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广州“三旧改造”第一村猎德村村民现在过得咋样？
图：广州城中村 来源：百度图片
北京市在2010-2012年间重建了50个城中村
昆明市382个城中村中，近一半已启动拆迁
西安市至今已拆除120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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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数字背后，是城中村这种特殊社会空间的快速消解，和现代商品房社区的纷纷崛起。新一轮的改造项目大多以政策优惠为契机，通过外来资本的强势注入，推动都市村庄向现代城市社区的跨越式转变。
那么，这一物质空间的改造对社区情感和社区融合有什么影响？
城中村的村民现在的社区生活有了怎样的转变？
以广州为例，对城中村和猎德复建房社区开展实地调研。
首先，根据广州市138条城中村的区位条件、发展历史和社会经济状况，随机选取24条尚未开始改造的城中村开展调查；其次，对猎德社区（广州市第一个已实现全面回迁的大型城中村复建房社区）开展调查。
图 调查所选取社区的空间分布状况
社区归属：“我属于这个社区？”
归属感增强——高达62.0%的猎德社区受访者表示自己对本社区有归属感，仅有34.0%的城中村受访者持相同看法。
邻里交往：“我认识社区很多人？”“困难时可获得邻里帮忙？”
邻里变陌生——超过一半的猎德社区受访者（52.0%）认为自己并不熟悉邻里，这一比例接近城中村受访者的两倍（26.9%）。
邻里互助两极分化——猎德社区受访者认为自己遇到困难时可以获得邻居帮助的比例上升了11.7%，同时认为自己无法获得帮助的比例也上升了1.7%。
社区参与：“我经常参与社区公共活动？”
社区参与积极性仍然很低——城中村和猎德社区受访者的社区参与程度都很低，同意“我经常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说法的受访者仅为12.1%和7.3%。
图 猎德拆迁前后对比图（拆迁前见左图，拆迁后见右图）
采用Logistic回归分别建立四组模型探讨社区归属感、邻里熟悉、邻里互助和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结论如下：
总体而言，改造打破了封闭内聚的熟人社会，猎德社区的居民归属感高于城中村，但控制了个人和家庭变量后，对邻里间的互助程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影响不大。
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
对于城中村样本而言，其社区归属感与本社区的居住时间是正相关，其邻里熟悉程度和社区参与度受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
对于猎德社区样本而言，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是居住满意程度，邻里熟悉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教育程度、居住年限、与未成年子女同住，人均家庭收入是影响其邻里互助的主要因素，户籍是影响其社区参与度的主要因素。
此外，相对于城中村而言，猎德社区中归属感、邻里熟悉和邻里互助三者和社区参与的相互作用有所减弱。
城中村改造不仅带来物质更新和人口置换，更导致城中村“村社共同体”的瓦解和社区认同和邻里关系的重塑。
↑一方面，村民收入高了，环境好了，社区归属感更强了。改造后的猎德村民获得高额房屋租金和集体分红，收入比在城中村更高；猎德社区的人口构成上，受教育水平、职业层次均更高，收入也更高。
邻里关系不如以前密切了。家庭结构、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成为影响邻里熟悉度的主要因素；邻里互助是“量财力而行”，与家庭经济状况相关。家庭结构、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成为影响邻里熟悉度的主要因素。
邻里互助和社区参与度并没有出现明显提升；户籍成为影响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
↑同时，村民和外来者的也面临新的空间适应。
对村民而言，其强烈的归属感和内聚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基础上，其情感认同、人际交往和日常活动仍以宗亲关系和邻里圈子为中心。因此，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产权置换、管理机构的转变的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大，对村民的社会空间关系进行了调整，部分导致了失落感的产生。
对部分外来人口而言，社区只是个落脚地——由于非本地户口的制约，以及自身租客的身份，外来人口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和融入社区的意愿都很低，仅把社区作为单纯地提供住所的地域概念。
城中村改造并非终点，后续工作更值得人们重视。进一步强化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鼓励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复建房社区内各社会群体的社区融合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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