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因素”与珠三角城镇化
本期内容来自郭城，是“珠三角系列”的第九篇，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让香港“重新发现”腹地，实现了制造业的北移和经济结构转型；到1990年代后期，“前店后厂”和“由香港制造”（Made by Hong Kong）等概念即点明了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密切联系（Sit；1989；Yang and Sit，1995；亦参见Chiu and Lui，2009）。其实，“香港因素”给区域腹地带来的不仅是工业化“刺激”，由“外”而“内”的资本跨境/界着床还引发了大规模人口集聚，有力推进了珠三角的城镇化进程。鉴于时下粤港关系的空间表征及其转型张力，上述问题似乎很有必要通过某种长时段的区域视角来解析。
三十年多来，由于研究立场多元，学界对香港-珠三角区域城镇化、全球化过程的探讨可谓异彩纷呈。内地学者对珠三角城镇化过程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对港资与珠三角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的研究亦同期发端——若从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的宏观视点出发，珠三角、福厦经济带、山东半岛等，都由于三资企业聚集，出现了外资因素带动的城市化现象（蔡建明，1997）：珠三角地区则是其中最突出的案例。
从农村城市化的角度，曾有研究初步提出：“Desakota”一类区域（或称为“都市连绵区”）或已在中国出现（Zhou，1991），而珠三角的城市化过程即与之类似（许学强 &周春山，1994）。“外向型城市化”①的观点则对“Desakota”模式②的适用性提出疑问——此处对相关论证不作细述（参见：Sit，1996；史育龙，1998；Tang & Chung，2000；简博秀，2004）——惟值得留意的是：所谓“Desakota”模式之聚落转型，就其实际运作机制，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似乎仍然欠奉（Lin，2001）；而这一点对厘清香港及珠三角的城镇化机理却至为关键。
中国已形成的大都市连绵带示意图
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是全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区域，其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无疑存在显著的地方特性。1980年代珠三角城镇化的大背景是——内地确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基本方针，随即推行“市领导县”改革和放宽建镇标准等举措，“小城镇”因而成为当时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何念如 &吴煜，2007）。在彼时东南沿海逐步开放的格局中，珠三角地带独具优势；从香港北上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于是充分利用区域内的社会文化纽带，推进了邻近腹地“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闫小培 &刘筱，1998），并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某些既有异于西方经验，也不完全局限于小城镇发展的特征（马昂主，1993；许学强 &周春山，1994；魏清泉，1997）。这一阶段，对外开放政策被视为珠三角市镇发展的加速器，不仅带来了市镇的人口增长和职能变化，还加快了市镇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以及市镇体系空间体系格局的变化（许学强 &胡华颖，1988）。
1980年代中期以后，内地的改革重心很快转向城市，随着户口制度解冻，城乡之间的藩篱也开始松动。1980年代末以来，珠三角地区即出现了从省内到跨省的人口流动，且规模越来越大。当地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需要人口集聚以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而就城镇化机制来说，该阶段亦须强调乡镇企业③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许学强 &李郇，2009：3）。
1990年代初，内地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市场化和城市/镇化的制度环境也随着城市土地制度变革、财政管理分税制、住房商品化改革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而发生重大变化。珠三角地区除港澳以外的城市/镇与乡村都从属于上述制度背景，因此，由外来投资推动的城镇化进程也须放在这种变动的（区域）城乡体制结构中来分析。
珠三角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化有其路径依赖，而外来资本与其嵌入的腹地环境也会产生多层次互动。由于交通条件的便利，广东省的外资利用主要集中在环珠江口的倒“U”型地带，“即紧靠通向香港澳门的广深、广珠交通走廊两侧的市县”（闫小培等，1997）——其中东莞因加速吸引更多继续“北上”的港资及台资，成了后来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代表（舒元等，2008）。有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1年底，香港企业在广东直接或间接雇佣了大约1000万名制造业工人，其中东莞、深圳、广州和中山位居前四位，估算的雇佣人数分别为403万、258万、92万和61万（FHKI,2003：页23-24）。亦有研究表明，2000年前后，珠三角城镇空间转型的大致特征是：广州作为首要都市中心的地位相对衰落，都市中心之间或外围地区的县与市加速成长，其区域边缘地带则持续相对停滞（Lin，2001）。
珠江三角洲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空间结构图
另一方面，时至世纪之交，港澳回归、两岸四地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内地的城镇化进程也开始直接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在内地，大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也日益引起关注（顾朝林，1999；李国平，2000；梁鹤年，2002）。回归以后，当香港经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事件与转变之时，珠三角区域却见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长足的社会进步。广东省的GDP于2003年赶超香港，华南重镇广州和深圳就实力而言皆已跻身中国内地各大城市前列，迅速成为香港在区域内的潜在有力竞争者，珠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关联和城市发展格局也随之出现了重要变化。徐江（2008：70）回顾了香港与珠三角空间关系的转变，认为“珠江三角洲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就发生了巨变——以前的边缘城市或农村地区利用外资迅速崛起，成为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经济中心，挑战传统中心城市的地位”；她同时亦指出，近年来港-珠关系正在发生质变。
其实，香港与珠三角的动态关系不仅呈现阶段性变化，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来”全球化力量与“内在”政经转型过程的互利、互鉴与互竞。港-珠互动在跨境/界条件下演进，其间“内”、“外”因素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复合推动作用似乎仍有值得再思的空间。“前店后厂”或“由香港制造”等概念既然体现了香港在特定阶段对珠三角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那么外来资本作为某一时期推动中国特定区域城镇化的“第三种力量”（何念如 &吴煜，2007），其机制和特征是否也有别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城市/镇化模式？或者说，这种“由外而内”的城市/镇化动力是否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全球化力量“嵌入”（embeddedness）过程的理解？……在中国城市发展由小城镇到大城市，再到全球化和都市圈的演化脉络中，香港在珠三角地区乃至更广阔腹地中所扮演的角色或仍有待我们展开更深入的思索。
① “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sation）主要表现为：边界导向的跨境城市化、以小城镇和小城市为主导、人口的省内及跨省区迁移，以及外资流入导致的土地利用景观变化（Sit & Yang，1997；薛和杨，1997）。如果说“前店后厂”模式概括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港澳回归前后，香港在珠三角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与之相关的“外向型城市化”观点则体现了一种以香港为核心诠释外来投资引发腹地城市化的理论视角（Sit，1991；同上）。
② “Desakota”，即“乡村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周一星，1993；吴传清 & 李浩，2005），是麦吉（McGee，1991）在研究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空间结构时所提出，试图用来描述一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形态——其论者最初对香港是否可适用此概念似乎存在犹豫（McGee，1991：9）。
③ 及至19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都在沿海地区城乡腹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自下而上”的“农村城市化”发展一直以来都为多方学者所关注（张庭伟，1983；辜胜阻，1991；Ma & Fan，1994；崔和马，199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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