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二战后英国城市更新侧记

封面图：伯明翰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典范

图1 1969年伯明翰的贫民窟

城市的规划改造是否成功取决于众多因素。二战后英国城市更新政策与实践的变化虽不能为此定立“成功”的判准，但其政策主题及实践轨迹的演进却似乎表明：“物理改造”（physical renewal）或只是诊治现代城市深层病症的“盘尼西林”（为常人所言之“城市病”援引抗生素的隐喻，除了直观具象，还充分显示了其“病情”之反复与“病源”之“抗药性”）。

粗略来说，二战后英国的城市更新曾先后出现过三大政策导向——物理改造、内城社会问题干预和经济发展聚焦。从战后到1960年代，所谓的“物理改造”在实践上体现为贫民窟的清除计划以及城市的重建或新建（后者以众多的“新城”为代表）。这种整体规划和相对分散化的发展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内城的社会问题。1960年代中以后，城市更新转向关注因内城衰败而引发的诸多议题，即是在对“物理改造”手段进行反思。社会干预政策行之不久， 到了1970年代，政策指针即转而强调须处理社会问题的经济成因。1980年代以来，城市更新继续聚焦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各种社会议题亦没有消散。

二战后英国的内城衰败与美国城市中心地带出现的凋敝有某些共同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去工业化也是其重要背景之一）。如今，英国城市更新的高峰已经过去，一些反思和批判的观点随之浮现。1980年代中，去工业化在英国基本上尘埃落定。从1981年到2013年间，英国人口经历了温和增长，原来受到去工业化冲击的多数工业城市／都会地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口净增长。国家总人口增加，东南部地区继续保持经济畅旺，其他地区亦不同程度地出现城市复兴迹象......多种因素交叠，也在不断推动城市更新政策话语及实践的转向。

诚然，英国各城市之间及其内部的社会空间不平等仍无从回避，出于政治应对的考量，城市更新仍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地位。而当其内涵从城市纾困转向经济复兴导向的创新与重振，“物理改造”作为早年的强心剂，也已在相当程度上为后续的政策所吸纳和代替。

图2 英国哈罗新城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