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融合
封面图：广州保障房社区 来源：百度图片
中国将进入保障房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住房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80年代实施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前，城市形成了以“公房”为主体的住房结构，实质上是计划体制下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住房体系，但该体制下的城市住房建设缓慢，并遭遇到了严重的城市住房危机。在经历了1980年代后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城市商品房市场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到2000年后还迎来了所谓的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但随之而来的城市高房价却再次带来了新的城市“住房危机”。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快了城市保障房的建设，到在“十一五”期间，初步形成了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在“十二五”规划中则进一步提出了五年内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可见中国正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保障房”时代。
当前保障房社区问题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加剧，并产生了明显的居住空间分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呈现空间化。与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居住分异不同，保障房社区是政府行政主导下形成的贫困集聚空间，且当前中国城市保障房社区多为成片集中建设，大量贫困人口的集聚造成保障房社区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对广州保障房社区的调查发现，广州保障房社区具有失业率高、缺少就业机会、贫病比例高、社区衰败快、远离中心区等问题，且保障房社区与周边社区的互动少，并有进一步向“贫困孤岛”演变的趋势。
社会融合是评价保障房社区健康的重要标准
社会融合（SocialIntegration）是特定地理空间中不同群体在地方集聚所呈现的一种状态，是包容性较大的概念，也是社区发展是否健康的重要衡量标准。我们对广州保障房社区的研究发现，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融合（社会融合值为51.99）略好于保障房周边社区的社会融合（社会融合值为50.40），但在构成社会融合的不同维度上（如“情感”、“环境”、“邻里”、“社区互动”等）两类社区的差异较大，如保障房社区的内部邻里交往好于周边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内部的人际交往更为频繁，但保障房社区与其他社区的互动较差。在环境适应上，保障房居民的长期居住意愿高，居住满意度亦较高，但在社区参与上却缺乏积极性。保障房社区社会融合的另一重要维度是“就近就业”指标，保障房社区居民因自身人力资本低，因此对地方就业环境的要求更高，而商品房居民的就业空间大（不少居民在中心城区工作），其更看重外围城区的低房价优势，但事实上，保障房社区所在区域普遍缺少适合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大部分居民长期失业（存在部分居民非正规就业情况），失业率达72%。此外，保障房社区还存在“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可能，且对周边社区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家庭）的居住意愿产生消极影响，并可能造成地方的进一步“贫困化”。总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融合对社区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当前以住房建设为主的保障房模式缺乏对保障房社区的关注，社区发展的扶持政策或举措不足。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商品房社区社会融合值较低与现代商品房居民间冷漠的社会关系和有限的社区交往有关。
表 保障房社区居民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变量 | 百分比（%） | 变量 | 百分比（%） |
无业 | 75.0 | 两室一厅 | 59.2 |
高中/中专以下学历 | 87.5 | 户口不在本社区 | 71.7 |
家庭月收入4000元以下 | 49.9 | 核心家庭 | 74.6 |
年龄均值 | 49（岁） | 住房面积均值 | 61.3（平方米） |
流动人口应适时纳入城市保障房体系
中国大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依旧“捉襟见肘”，保障房覆盖率低，只解决了少部分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大部分中低收入居民及流动人口仍未能获得住房保障。将流动人口适时纳入城市保障房体系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改变当前保障房社区贫困集聚所带来的负效应，流动人口的入住将促使保障房社区人口多元化，如年龄结构、阶层构成、就业率提高、榜样带动等，且如适当增加中青年居民比例，他们更愿意且更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进而提高保障房社区向上流动的活力。另一方面，城市保障房覆盖新移民是城市住房发展的历史潮流，关乎城市社会公平的问题，新移民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城市政策长期忽视这一类群体的现状亟需改变，且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专业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新移民的住房问题始终需要面对和解决。
本文作者：
陈宏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志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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