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读书笔记：哈佛大学新锐Neil Brenner教授论区域、权利与尺度
今天分享一篇文章，是硕士时期读书会的文献，1999年写的，2008年被翻译成中文，到现在已经2014年了，但里面提到的城市化和国家的尺度重组的观点，对于我们观察当下发生的现象依然有很好的解释力。
文字题目《全球化与再地域化：欧盟城市管治的尺度重组》，作者是Neil Brenner，徐江老师翻译。文章夹杂着很多高大上的专业名词，我试着用比较通俗的话把道理讲的相对好理解一点。当然这个内容经过翻译，再由我复述，已成为了三手货，是我这个小三纯粹的自high过程，不喜勿喷。
1.国家消亡
再次强调，文章写在20世纪末，当时最大的背景是凯恩斯主义的退潮和新自由主义盛行。凯恩斯主义是要国家管大伙饭碗的，提供各种福利，各种教育、医疗、住房等免费或半免费的午餐（术语叫“集体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集体消费的市场很大，所以对应的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国家很给力，管工作管福利，但后来问题来了，这个模式玩不下去了（至于为啥这里就不展开了）。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都觉得要换种玩法，于是撒切尔、里根（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上台了，重装了自己国家的系统了，新的系统叫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就不管那么多福利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大幅削减各种教育医疗养老金什么的（当然也削减赤字和税收），也放松了对资本的管制，于是，大家说国家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尤其是90年代后期，互联网的出现和崛起，地球变成“地球村”，资本、货物、人才、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加速流动，国界好像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布伦纳先生开始动笔了，他正是要反驳大家认为国家要消亡的观点。
【插一句，我理解，这里说的国家不是个人认同的那个国家（安德森讲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指国家权力，干预市场、资本流动、个人的权力。】
2.框架的建立——城市、国家、资本的解释框架
作者构建了一个“资本——国家——城市”的框架来解释为什么国家没有消亡。
首先，作者搬出了年鉴学派的大佬布罗代尔打头阵，布先生认为，城市和国家都是组织资本主义运转的空间主体。18世纪前，全球贸易（或者叫全球资本积累）是以城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到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18世纪后，（各国开始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城市逐步依附于国家（其实是依附于国内市场，在福利国家中更依附于国家的“集体消费”），并成为国家增长的核心，而国家也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运作的主体（世界经济图）。
图1 世界经济图（来源：Robinson William I. 全球资本主义论[M]. 高明秀,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福利国家的倒台，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城市摆脱了国家，自个儿再次直接融入全球资本积累（全球经济图）。而这个过程，其实城市和国家都发生了变化（下图的大框小框可以比较形象的理解这个过程的转变，图是从别处拔过来的，原文没有哦~）。
图2 全球经济图（来源：Robinson William I. 全球资本主义论[M]. 高明秀,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要解释城市和国家在这个过程发生的变化，作者搬出两位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头人，列斐伏尔和哈维，以及他们的核心概念——“空间修复”，即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是会导致资本过剩，过剩的资本通过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可以暂时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在这些基建中消耗了，另一方面又润滑了生产和消费）。这个“修复”过程，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化，它是有尺度的（这里尺度的概念拉进来了）！
为什么有尺度呢？其一，这个过程政府是可以参与进来的（而它也确实经常这样做），政府通过它的权力（政策制定和财政收支），来引导资本的流动，政府是有尺度之分的，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还是其他层面的政府主导；其二，资本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改变空间的城市化过程是发生在一个核心城市还是周边很大的区域内呢，还是只发生在城市的一个地区内呢，这个也有不同的空间尺度；这些都与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具体而简单理解就包括生产、消费方式）有关，积累的方式改变了，空间修复的模式也随着改变，其修复的“尺度”当然会有所反应。所以“空间修复”离不开“尺度修复”。因此，城市化的尺度就成为观察资本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3.国家没有消亡，它是通过尺度重组了
基于上面的尺度的分析，作者就点题说，国家和城市都不会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下消失，他们只是为了顺应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而改变了自身运作的尺度，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这样才符合资本的“审美”。
在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中，正如前面所言，国家管很多事情，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资本积累的尺度，在组织空间修复（eg：美国战后的全国高速公路体系的建立，住房政策等）。然而新自由主义的中央政府却把很多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联合体（英国东南部地区）或者跨国组织（如欧盟、WTO、WB），是政府权力为应对全球化过程在不同尺度进行重组。
这个重组大大丰富了国家（其实是政府）权力的运作尺度，让它能够更灵活的应对资本积累的新要求，进行新的尺度下的空间修复。作者把欧盟看做是一个新兴国家空间，空间内实现经济、基础设施的一体化，通过特定资金资助特定区域开发以形成新的积累空间（如针对同城地区的发展的基金）。
因此，对资本的争夺成为尺度（的构建）的争夺，构建一个怎样的尺度，谁能参与其中，这些斗争就成为“尺度政治”的研究对象，通过国内各种同城规划、区域一体化规划热潮，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点。
4.城市化的尺度重组
由于国家的尺度重组包括了对地方的放权，城市面对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也就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不再依附于国家而更直接的参与全球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全球城市在全球资本积累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此外，城市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形成了一系列的多中心大都市区。这个新的超城市尺度，一方面通过区域一体化共同吸引全球资本，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同样存在竞争、冲突和空间碎化。
城市本身也同样存在尺度的细化与分裂的现象，以伦敦码头区为代表的超大项目，各个高铁站商务区的设立与运作，除了城市政府外，也有国家权力的身影。但与福利国家不同，这类国家项目并不是为国内资本积累进行的在城市内进行的、均等化的“集体消费”，而是针对全球资本打造的战略地区。
作者整理了城市与国家在不同的尺度中如何进行重构，如下表：
5.结语
虽然是十五年前的文章，但对于理解“尺度”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观察城市化、国家权力的变化十分有启发性。作者最后在此指出，城市的尺度重组和国家的尺度重组是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城市管治的问题是尺度政治的反映，学界应该重视“尺度”的概念化，以此建立分析方法和角度来研究新自由主义时期地理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