁匠、 木匠或商贩等。
在此阶段, 量家族与质家族的人口份额都不会逐渐扩大, 人口结构维持稳定。
接下来再假设, 他们所在的社会中, 技术进步提升了对铁匠、 木匠和其他能够制造工具与高效机器的行业的需求。这会提升收入能力,让质家族获得显著的演化优势。
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 该家族的成员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积累更多资源。于是他们的后代可能平均来说能够生育三个孩子, 并给予良好教育, 直至成年并获得婚配。
相比之下, 缺乏教育的量家族的后代不会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 收入没有变化, 平均来说每个家庭养育到成年的子女依然只有两个。
上述机制表明, 在技术创新带来经济机遇的社会中, 人力资本投资能帮助人们抓住这种机遇, 并获得繁殖上的更大成功, 这构成了正反馈循环, 让质家族在长期中占据种群优势: 质家族的成员日渐增多将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又会增加质家族成员在人群中的占比。
应该指出, 生育更多数量的后代与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育之间的基本取舍关系, 在所有生物中都普遍存在: 细菌、 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 (如啮齿类) 等进化出以量取胜的繁殖策略, 而人类、 大象和鲸类等体型更大的哺乳动物, 以及鹦鹉和猛禽等鸟类,则进化出了 “辛勤哺育式” 策略。
16—18 世纪在魁北克的近 50 万欧洲人后裔的广泛族谱记录,给我们提供了检验上述理论的一个难得机遇。通过追踪魁北克第一代定居者超过四代的后裔数量, 显然能看到最大的家族来自生育率不高的定居者, 他们生育的子女数量不多, 给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则相应更多。生育率更高的定居者有着规模更大的家庭,对每个子女的投资更少, 但从长期看留下的后代更少。
或者说,这些证据表明, 有些奇怪的是, 子女数量适当 (而非很多) 的家庭在数代之后反而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它表明, 子女数量较少对每个孩子存活、 结婚、 受教育和生育后代的概率有积极影响。
来自英格兰 1541—1851 年的证据也揭示了类似现象: 积极给子女做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 活到成年的子女数量最多。
魁北克的第一代定居者在这段高生育率时期面临的环境, 至少在一个方面类似于人类最初在地球上散居的时候: 到新的领地定居, 发现自己拥有的能力远远超出当时的人口规模。
从这些证据可推断, 在马尔萨斯时代的高生育期 (此时的适应速度可能对人口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很可能出现如下结果: 倾向于对数量更少的后代做生存投资的个体, 会逐渐在人口中占据主流。
因此, 这些机制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在表面以下持续转动的变革之轮: 技术创新养活了更多人口, 推动人类对生态和技术环境的适应; 更多和更具适应性的人口反过来激发人类设计新技术、加强掌控环境的能力。
这些变革之轮结合起来, 最终导致了创新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爆发, 这就是工业革命。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将利用独创的“统一增长”框架，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作者认为，地理因素、迁徙进程影响着各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并作用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巨型历史齿轮”，最终决定了各个社会和国家跨入现代文明的时机和方式，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
历史的影响深远悠长，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历史齿轮将继续运转，因地制宜地采纳合适的政策措施和价值观，将帮助实现人类的普遍繁荣。作者简介
[美] 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
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Herbert H. Goldberger讲席教授，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致力于找寻人类社会进化整体过程的共同特点，探索经济发展的深层决定因素。他的研究视野跨越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在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在欧美多所大学与科学院兼任学术职务，并担任多份期刊的主编，曾出版图书《统一增长理论》。因开创“统一增长理论”，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人。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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