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城镇化与乡愁：对乡村规划的思考
2014年3月国家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这是我国首个从国家层面正式发布的城镇化规划，城镇化的推进与提升成为中国城乡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2014年9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了“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实现“中西部就近城镇化”的意见，对中小城市和县城提出了发展要求。总体来看，从“城市化”到“城镇化”再到“新型城镇化”，中国的城乡关系将从前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向能够实现均衡过渡的“城镇乡”结构，县乡的发展水平将是评价城市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而乡村作为县乡的基本单元，也是当前城镇化提升的重要对象。可见，从政策层面看，乡村建设将是“十三五”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发展成果惠及乡村将成为重要发展导向。此外，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提出了一个对当前城乡发展影响极大的词语——“乡愁”，要求城镇化进程中让当代人和后代人“记得住乡愁”，“乡愁”使中国的城乡建设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然而，城镇化与乡村发展如何实现平衡？彼此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需我们进行回答。基于此，本文结合当前乡村规划和建设作了一些分析和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前期发展中丰富且价廉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经济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顺应了全球产业转移的需要，而工农“剪刀差”、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等特殊的城乡关系亦是中国城市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不管是早期的珠三角外资驱动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还是苏南乡镇企业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农村都成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促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实际上，中国的乡村从一开始就“被卷入”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之中，过去的30多年中有些乡村演变为了城市，有些乡村被城市的扩张所吞没，有些乡村还在城市中“苟延残喘”，有些乡村还在城市的边缘“荒芜”。在以城市为主体的时代，乡村始终扮演着“若隐若现”的“配角”角色，并按照与城市的距离或关系，被分为了“城中村”、“城边村”、“城郊村”等，可以认为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传统乡村一直在“退缩”和“消失”，并不断满足城市及城市人的需求，其存在的价值亦更多地基于城市的需要。也许，“乡愁”的提出体现的正是我们这一代还有传统乡村记忆的人对乡村价值的呼唤。然而，事物都是运动和发展的，中国的乡村亦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过去乡村的价值可能更多地转化成了城市的GDP，而未来的乡村价值却仍在摸索和重建之中。近年来，在城市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城市政府对乡村的发展投以了更多的关注，多年发展的积累开始外溢到传统乡村地域，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到2008年美丽乡村再到2013年的“乡愁”，加之各地“美丽乡村”试点的不断涌现，似乎让人感觉到了“乡村时代的回归”。然而，问题却又因此而出现，在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加大力度对试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之后，却让人感到规划和修复过的乡村已成了“城市的乡村”，从一般的规划和建设模式上看，“商业化”已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依据，其依旧依附于城市而存在。假如过去30多年是城市对乡村的一种“辜负”，那当前的“城市补偿”是否又来的过于“猛烈”呢？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悖论之一。
从笔者考察过的一些示范村来看，通过环境整治、业态重塑、建筑修复等方式，使原来破败的乡村焕然一新，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并通过引入（或建立）专业公司发展旅游业或经济农业，以繁荣村庄经济。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和经营引导，这些示范村还大幅度地提高了本地村民的收入，实现了乡村人口的回流，外出村民返村创业成为普遍现象。对于老龄村民而言，除了缺少足够的医疗设施和服务之外，示范村已成为良好的农村养老型社区。然而，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些村的发展轨迹呢？主要是城市财政的投入，是城市资本改变了这些示范村的发展轨迹。作为示范工程，示范村不仅获得了规划、建设的资金支持，还在基础设施上获得了配套支撑，如与城区的道路连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甚至在村庄营销和推广上，政府仍作为主要的承担者。虽不少示范村已尽可能实现“政府-开发公司-村集体-村民”四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的均衡，但政府的角色却从未减弱过。此外，示范村多位于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本身亦具备进行商业开发的自然条件，如以茶为主题、以温泉为主题，等等。对此，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产生疑问。
外力主导下的乡村还发生了哪些重构呢？为发掘村庄潜在的经济活力，一般规划都会对村庄空间进行调整，以兼顾本地村民、开发公司与外来游客的需要。除空间物质层面外，村庄空间的调整还对乡村邻里、乡村文化、城乡关系产生影响。在邻里结构上，传统熟人社会将被打破，通过商业经营（如物业出租、雇工）将向熟人与陌生人社会过渡，形成以“村民-新经营者-游客”为主的新邻里结构。在乡村文化上，传统民俗文化将被进行商业开发，同时村庄的宗庙空间将被重新调整，为尽可能集约用地，传统“人神分离”的空间将转为“人神合一”的新空间（如“坟地”与“土地庙”的合一）。在城乡关系上，将进一步强化村庄与城市的关系，“城兴”则“村兴”，且如在村庄的社区组织上将更多地依赖于基层政府的派驻机构，如社区服务中心，城市向乡村的延伸越发明显。
近几年，全国各地有条件的地方都大规模地开展了村庄规划的编制，并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迅速推进，因缺少村庄规划与建设的基本数据资料，我们目前还很难对村庄规划和建设进行评估或评价。但就当前的村庄规划和建设引导而言，多为在规范化、高效率、低成本的要求下进行编制的，然而，这种“工业化式”的模式其实与中国传统的乡村建设模式是相违背的，中国传统村落的形成大多经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漫长历程，我们当前对村庄的努力能否获得历史的认可呢？当前的规划是否加速了乡村的城镇化呢？也许只有时间能回答我们心中的疑问。
在一些城市的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中，地方政府要求村庄规划做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若单以效益而言，这种多样化的村庄发展策略当然是不错的选择，有助于提升村庄的经济效益和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然而，这种要求却也可能导致村庄向专业化村庄（或产业化村庄）的转变，曾经“乡土味十足”的村庄在这样的统一要求下变得简单或单调了。当然，我们可以用客观的量化指标对规划建设的村庄的前后变化进行对比，可以对村庄的发展作出理性的评价，但是有些东西并不是可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如村庄的美学价值、传统村庄的空间格局，如果村庄也有生命的话，它应该也有一个生灭的完整的过程。不过，我们仅仅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村庄旁观者，乡村曾经带给我们的童年乐趣早已成为了过去，留在书本里的乡村生活也是昂贵的游戏。快速城镇化时期，城市还是大家不二的选择，中国的城市集中了太多的资源，越是重要的城市，资源和机会就越多，并根据城市级别形成了相当分明的资源分配体系，而乡村地区则大多处于边缘地位，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机会少、公共服务质量低，在很多地方逃离乡村就意味着人生命运的改变，返回乡村只不过是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乡村没有理由不融入到现有的城镇网络之中，而实现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将是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如何实现却是一个仍需持续探索的命题。
在历史的长河里，传统的乡村早已成为了过去，当前的乡村仍在与城市的互动之中不断重构，我们当前建设的乡村就是下一代人的乡愁。
作者简介：
陈宏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
陈剑锋，浙江茗苑旅游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规划师
转载请注明出处及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