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区”出发探讨基层治理的转型之路

编者按

作为社会治理领域国家队，美亚柏科始终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展开前沿探讨与研究，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

近期，我们将持续推出由国投智慧城市创新研究院蒋思宇博士撰写的“基层治理转型之路在何方？”系列专题文章，共同探讨基层治理转型的方向和路径。

系列文章一《从“模范生”到“破防”，疫情照出基层治理之“伤”》提到基层治理严重虚化的问题，本篇将继续探讨我国城市治理中的痛点及转型方向。（点击划线处可查看文章详情）

“社区”的历史沿革首先，社区在法理上不属于政府行政体系，它与农村地区的村委会一样，都属于居民自治组织。
笔者小时候还没有社区的概念，但有居委会，它的存在感不强，通常是几个热心的老太太替街道做一些宣传、通知、帮扶之类的工作。那时候大多数事情都由工作单位管着，如结婚、分房、看病报销、小孩上学、领取退休金等，这就是我们在城市管理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单位制。后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逐渐转变为现在的街社制。


社会形势转变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之难在过去全能型单位制中，政府通过垄断资源控制单位，单位通过垄断资源控制个人，虽然这种间接隔离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可以避免直接面对社会，但随着单位制的土崩瓦解，政府就必须直面复杂的社会形势和棘手的社会治理。
一方面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原来的“铁板一块”被打破，依附于公有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瓦解，围绕公共利益的社会矛盾越来愈多。
另一方面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基层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提升，传统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用于新的社会规制和新的社会行动模式。
再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包括体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外国移民等各类城市新移民不断涌现，改变了城市原住居民结构。人口结构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单一的、自上而下的、静态的管理模式不再适用于多元的、动态的、多样化的治理需求。同时，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各种不稳定因素使基层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也让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


为什么人口数据总是不准确？以《从“模范生”到“破防”，疫情照出基层治理之“伤”》中提到的人口管理为例，为什么会出现政府也说不清楚的情况，哪怕是由人口管理权威部门去融合其他部门的人口数据，也很难为一些对“时空”有要求的场景提供准确的人口数据支撑，例如全员核酸检测。

一是各部门数据不全，未曾在任何部门登记过的人员信息会产生数据缺口，而人口数量和人口要素也不一定一致。

二是即便是登记统计的，也不一定在本地，比如交了社保的，工作生活可能都不在本地；

三是各部门的数据都是相对静态的，人员状态变化的感应相对滞后，且大多没有“时空”属性；

四是由于部门的纵向统筹力度很大，数据多集中在上级部门，地方无法运用本地数据助力本地区治理与发展；

五是所谓通管类动态数据的误差、重叠、遗漏率无法满足高精度场景的“时空”需求。

如何解决“政府失灵”？窥一斑而知全豹，人口管理是这样，而诸如医疗、教育、安全、交通等基层公共产品供给，还是重大事件的感知、监控、预警、预防和控制，以及基层组织与公众交流等，同样都不是仅靠政府或公共机构能够完成的。
现在各地在制定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时，通常都会把“多元主体、协同互动、共建共治”作为指导思想，但实际执行时，仍然是单纯地从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出发，以管理思维去考虑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如果这个不改变，不从思想上、行动上去克服，即使有巨大的经济投入、选用最先进的技术，基层治理的效果也只能是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注定将会是无生命的。

一方面，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使用“治理”，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和目标，鼓励地方进行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另一方面，面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政府失灵”现象，的确需要政府利用第三方力量来扩展自身的治理能力。无论是理念的实现还是能力的扩展，都需要具体的载体，对于基层治理，有一种载体天然符合这种要求，这就是早已深入人心但始终不见花开的智慧社区。

为什么说智慧社区充分体现了治理理念？它又是如何广泛调动每个参与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理想中的智慧社区应是什么样子？下篇我们继续讨论，敬请期待~

撰稿：国投智慧城市创新研究院 蒋思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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