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关注】中国版“格林尼治小镇”？杭州“基金小镇”有什么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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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特色小镇”已然成为眼下炙手可热的基层发展创新品牌项目，并且随着浙江和江苏地方领导干部的交流也开始在江苏逐渐推开扩大。2015年6月4日，第一批浙江省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正式公布，全省10个设区市的37个小镇列入首批创建名单。其中杭州上城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是浙江近百个特色小镇创建单位中的佼佼者和明星。
杭州基金小镇所在地，以前主要是陶瓷品市场为核心的石材初加工和仓储业，辖区内有铁路机务段、维修厂等大型国营单位，还有大量民居，整体而言可谓建筑陈旧，布局散乱，基础设施残破。经过地方政府颇费心思的“三改一拆”重新布局后，2015年5月16日，正式挂牌成为基金小镇，现在俨然是以打造中国“格林尼治小镇”为定位，累计入驻金融机构500余家，其中不少为行业内领军企业，集聚高端专业人才1600多名，继2015年税收破4亿元后，今年一季度小镇税收已超过3亿元，同比增长313.85%。管理资产规模也从去年的近1800亿元增长到一季度末的2800亿元，目前已超过3200亿元。
但是，在获得中财办首肯并被各地积极学习的热潮之下，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总结分析，“特色小镇”背后到底涉及到哪几个方面的条件支撑，而杭州基金小镇恰恰给我们一个解剖麻雀的良好契机。笔者认为，以杭州基金小镇为典型个案的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深层次涉及至少四个领域：产业、地域、空间和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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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区域转型升级的大潮流
在这一轮“特色小镇”建设中，杭州无疑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并且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所谓“特色”，首先指的是产业上的特色，随后才是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方面。浙江省在推广和宣传特色小镇时，非常明确且突出的指出了其“聚焦浙江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新兴产业，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制造业在这里显然不是毫无原因地被排在了第七位，而且还要加一个形容词“高端”。这就是当前浙江省对于下一步产业发展的一种长远考虑和定位。作为全国人均最富裕的省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长三角的南翼，这个东部沿海大省的定位和眼光无疑已经指向了远方。“特色小镇”的浪潮只有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也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基础。
而且，这当中杭州无疑在浙江省内又具有独特优势，因为杭州有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和浙大系这四支创业创新的“新四军”。这种优势在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否则为何同属浙江省的宁波梅山金融小镇和嘉兴南湖金融小镇都乏善可陈呢？在杭州基金小镇被考核为“优秀”的同时，另外两个小镇只有颇具危机感的“合格”。这些都说明，即使同在长三角、甚至同属浙江省内，哪怕宁波总体经济实力稳居省内“老二”，嘉兴距离杭州仅仅一步之遥且距离上海更近，若无整体的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基金小镇也是难以做大做强的。
同样从民营经济的“低、小、散、弱”（层次低、品牌小、结构散、创新弱）制造业起家，但杭州更为超前和具有远见的产业定位和政府大力推动转型升级，使得其成为和深圳比肩的近年来转型升级成功样板，这已经让省内即使位列“老二”的宁波都“压力山大”，近年来宁波官民都屡屡追问被杭州越拉越大的原因，整个城市陷入“反思”。杭州现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体量第五的重要城市，没有这个强大的实力为基础，玩金融显然是不现实的。杭州基金小镇敢于锁定中国的“格林尼治小镇”，也是因为自身的金融体量加上比邻上海的区位优势，这使得其具备与比邻美国金融中心纽约的格林尼治小镇相较高下的底气。反观位于杭州和上海之间的嘉兴，虽然距离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更近，但自身的金融实力太弱且缺乏足够的人才，使得南湖金融小镇欲振乏力。可以说，整个浙江省只有杭州相对较好的完成了从传统制造业向文化创意产业、互联网电子商务、金融、旅游等高端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宁波、温州、绍兴等省内经济强市也还任重道远。因此，各地在打造各自的“特色小镇”时，需要高度注意结合本地的特色，目标远大是好的，但也需要脚踏实一步一步来。学习浙江“特色小镇”的经验，也要拨开表面的靓丽成绩单，深刻分析观察其背后更加抽象和具有普遍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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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长三角城乡一体化优势
一提到“小镇”，很多人容易联想到是一个“乡土气息”很重的偏僻之所，因为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是“城乡二元”体系，城市里是繁华热闹、交通便利、物质充裕、文化昌明等，而“乡镇”往往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物质匮乏、愚昧无知等。可以说至今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城乡发展差距还是较大的，但问题在于长三角一带已经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发展落差格局，实现了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浙江省各地的11个地级市和90个县区中，多数地方是很难说县区就比市区发展差多少，“强县”是这个地理面积上的“小省”的一个特点。加之高密度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使得各地交往极为便利，再加上近年来突飞猛进的高铁网络建设，整个长三角区域内部已经出现某种“同城化”趋势，尤其是在苏南、上海和浙北之间，高铁都是1小时交通圈。这个基础性的社会支持条件，不能够忽视但又常常被忽视。
再回到杭州基金小镇，如上所述，这个小镇即使是真的在所谓“乡下”，其实也不必担心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会有任何问题。但还要指出的是，这个小镇其实是在杭州市中心，是比邻钱塘江且距离西湖最近直线距离不过3公里的地方。“小镇”只是一种措辞上让这里显得自然生态环境更加优美迷人，但绝非是说位于“穷乡僻壤”，这也是外界容易“望文生义”后陷入误解的地方。
这里不得不重新思考审视浙江省提出的“特色小镇”概念，其也反复强调过“特色小镇‘非镇非区’，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一个镇，也不是产业园区的一个区，而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聚焦浙江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新兴产业，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由此我们便明了，这样的“小镇”，也许很可能完全就是几栋写字楼，如果周围环境恰好比较优美，那么顺带建设成旅游风景区也是可以的。但绝不是说，“小镇”就一定要具有风景如画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只是指空间上的聚集效应，这种聚集效应也跟浙江省多年来形成的“块状经济”历史特色有关，是一种历史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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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传统
对于浙江省“特色小镇”，很容易忽视“小”字。对于这个“小”，原浙江省省长李强，曾于2016年初在《今日浙江》上发文，讲到“特色小镇是破解浙江空间资源瓶颈的重要抓手，符合生产力布局优化规律。浙江只有10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而且是‘七山一水两分田’，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优化生产力的布局。从块状经济、县域经济，到工业区、开发区、高新区，再到集聚区、科技城，无不是试图用最小的空间资源达到生产力的最优化布局”。
各地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历史文化差异较大、产业结构特征和发展水平迥异，所以创新平台的建设也需要因地制宜。既要理解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由来和内涵，也要看到其特点和局限。比如同样是长三角省份，江苏省和浙江省面积相当，但却是“七田二水一分山”，江苏是全国最不缺“田”的省份，这是与浙江的一个巨大差异。所以浙江的发展经验很多具有“山区经验”的特点和制约，而江苏则风格迥异。因此虽然地理上比邻，但吴越之间千百年来无论在居住人群、历史风俗、经济产业结构、文化特征都具有较大的区别。同样是“做道场”，“螺丝壳”里有其做法，“天坛”上也有其做法，玩法可以完全不同，但也都有可能玩好。
“小”并非天然的给定条件，不必过于拘泥于此，但“小”背后体现的节约意识、讲究效率的精神则是我们各省各地都需要认真对待和学习的。这就是看表面和看实质的区别，否则拘泥于浙江省提出的“特色小镇”的“其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积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的教条不能自拔，就过于愚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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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现代服务型政府体系
以上经验，有些具有广泛的可学习、可复制性，有些则是一些因地制宜的地方性举措，并非各地都需要教条主义地遵循。但浙江“特色小镇”在字面上看不出来、却具有更深刻时代意义和广泛学习性的地方，在于其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探索，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体系，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探索出更多新的内涵。2015年9月，中财办主任刘鹤在浙江调研时曾指出，“对特色小镇印象最深的是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为企业创业提供条件，大胆‘放水养鱼’，让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这对我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包括杭州基金小镇在内的近百个特色小镇，其有一条特征或者说经验在于，政府要能够深刻理解和执行类似于“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服务理念，具体如推行一站式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最大限度地精简审批流程，最大限度地去掉中间环节，为创新创业清障搭台。杭州基金小镇深刻领会小镇的核心财富在于“人才”，为了使人才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忧，依据杭州人才新政72条，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出台了金融、科技、人才“1+3”政策体系；为高端人才就近提供人才公寓；邵逸夫医院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国际医疗中心落成，面积约800平方米的医疗中心可为园区人员提供国际医保结算，并开通就医绿色通道；设立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国际化双语学校，解决人才子女教育问题。甚至于考虑到很多海归对冲基金经理，大多是专业技术型的“理工男”，在企业管理、商业运作方面往往并不擅长。小镇为帮助他们成长，在最初的股权结构设计、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都积极参与并给予指导。
具体的政策都很容易学，到小镇取取经拿走一叠文件资料回去就可以复制，但这种理念和精神才是根本，没有这种理念和精神指导，任何具体的政策也仅仅是字面文字而已。以杭州基金小镇为代表的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未来的征途还会有很多荆棘，这并不奇怪也无须讳言，但从以上四方面情况因地制宜走出一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路，则是各地都需要认真思考和钻研的。
（作者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博士）
（原载于《决策》杂志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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