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 | 耿彦波，一个市长的双城记
太原和大同，一个人，把两座城连在了一起。曾经的大同市长，如今的太原市长，耿彦波还是那个耿彦波，太原成了大同。
同样，都靠大兴土木兴起、繁荣，宏观调控收紧之下，又都出现了项目停工，投资撤离。需要反思的是，大规模举债造城能否持续？
太原市长 耿彦波
01 大同造城重启
旅游火了，经济依旧在爬坡
1月11日，大同南城墙外大片的工地暂时进入了冬季停工的状态，几个黄色的塔吊静静地伫立着，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
始于2008年的大同造城运动，在前任市长耿彦波离任之后，经历了2-3年的低潮期。随着新市委书记张吉福的上任，工程又重新启动，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11月18日，长达7.24公里的古城墙终于成功合龙。
此外，张吉福还延续了耿彦波“把文化旅游作为产业转型龙头”的思路，承办2016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开通“云冈号”旅游专列……2017年，大同全市接待国内旅游者累计5383.7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累计483.13亿元，同比增长33.02%。
不过，文化旅游产业的火热，并未拉动大同经济走出泥潭。2017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大同GDP实际增速只有5.8%，排名全山西省倒数第二，仍在延续近几年来低迷的走势。
“文化旅游产业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增加居民收入，但对GDP的拉动能力并不强，与煤炭产业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要想发展经济，还是得依靠实体产业。”国研智库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李晓鹏表示。
相比山西全省目前正在推进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大同打造文旅产业的转型早了5-6年，这使得它某种意义上也扮演了山西转型“先锋官”与“试验田”的角色。大同的探索与试错，对山西全省都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10年造城一波三折
大同的车牌是“晋B”开头，印证了它曾经在山西的地位和辉煌。
因煤而兴，因煤而衰。新中国成立后的60余年里，大同向全国输送了24亿吨的煤炭。但“一煤独大”的模式，也造成了单一的产业结构、重度污染的空气质量、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以及破旧不堪的城市面貌，“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风基本无人夸”。
2008年，耿彦波上任大同市市长，提出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摆脱“一煤独大”的困境，以文化旅游产业带动城市转型。
随后，大同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仅2008-2009年就拆迁了1.7万户，2010年更是拆迁了2万户，耿彦波因此也被冠上了“耿拆拆”、“耿指倒”的绰号，大同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短期内大面积地推进城建，除了触碰到违法用地的红线外，还给大同市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债务压力，这一问题在耿彦波离任后爆发。
2013年2月，耿彦波调任太原市委常委、副书记，随后大同造城运动逐渐进入慢车道。西城墙修复工程迟迟无法完工，影响西城墙合龙的联通大楼不但未按计划拆除，反而一度想要重新装修继续使用，已经修好的北护城河也曾经被建筑垃圾填埋。有媒体报道称，耿彦波离任后，大同有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
“还是政府的资金链出了问题。”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安大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当地政府官员估算，综合银行贷款和工程欠款等，大同市政府的债务在200亿元左右。
经历了几年的低潮，大同造城运动在2015年又得以重新启动。当年8月5日，原北京市平谷区区委书记张吉福出任中共大同市委书记。8月21日，张吉福前往古城现场办公，要求联通公司配合搬迁，为西城墙合龙让路。8月25日，联通大楼开始拆除。11月18日，建设了8年之久的大同古城墙终于成功合龙，护城河也全线贯通。
“随着这两年房地产市场的向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得以化解，又具备了融资建设的能力。”李晓鹏说，“这是一件好事，说明政策连续性得到了加强。”
旅游火了游客翻番
1月11日下午14时许，大同华严寺东面的广场上，一群身着五颜六色服装的演员正在这里排练节目。据了解，这是中央电视台2018年《东西南北贺新春》节目大同主会场正在彩排，该节目将于2月14日（大年廿九）黄金时间在综艺频道（CCTV-3）播出。
参与央视节目录制，只是大同市旅游宣传的举措之一。2016年6月，在一档名为《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旅游推介竞演节目中，张吉福曾经身穿印有“天下大同”宣传语的短袖T恤，亲自上阵演说，为大同赢得了2016山西旅游发展大会的承办权。“作为市委书记亲自上节目，有助于资源整合，让大家都重视文化旅游产业。领导重视了，下面就重视起来了。”张吉福说。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大同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大同中旅华严营业部工作人员说，现在每到春节、五一、暑假和十一，来大同旅游的游客都很多。有北京、天津、内蒙古自驾来的，有省会太原搭乘旅游专列来的，还有东北甚至南方坐火车过来玩的。平常70-80元一晚的酒店，到那时涨价到300多元都订不到房。
“2015年前我在酒店上班，那时候来大同的游客大多是外宾，来看云冈石窟。大同的环境也是又脏又差，空气、环卫、绿化都不好。”他表示，“如今，大同的空气好多了，灰尘少了，道路修好了，国内来的游客也成了主力。”
张吉福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大同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至少达到15%，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富民产业和脱贫攻坚的产业。
独木难支路在何方？
不过，2017年前三季度，大同GDP的实际增速还只有5.8%，排名山西省倒数第二。
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多年，2005年-2015年的10年间，大同市常住人口增长不到30万，在校小学生人数从34.1万大幅减少到19.8万人，人口外流严重。截至2016年12月底，山西省共有38家上市企业，但注册地在大同的只有4家。
大同经济之所以不景气，与煤炭去产能密切相关。2017年，山西省共关闭煤矿27座，退出产能2265万吨，其中大同市就占了6座。
李晓鹏表示，旅游业主要是“好看、热闹、能让城市出名”，但对GDP的拉动能力其实很差，没有哪个城市是单纯依靠旅游业发展起来的。即使是旅游业发达的三亚，真正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其实也是房地产。
“真正想替代煤炭产业，还是得依靠实体产业，例如林毅夫给东北开的药方，发展轻工业如服装鞋袜等，也是一条思路。”他说。
事实上，大同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大同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大同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源产业、扶持绿色环保产业、改造提质传统优势产业、做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壮大特色现代农业、“双创”孵化新产业新业态，实施“大同版八大工程”，发展多元化中高端现代产业体系。
不过，产业升级转型并非一日之功，大同也需要补齐多方面的短板。例如，政府服务意识差，诚信意识缺失，甚至腐败严重。从2014年起，大同市副市长靳瑞林、市委书记丰立祥、交通局局长许栋、左云县委书记徐尚红等官员先后落马，大同市委书记岗位曾经空缺10个月之久。
02 太原5年城改
旧貌换新颜，财政很差钱
建设中的新太原也有了鲜活的大都市气息。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太原市六城区有30多个城中村改造依旧轰轰烈烈。通过汇总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的数据后发现，在已悄然而去的3年时间里，太原改造170个城中村的重任已完成2/3。
“2017年城改工作完成情况如何，现在还没统计出来，这要等领导定了才可以发布的。”1月11日，一位不愿具名的处长明确表示。
太原作为能源大省山西的省会城市，与能源和重化工业紧密相连，但是随着能源的衰退，太原开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和城市扩容，引发了它又一轮的热议。
城改进行时
太原此前公告显示，要到2020年完成所有城中村的改造工程。
从太原市万柏林区小井峪乡下元村了解到，未改造之前的下元村破败不堪，如今崭新的下元村高楼林立、商业繁华，一派欣欣向荣。这只不过是太原城中村改造的一个缩影。
从相关部门获悉，万柏林区城中村改造是太原城中村改造工程六个区域中完成最快的一个，其他五区城改进度快慢不一，有的区域改造时间还未划入计划列表。通过走访也了解到，至今，杏花岭区东沟村、尖草坪区向阳镇西村、尖草坪区新城村在2018年仍未列入城中村改造行列。
有无城中村改造计划，村民的反映很激烈。走访时就看到，距离太原市一些较远的村，或刚列入或即将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但在那里，村民现在都在疯狂加盖楼层，一层变二层，二层变三层，多为彩钢搭建，为的就是拆迁时获得更多的赔偿。
众所周知，城中村改造有“天下第一难”之称，而2015年这道难题摆在太原市面前。如何破解，一时引发全国热议。2015年太原市政府向社会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5年内全市170个城中村改造全部完成，191平方公里上的95万多人将入住新家。
梳理太原市政府官网，2015年太原共启动了54个城中村改造，2016年启动28个城中村改造，2017年改造30个村。粗略估计，最近3年，太原市六城区城中村改造超过100个，已完成总任务的2/3。
2017年各区城中村改造计划安排如下：杏花区明确推进中涧河、伞儿树、柏杨树、淖马、东涧河5个村改造，继续推进原有项目动迁扫尾，力争年内全部清零。迎泽区改造启动了松庄、新沟、水峪等村拆迁。万柏林区确保完成后王、北寒、窊流整拆及大王、瓦窑、南屯拆迁扫尾清零任务，力争在全市率先告别城中村。晋源区对晋源新城东区进行集中连片开发，建设“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特色城镇，同时完成金胜、董茹、北河下、周家庄4个城中村整村拆除。尖草坪区为打造太原市的“北部新城”，实施三给、摄乐、营村、芮城和柴村5个城中村项目的连片整体开发，并完成6个城中村的整村拆除清零。小店区将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将棚户区改造与零星改造结合起来，稳步推进。
“2017年改造任务加大了，不仅改造村要拆建并举，同时要完成改造村整拆扫尾，加快回迁安置。”太原市政府有关部门一位处长坦言，城市扩建，城中村改造，让太原愈加繁华，也让一群“拆二代”一夜暴富。
筹资依旧很难
据了解，太原的经济总量较小，增速也慢，2017年能否突破3000亿元也是一个未知数。即便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虽然也在增长，但依然是入不敷出，更多还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2015年，财政缺口达到了142亿元，而每年的四季度才是最能花钱的时候，所以预计2016年的财政缺口会达到200亿左右。
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2012年到2015年增长较快，在2016年陷入停滞，在2017年进入暴跌状态。工业资产投资情况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从最高的32.4%一路下滑到2015年三季度的12.5%，减少了19.9%。
然而，太原的房地产投资却一骑绝尘，从2012年的26.7%飙升至2016年的50.4%。由此可见，太原的产业经济增长乏力，能源经济转型还难以支撑其一片天，唯有大拆大建改造和房地产投资拉动了。
那么，靠基建地产拉动的结果如何？ 公开数据显示，在2015年以前，太原的楼市基本上保持了平稳，成交均价为7123元/平米，本地开发商占山为王，但在2016年外地开发商争相入驻太原，并疯狂拿地。
2017年太原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爆呈现出量价齐涨的局面，平均成交价格达到了10000元/平米，核心楼盘达到13000元/平米。
基于太原的大基建和城市化改造，政府想借助大型开发商的资金和经验，快速推进城市化。“以前更多的是政府向老百姓承诺，但现在不同了，不论多大的开发商只要进入太原，先要把三五个亿的资金打入银行，再说下一步的事。”太原市政府某部门一位处长透露，这样就有钱先满足老百姓的拆迁补偿了。
在太原市的很多街道看到，货车、泵车、轧路机、平地机等都在忙碌地作业。“城中村改造，道路新建、改建工程，一个也不少，而这正好是耿彦波市长亲自抓的项目。”前述处长说。
“房价相比其他城市并不高。”有太原市民抱怨说，“拆你房子，给你补贴，然后再去购新房，开发商利用最少的赔偿赚取更大的利润，改造了城市，但生活水平却降低了。”
深一度
太原、大同如何突破“造城之困”？
刘诗萌、梁丹
大同与太原两座代表城市的近况，反映了处在转型升级当中的资源型大省山西面临的困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煤炭工业在经历了黄金十年后，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和资源的不可持续，寻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脱困发展的出路。而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和省内的各个城市，也都在探索转型之路。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打造一张鲜明的旅游名片，成为一个新的突破点。因此2006年，在“造城市长”耿彦波的主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率先在大同展开。2013年，耿调任太原后，太原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
不过，在他刚刚离任后，大同便传出了基建暂缓，政府负债百亿的消息。而太原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大同2016年GDP绝对值即呈现萎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造城运动“后劲不足”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路径在于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利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从而打破依赖自身资源的封闭循环，在原来资源型产业之外上生长出新的产业。
投资下滑过半
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前11个月，太原市固定资产投资874.45亿元，与2016年同期1791.38亿元的数据相比，下降了51.2%。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民间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部分组成。针对产业投资，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一般而言，如此大的下滑，很可能是营商环境发生了变化。
2017年11月，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其中太原在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和营商软环境指数排名中都位列最后十名。
2017年以来，山西省和太原市也多次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其中包括禁止违反规定随意约谈纳税人，禁止违反法定时限拖延办税、禁止强制或指定纳税人接受中介机构服务等十条禁令。
另外，有专家指出，较严的房地产调控和国家对地方融资和负债从严管理，也可能是造成房地产投资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下滑明显的重要原因。
而处在“后造城时代”的大同，城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并未有太多体现。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1025.3亿元，比2015年的1052.9亿元有所下降，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涨幅也只有1%，在全省GDP排名当中位置也不靠前。
2017年前11个月，大同固定投资主要靠5000万元以上大项目和高技术产业项目，分别完成投资180.6亿元和21.4亿元，拉动增长18.8和2.3个百分点。
9月，原晋城市长武宏元调任大同，他被认为更擅长经济建设，或可带领大同更好地实现产业转型。据媒体报道，他表示将会在大同的古城保护修复、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非煤产业发展、煤炭资源的高效清洁利用等诸多方面下大功夫，打造能源革命和对外开放“尖兵”。
造城运动可否持续？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一直是个难题。
一方面，许多城市在资源和经济形势困难的时候想到转型升级并开始进行一些尝试，而一旦资源和经济形势好转立刻就走了回头路。
另一方面，一些城市想通过基建手段促进发展，但从以前的大同到现在的太原，长久以来，对于大拆大建为主要方式的“造城运动”，一直是鲜花和搬砖齐飞，赞扬和争议并存的。
从市民角度来看，路宽了，城市面貌“高大上”了，居民从破旧的老房搬到新建的楼房中，实实在在地有了获得感和成就感；而另一方面，不得不看到，开发建设新区的投资动辄几十亿元乃至几百亿元，远超过需要造城的中小城市的地方财政能力，导致城市负债规模急剧攀升，地方债务风险不断加大，从长远角度上也影响了产业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在耿彦波对大同最初的设计中，造城目的是发展旅游产业。但要等到城建完成之后，500亿元的城建资金，一半来源于“经营城市”，即国土收益。而这一方式，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土地财政思路。
宋清辉认为，造城运动有片面追求扩大建成区面积的倾向。一旦生活配套不足，往往会造出无人居住的“鬼城”。从短期来看，对当地产业、经济等或会有带动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过度“造城运动”恐怕会给当地产业带来“灾难”。城镇化不是大搞造城运动，必须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否则就可能会留下“黑洞”。
倪鹏飞表示，所谓城市化有四项内容即化人、化地、化城、化市（即产业），其中化人是核心，化地是保障，化市是前提，化城是支撑，总体上缺一不可要协同推进，单兵突进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产生问题而不可持续。
上述专家指出，解决城市升级的办法是加快制度改革，重建促进经济和城市化注重质量、平衡发展和转型升级利益机制。对于山西来说，最关键的是提升城市自身环境的质量。城市基建是城市物质环境质量，更重要的是城市软环境，即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如果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外资自然进来，多元发展和转型升级可以顺利实现。但是，由于营商环境的主要是政府的税费、监管和服务，相比大拆大建，这就更需要政府实现自我革命。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马维辉、杨仕省
编辑：纪海涛 / 审稿：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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