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在的乡村位于鄂东南地区，村庄内户籍人口约有2300人，外出务工约有600—700人。每年春节前，外出的流动人口基本上都会回村陪伴家人欢度春节，村里来来往往的人群车辆络绎不绝，一番红红火火的乡村美丽画卷。但在今年春节，为尽快控制疫情蔓延与扩散，采取了“封村”的隔绝措施，甚至村内人员出村要村干部签字等硬性规定。这样既能防止外村人进村，同时又能减少本村人随意出村。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到2月12日，全国战“疫”已有20天。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背景下，广大农村目前依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运行系统，一定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满足村民的各种需求。即使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村庄依然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作用与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
封路了，湖北乡村的村民从大型挖掘机下通过。图：中国人的一天 柳涛 摄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给出此病会人传人的重大判断后，村民行为逐渐从无动于衷到理性主动，减少了各种日常性社会交往活动，如传统的拜年活动、各种人情活动，村内的庙会活动等。按照村干部的说法，这种做法能够很快形成隔绝屏障，有效预防疫情的传播与扩散，维护所有村民的生命安全。姑且不论方式，封村确实是行政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事实上，在村干部果断采取封村的过程中，不仅没有遭到村民的硬性阻拦与强烈反对，反而获得村民的无声支持与默默理解。村民们都很淡定，没有丝毫恐慌，日常生活虽然有所改变，但还是比较稳定与温馨。村民并没有陷入到日常性社会交往活动取消后的无聊中，村庄也没有陷入到完全的冷清中，而是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新的日常活动与行为。一是围着暖炉烤火与进餐的家庭温馨感。在村内，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暖房，里面放置了暖炉。由于处于冬天，村民的大多时间都是在暖房内度过的。有一段时间，天上老下着蒙蒙细雨，村民们大多在暖房内嗑着瓜子，吃着水果，各种日常闲谈被激发，用于消遣；每家的一日三餐主要是在暖房内吃的，一家人围着暖炉吃饭，边吃边聊天，拉拉家常，谈论日更的疫情，孩子的学习等等，享受着一家难得的团圆，可谓温馨笼罩，其乐融融。在往年，大家已经开始外出务工或上学，为新年奋斗，在这个特殊时期，延长的假期并没有浪费，而是增多了一家人相聚的日子，增强了家人的联系。
居家期间，湖北监利县龚场镇新邓村一家人在家中打麻将，自娱自乐。 图：中国人的一天 柳涛 摄
二是电视与手机构筑的社会交流空间。虽然村民主动不串门，朋友聚餐等社会性交往活动暂时停止，但是村民借助手机和电视等现代化的交流工具，依然保持着对外界的了解与村庄的联系。电视，早已在家家户户普及，作为一种单向传播媒介，村民可以获得有关疫情最新、及时和准确的新闻与信息。手机，作为一个双向的互动媒介，村民可以通过微信等方式实现村内的社会联系，甚至还能够保持与外界的社会联系，比如拜年问好，嘘寒问暖等，尤其是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进行。因此，尽管村民在以自家房屋为中心的有限范围内活动，但是村民的社会交往并没有真正隔绝，而是被以手机与电视为主体的新的交流方式所取代，构筑出新的社会交流空间。
2月3日，湖北秭归县茅坪镇建东村村干部（左）和超市经营者准备为隔离的村民送去生活用品。 图：新华社
在村庄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内，虽然缺少往年的热闹场面，村民的日常生活却充满了温馨，村庄的社会生活有序进行，农村生活还在继续，这主要根源于农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封村后依然能够有效运行。一是以村两委为基础的组织作用。基层组织是连接国家与群众的重要桥梁与媒介，既是政府的代理人，也是村庄的当家人，因此，一方面成为政府各项政策落地的重要抓手和执行主体，是行政体系的末梢；另一方面，也是村庄社会的首要权威和主心骨，深得村民的信任与支持。
此次疫情中，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与安排，笔者所在村庄的村两委迅速做出反应，采取各项措施，测量体温，每日一报等，甚至采取封路等强硬措施。从封路来看，获得干群的一致支持，干部果断有力，村民理解支持，可见其实施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从村两委的角度看，既要落实上级行政命令，具体落实有关疫情防控的措施；同时，肩负减少村民与外界接触，保护村民生命安全的重任。从村民的角度看，村干部封村行为是基于保护整个村庄的安全基础上的，属于公共性行为，具有整体利益一致性。支持村干部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保护自己，保护家庭，保护村庄。因此，封村过程中，基层组织起到重要的组织与带头作用，维护着村庄的安全，保护村民的生活。实质在于基层组织与村民意志的一致性，内核是公私的统一性。相反，如果缺少两委的组织作用，村庄势必如一盘散沙，不仅很难执行上级决策，也难以形成集体行动，更没法在特殊时期，保护村民安全，村庄有序。
2月3日，湖北省宣恩县高罗镇团结村的“代购志愿服务队”队员在对照“代购”清单，打电话通知村民领取物资。新华社宋文 摄
二是以村庄空间布局为基础的地理条件。城市通常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中心，四通八达，交通位置极其重要。在大流动社会背景下，尤其如此，武汉是九省通衢，南北车辆人员流动基本上都要经过此地，按下“暂停键”也是被迫的艰难选择。而广大农村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天然隔离区域，以笔者所在的南方村庄为例，这种空间隔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因此，封村从操作层面看，一方面，由于村间的关系，两者的联系是相邻而不是完全联结的空间布局，村干部是极易实施的，不需要暴力手段与很大的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村民组间与户间的关系，赋予村民相对宽裕的自由生活与活动空间，而不至于如城市市民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在自家房内，村民并没有太多反对与反抗，反而进行了有效转化。因此，农村以空间布局为基础的地理条件，既能对外有利于封路，又能对内减轻封路的阻力。
2月3日，湖北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工作人员在进出村的主干道上为村民测量体温。图：新华社
三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从全国看，小农经济依然是广大农村最基础的经济形式，经营主体主要是以中老年为主。通常他们不仅种植了几亩甚至十几亩的水稻，而且还种植了一些菜园地。前者在正常的年份收成可以保障自家一到两年的粮食供应，甚至还有少量的零卖；后者正常年份每个季节都有不同品种，可以供应自家的新鲜蔬菜需要，满足生活需求。这主要的两类农产品不仅满足自身消费，还可以少量的进入市场，甚至还可以支援进城的子女。因此，即使封村，完全不从外界输入必需品，家里的大米与蔬菜也够吃大半年。虽然相比于正常时期，村民的饮食与水平有所降低，毕竟本地没有的蔬菜品种，卤菜和牛羊等肉类都是从附近的乡镇输入，但自家种的大米与蔬菜还是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物质需求。相比于市镇，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具有相对更高的自给自足性。在面对特殊时期的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时，有很强的韧性与弹性，降低各种不稳定性因素的负面影响，从而能够保证村庄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有序运行。
湖北乡村的路边菜市。图：中国人的一天 柳涛 摄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作为一个半流动与半孤立的社会，农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能够维持自身的有效运行，以笔者的观察，主要依赖于三个要素的综合作用：以村两委为基础的组织作用，构建出组织共同体。在面对公共事件时，能够干群一心，众志成城，共同应对，实现公私统一，整体利益与家庭利益、个体利益的统一。以村庄空间布局为基础的地理条件，构建出空间共同体。这使得村间、村民组、户间形成天然隔离的社区，既能通过简单操作实现短期内与外隔绝，而且能够赋予村民相对的自由活动空间，降低操作的阻力。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生产体系，构建出经济共同体。这为村民提供粮食和蔬菜等基本的生活物质基础，甚至可以在村内形成粮食买卖市场，实现粮食的自由流动，以及通过社会人情的赠送方式，实现蔬菜的自由流动。因此，大部分的留守群体和小部分的务工回村群体，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生活需求。在此过程中，村庄是一个组织共同体，空间共同体，也是一个生产共同体。
2月3日，湖北秭归县茅坪镇建东村志愿者在扶贫搬迁点手持喇叭宣传防疫知识。图：新华社
在疫情蔓延与扩大的背景下，村庄采取封村的措施，虽然方式比较原始，甚至还可能变得形式主义，但效果是显著的，能够快速有效地隔绝病毒传播途径，降低病毒传播速度，为疫情防控起到很大作用；同时，依然能够维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系统的有效运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面对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时，村庄具有很强的韧性与弹性，能够有效化解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疫情等系统性与公共性风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稳定器。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农村依然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不能通过采取简单措施消灭农村，消灭小农，逼迫农民进城，来实现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而是应该立足中国最大的国情与实际，根据现代化进城的阶段性与长期性，逐渐地改造乡村，发展乡村，振兴乡村。作者：夏日，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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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心玥 / 审稿：王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