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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习】什么是学习型区域?

乔淼 城市化研究 2019-12-27

【作者简介】乔淼 博士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


学习型区域”是在知识经济中,既能通过相互信任的本地关系进行知识的快速获取,加工和扩散,又能与外部重要知识资源建立稳固联系的创新体系(相互联系的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的空间集聚。


  • 1.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区域概念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划、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研究逐渐认识到,“区域”(region)是经济组织和政策干预的一个关键空间尺度。尤其是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下,生产、资本、人才的流动性日益增大,经济发展的地理格局非但没有走向平等和均衡,反而只有少数地区鹤立鸡群,经济发展动力强劲且可持续。


图1 波特的集群理论


多个学科都为经济发展地理非均衡性提供了理论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理论界诞生了以Porroux、Hirshmitic为代表的增长极理论,波特的集群理论,到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来到21世纪,基于对“知识经济”的共识,学习型区域(Learning Region),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system)等概念的提出和探讨,深化了人们对区域发展机制的理解。区域经济的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区域的“学习能力”成为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来源。这种对于竞争优势的新认识,以动态的视角审视传统发展条件中的资源、人才、区位、基础设施等要素,关注一个区域如何有效收集和处理知识和信息,高效整合本地资源,不断创新,保持经济发展的长久动力。


区域概念的复兴源自于研究者们对经济活动集聚现象的关注。对于集聚现象的解释,有三个主要流派:

— —第一,以Scott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认为经济活动的集聚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多变的市场条件和多样化的产品需求使得企业采取“垂直分散”的生产策略。将不同的生产环节拆分独立出来,增加生产的灵活性。这些承担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往往集聚在一起,从而降低企业之间频繁、不确定而又复杂的交流所产生的成本。

— —第二,80年代以“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为典型案例的工业区研究,除了关注集聚的经济原理,还强调了地区发展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基础。

— —第三,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严密的数学模型推演认为,规模收益递增最终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空间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被众多定量化研究所验证。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依靠传统经济学变量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研究者们发现经济活跃地区往往拥有强大的社会和制度因素做支撑,于是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成为深入探究区域发展的突破口,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研究视角:

— —第一,借由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概念,研究者们重点探究了“路径依赖”和“制度”在塑造经济发展轨迹中的作用。经济行为受特定的制度约束,并不是完全的理性人,而当前的经济行为往往取决于过往的经济行为的结果。特定时间的经济行为,在使一些未来的经济行为成为可能的同时,也限制了采取某些行为的可能性(Arrow, 1962)。

— —第二,区域经济的研究者们从社会学中借来了“嵌入”的概念,强调本地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在支撑本地创业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因此,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逐渐成为解释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人们对这些内生性因素的作用机制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此同时,“知识”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而“学习”则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研究者们将区域内以合作形式建立起的关系网络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了这些网络在促进地区创新的作用。


  • 2. 技术创新与区域

图2 一个海盗三个帮 硅谷的帮派哲学与人脉网络


在深入探究以“关系网络”为内生性因素的研究中,“技术”(technology)同样被认为是内生要素。在这种新的观点下,技术条件不再是由外部输入而一成不变的发展要素,研究者更关注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应用等一系列过程,并由此认为创新是一个“交互的过程”(interactive process),是本地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之间交流互动,使得产品设计、生产技术,管理方式等日益改善提高,是渐进的创新过程,而非仅仅关注革命性、跨越式的技术创新。这种观点类似于日本管理哲学中的“Kaizen”概念,强调逐渐地、连续地改善。在这种观点之下,一些跨国集团的分支机构、分布在边缘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在特定情况下,仍然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Cooke and Morgan, 1998)。


在这种研究区域发展的新视角下,自90年代以来,西方研究者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研究。

— —美国学者Saxenian(1994)对比了位于加州的Silicon Valley和麻省的Route 128 district的区域发展轨迹,基于长达10年的对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组织的管理人员的跟踪访谈资料,Saxenian认为Silicon Valley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的持久动力要归功于当地企业之间注重合作的网络型组织模式,而Route 128 district在经济发展动力上的相对停滞则源于该地区垂直一体化和产品标准化的发展模式。

— —Keeble等来自剑桥大学ESRC商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对位于剑桥和牛津的中小科技企业间的“联网”行为(networking)和嵌入性(embeddedness)进行了探究。在探索知识是如何在本地企业之间传递的问题时,Keeble et al. (1999) 发现了三种主要的机制:脱离已有企业或组织而建立新企业;企业间交流与合作;员工在本地企业间跳槽。

— —同样引人注目的案例研究还有来自于Henry和Pinch对英国Motor-Sport Valley(MSV)的研究。除了Keeble等总结的三种机制之外,Henry和Pinch还强调了MSV本地所特有的行为共识和惯例,甚至包括以流言和小道消息为主的非正式信息交流,为Storper (1997) 的untraded interdependence概念提供了鲜活的注脚。


批评者认为,尽管以上成功的区域发展案例证明了他们能够有效地支持信息、知识在本地的流通传播,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和经济发展,但是当这些信息和知识在本地越来越成熟地被利用之后,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从而使该地区“锁死”(lock-in)在某种发展模式之下,无法对外界快速变化的技术及市场条件做出反馈,从而逐渐失掉发展动力。因此,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高度依赖该地区适应变化的能力(Amin and Cohendet, 1999)。


  • 3. 学习型区域的内涵与启示

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渴望知道如何在一个快速全球化、地区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打造可持续的本地竞争优势。学者对“学习型区域”的探究则是对这个难题的回应。“学习型区域”这个概念是基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总结。这一点不同于“产业区”、“集群”等“自下而上”提出的概念。“学习型区域”较多地借鉴了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文献中对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的成果,因此在构建“学习型区域”的理论时,“区域”这一尺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组织中的特殊性成为了关键。


“学习型区域”中的“学习”有哪些特征?学者们认为其是一种“集体学习过程(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是发生在本地企业群体中累积性学习过程。正是因为“集体学习”需要企业之间相对稳定和持久的联系,企业之间相互邻近是促进和支持“集体学习”的有利条件。随着本地企业“集体学习”过程的发展,信息和知识成为处于集体学习网络中的企业们的“公共品”,不在只限于个别掌握这些信息和知识的人。这些“公共品”激励着本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积极地参与到本地集体学习的网络之中,在这个过程之中,众多企业向这个网络中带入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具有互补的知识和技能成为企业间合作交流的基础。Lawson 和 Lorenz (1999) 认为很多创新过程就是专业人员将不同形式的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知识。灵感、创意、信息和知识的开放交流,往往比分散的个人努力更能激发创新思维。


然而,让相互存在竞争的企业贡献出自己的信息和知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企业必须确认这些信息和知识不会被其他企业恶意利用,同时其他企业也会将自己掌握的信息和知识共享出来。因此,企业之间的“信任”成为集体学习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当企业处于一个有高度相互信任的网络之中时,企业既能够从互惠的信息、知识交流中获益,其行为也会受到约束。在建立相互信任的过程中,企业之间地理位置的邻近同样将有利于信任的建立。因此,在“学习型区域”的研究中,竞争企业如何建立信任,又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中维持信任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


在政策层面,学者们认为“学习型区域”的概念为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既可适用于欠发达地区,也适用于发达地区。集体学习中关于累积型创新过程的认知使得一些中小企业、低科技企业同样能够成为拥有大量实践know-how的创新主体,具有形成本地竞争优势的潜力。对于欠发达地区,“学习型区域”概念认为其落后的原因并非在生产价值链条中的不利地位,而在于该地区“学习”能力的欠缺。因此,区域发展战略应着重培育该地区的学习能力,支持和促进本地企业间的集体学习。


“学习型区域”的研究并非只限定于区域尺度和区域内部的要素。国家层面的政策往往对“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和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尽管有人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之下,跨国企业和跨国贸易削弱了国家对本国经济活动的掌控力。然而,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以及跟国外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哪怕最发达的区域 (Amin and Tomaney, 1995)。在扶持和促进新兴知识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所确定的重点行业往往成为区域转型发展的方向,比如电子商务和生物科技(Jessop, 2000)。


除国家政策的影响之外,区域与外部的经济联系在区域竞争优势中起有关键作用。区域加强外部经济联系是避免lock-in的重要策略。企业通过外部经济联系掌握新的信息和知识,建立起知识获取的“全球管道 (global pipeline)”,将新知识导入本地集体学习网络,加以整合应用。与本地企业网络类似,企业与区域外的企业之间的联系也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环境中。Lagendijk and Loventzen(2007)将其概括为“组织邻近”(organizational proximity)。“组织邻近”的形成往往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寻找关键资源,区域外经济联系的建立,需要双方循环往复的交流,其合作的形态通常也更加专业和正式。正是这种耗时耗力的交互过程使得外向经济联系成本很高,因而一个区域的高质量的外在联系比区域内部网络要少的多,但同时也更具有针对性和策略性。


总而言之,一个“学习型区域”的学习网络是跨越多个空间尺度,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政策等多领域的复杂组织。


参考文献:

MacKinnon, D., Cumbers, A. and Chapman, K. (2002).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recent debat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6 (3), p.293-311.


Amin, A. and Cohendet, P. (1999).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in decentralised business network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7 (1), p1-22.


Cooke,P.and Morgan,K. (1998). Theassociational economy: firms, regions, and inno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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