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春节回乡笔记：湖北浠水县FX村

编者按

本文是校友姚华松博士继2010年国庆回乡撰写的“老姚的国庆回乡流水账”（链接地址：http://opinion.southcn.com/o/2010-10/11/content_16544620.htm）之后的又一篇作品。2015年2月4-23日，姚博士趁返回家乡（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TP镇FX村三组）欢度春节之际，对全村父老乡亲开展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调研，访谈了32人次，访谈总时长100余小时，经整理成此调研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户籍人口变化、打工图谱、年味感受、购车动机、文化娱乐、知识的作用、未来发展设想及乡村建设等话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村落在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流变。

作者介绍

姚华松：广州大学副研究员、人文地理学博士

　　2015年2月4-23日，趁返回家乡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TP镇FX村三组欢度春节之际，我对全村父老乡亲开展了一次调研，经整理成此回乡笔记。由衷感恩各位父老乡亲，正是你们的善良、耐心与分享，才促成此文。

一

户数不变，有人离开有人进来

　　全村目前人口总数93人，有18户人家，近20年总户数没有改变，1户10余年前搬赴武汉定居（较早在武汉高校后勤部门工作，子女目前皆在武汉上班，极少回来），2014年新增加1户（一位67岁的大伯，县城某机械厂退休职工，1973年下放至我村，工作历经沧桑，见多识广，走南闯北大半个中国，崇尚自在、自由与田园生活，村里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进山砍柴肩挑背扛的那段下放岁月让他选择隐野归根的生活）。不能用简单的“+1-1=0”来计算，+1代表“城市化”，-1代表“逆城市化”，两股力量互相牵扯，但实现了相对平衡。我估计，未来若干年，或许也有动态改变，这取决于国家宏观的城镇化政策和外来工市民化整体推进的进度与难易程度，更取决于农民自身基于城市与乡村、资本与土地、眼前与未来、自己和子女、身体与灵魂的二元选择，但均衡应该是总体结论，城乡就在这牵扯互动中相互影响与作用，不能也不宜以简单线性的进化思维说明乡村落寞、乡村凋敝和城市兴旺、城市繁荣。大家的常住地在城市，但心灵的港湾在家乡，虽然不少家庭在外购房，生活也相对殷实，但没有迁出（户籍）的意愿，外面没有家的感觉。尤其过年，唯有家乡感到温暖，家乡才有年味。　　目前，只有包括我在内的3个较早大学毕业的人选择迁移户口（武汉、广州和浠水县城），其他在城里购房者，都没有选择更换户籍。记得当年博士论文撰写期间有一道问卷设计题目是“目前，你觉得自己是：a 外地人；b 广州人；c是外地人也是广州人；d说不清”，现在看起来，这个题目相当难回答，设计不尽合理，因为饱含了太多意义和情愫。哪怕到如今，“你的‘家’在哪里”对于我，依然很难作答。我真心喜欢广州，我工作、生活于斯，但这里没有我的亲人和乡亲们，这里没有年味，中国意义上的“家”，更多与春节、节气、团聚关联，至少目前，我更难把“广州”等同于“家”。哪怕再“常住”不是“家”，每年的例牌流动才是“家”，“家”在路上，“家”在流动，或许更贴切。我不固守传统，但我有落叶归根的情愫，直觉告诉我，某年某月，当这座城市不再需要我，我会选择回归故乡。换言之，外面的家只是house，只有家乡的家才是home。　　一句题外话，2014年，听的最多的音乐是许巍的“故乡”。

二

打工图景面面观

1

为了荷包鼓鼓，全家集体出动

　　全村93人中在家44人（含在家务农、镇域范围内工作和打工），远距离外出打工49人，具体人口分布与流动情况见表1。

表1：我村人口分布与流动状况

总人口	家庭类型	留守人数	外出人数	打工地、职业（男性）	爷爷做什么（留守）	女性做什么（外出）
7	3	5（爷爷奶奶+3子女）	2（年轻夫妇）	兰州、木工	务农、散工	随夫（帮手）
6	3	4（爷爷奶奶+2子女）	2（年轻夫妇）	武汉、木工	散工	随夫（帮手）
9	3	2（爷爷奶奶）	7（2年轻夫妇+3子女）	呼和浩特、装修工长	务农、散工	随夫
5	3	2（爷爷奶奶）	3（年轻夫妇+1子女）	锡林浩特、装修工长	近域打工	随夫
3	2	2（父母）	1（女）	广州、家居
5	3	2（奶奶、大伯）	3（年轻夫妇+1子女）	武汉、装修老板		随夫
3	2	0	3（夫妇+1子）	西宁、装修老板		随夫（帮手）
3	2	2（父母）	1（子）	宁波、家居
7	3	3（爷爷奶奶+1子女）	4（年轻夫妇、1子女+1子）	深圳、磨具	务农	打工（磨具）
9	3	2（爷爷奶奶）	7（3年轻夫妇+1子女）	武汉、浠水、教育	近域打工	打工（教育）
5	3	4（爷爷奶奶、妇、1子女）	1（夫）	佛山、磨具	务农、散工
5	3	2（爷爷奶奶）	3（年轻夫妇+1子女）	西宁、漆工	务农、散工	带子女，打工（商贸），分居
6	3	4（爷爷奶奶+2子女）	2（年轻夫妇）	西宁、木工	务农、散工	打工（成衣），分居
4	2	0	4（父母+2子女）	西宁、工长、泥工		打工（泥工）
4	2	0	4（父母+2子女）	晋江、成衣		打工（成衣）
6	3	1（爷爷）	5（奶奶+年轻夫妇+1子女+1女）	武汉、电脑耗材	村干部	打工（小区物管）
5	3	3（奶奶+2子女）	2（年轻夫妇）	淄博、磨具		打工（成衣），分居
1	1	1	0

（其中，家庭类型中的3代表三代家庭，与“子女”匹配；2代表两代家庭，与“子”（或“女”）匹配）

　　在工农业剪刀差效应逻辑下，农业发展日渐萎缩，“种田根本没有出路”，已成为共识。仅从棉花收购价看，从2012年的6.8元每斤，跌至2014年的2.1元每斤；相反，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大幅攀升，种子多年前就形成了硬性购买的特征，因为自家留的谷种根本没有产量（产量极低）。还有，不少中央对于扶持农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和制度到了地方，被各级政府层层消解和异化，农民根本得不得实惠。此消彼长，弃农从工、从商，大势所趋。在此情势下，“打工赚钱”必然成为常态，无论年龄大小，具体有4大策略：　　1.除上述提及到的逆城市化性质的迁入户之外，在工农、城乡发展剪刀差机制下，所有家庭都选择“外出打工”；　　2.二代家庭中，“举家打工”的有3户，多于“仅子女打工”的2户；　　3.三代家庭中，爷爷选择延续作为劳动力的使命，除务农外选择继续在农村及附近打（散）工的有9人，其中包括放弃务农的近域打工模式2人，远远多于纯务农人口3人；　　4. 女性作为重要的劳动力：和丈夫一样选择外出的女性中，纯随夫（传统意义上做饭洗衣服料理家务的贤内助）只有3人，经常性参与购买材料、协助搬运材料等有3人，自己有一份正式工作的多达8人，其中3人为了赚更多的钱选择在另外的地方打工。女性参与劳动更多是想多赚钱，补贴家用，工作业绩、成就感、社会网络建构论基本失效。此外，女性没有工作，与男性主导论观念作祟有关，不少男人尤其赚钱能力强的男士认为，女性工资整体偏低，与其辛苦赚一点点钱，还不如做好饭照顾好家庭。长远看，男性这一表面的怀柔与关怀策略，实则在一定程度压制了女性的工作权利。当然，这还取决于女性对其自身发展和定位的差异性认知。

２

发财的地儿

　　我村外出务工人口主要散布于青海、湖北、广东、内蒙、甘肃、福建、浙江和山东。从核心劳动力的城市地域分布看，西宁9人，武汉6人，晋江4人，广州2人，深圳2人，佛山1人，兰州1人，杭州1人，宁波1人，呼和浩特1人，锡林浩特1人，淄博1人。整体而言，人口就业重心偏西北地区，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政策、房地产市场进军西部地区、作为我村主流的装修队伍呈散兵游泳局面等不无关系。

３

主要行当

　　主要外出劳动力构成中，老板（自己开设公司）2人，项目经理（俗称“工长”）3人，亦从事装修；其余则属于“散兵”，具体包括成衣4人，磨具4人，教育3人，木工3人，家居2人，漆工1人，泥工1人、电脑耗材1人。从老板，到工长，到散兵，地位与财富递减，但风险和压力也递减。由于整体实力不强，老板接单和谈判能力有限，同时面临大量工长和散兵的隐蔽性竞争；工长从材料选购、施工图纸、质量监督、劣质返工等，样样都得亲力亲为；“散兵”的自由度很大，没有合同约束，依靠积累下来的人际关系网络，相当自由从容。整体上，我村形成“青海装修、福建成衣、广东磨具”的就业空间格局，其中，装修利润最大，但最不稳定；成衣业最稳当，但最辛苦；磨具行业居中。

４

“小浠水”扎堆

　　同镇聚集在大城市普遍存在。在兰州这个不大的城市，装修队伍中有多达1/3是浠水人，无论公交，还是菜场、商场，满大街都是浠水乡音，浠水话可以畅行无阻。在兰州各小区，你可以看到浠水的SS镇习惯租住同一小区，同样TP镇也习惯租住同一小区；在西宁，浠水人更多，我们隔壁村，听说120多人常驻西宁，全部从事装修行业。同样，在福建晋江，成衣业从业者中多达50%来自黄冈市罗田县LTA镇，毫无疑问，浠水话、罗田话成为当地的通行语言。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几乎所有乡亲们都和家里一样，说浠水话。我以为，这种散布于全国大城市中的人口集聚区，可以挖掘和发展出不少合作空间。以浠水和西宁为例，浠水和西宁之间结成友好姊妹城镇，加强双方经贸往来，在邮政、电信、快递、物流、医疗、教育等方面开展对接合作；两市县相关交通部门可以商议每逢节假日开设往来浠水和西宁之间的豪华大巴；定期举办美食节等活动增进两地的社会文化的互融、互通。

５

“打工”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城市化的论述体系中，“打工”除了赚钱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老村长年近70，2个儿子都早年大学毕业，如今，大儿子是县教育局干部，二儿子任教于武汉某大学，子女们总是让他在家休息，不要外出打工，但他就是不听。他讲，“我打工25年了，习惯了打工的日子，外面打工认识很多朋友，在一起很开心，在家里过一天算一天，很快一天过去了，很快一月又过去了，觉得闷在家里，人生没有价值。人活着，总得有点追求，对吧？”。可见，钱不是最重要的，他儿子可以给他钱。问题是，他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想证明自己人生的价值，无法割舍打工的情结，一直打拼和忙碌的人，往往无法停下来，惯性使然。

三

“年味”各有不同

　　如何“过年”，如何体现“年味”，是一个问题。经济学视角看，“年味”首先是通过消费来实现。多数人表示认同，过年期间的费用支出，是农村一年到头支出最昂贵的。简单询问了各家的过年费用（这个其实难以界定，大体包括打牌输赢、购买食品用品、发放红包等，我采取投机的计算方法，即问询家里主事的人（1-2个）回家时携带多少现金，访谈时有多少盈余，两者相差即为大约数），有8000、6000、5000、4000、3000、2700、1000、600不等。毫无疑问，600元是相对贫困家庭，多在家务农，自产鸡肉、猪肉等，节省一些开支。大致估算了一下，平均约4000块，其中烟花炮竹、烟酒、鱼肉占前三甲，文化意义上的庆祝、喝酒聊天挑起过年气氛、满足味觉感受的重要性依次降低。整体而言，过年消费支出一年高过一年，受制于国家宏观整体的物价攀升，我在村里小店买的藕、蚕豆、柚子等价格，比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运费应该是解释因素；另一方面，打工经济造成大量纯空巢家庭，几乎一半的家庭回来得花上3天打扫卫生、上山砍柴、集市购物，换言之，很多家庭除了“柴”无需购买外，其他油盐酱醋米蛋禽鱼肉皆需要市场购买，就连“水”这样的自然之物，也转化为商品了，需要用电泵抽取（通过电费支取消费水源），村里唯一的弃井也没有用了，家家户户打井抽水吃；当然，更多人在过年期间的购物行为存在过量消费的嫌疑，客人数量不一定，聚会餐数不一定，多数人宁愿多买一些鱼肉等食品备用，宜多不宜少，我了解到，不少家里割的肉，可以从正月吃到第二年秋天。我特意询问了各家的过年费用支出，其实想验证一个经典的社会学概念——消费支出敏感度，即在“过年支出是大笔开支”的既定认知下，当过年费达到多少时大家会觉得“1.合适？2.有点贵了？3.难以承受？4.最后选择放弃回家过年？”。不想绝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漠然，甚至不理解。“别说花8000，就是花2万，我也会选择回家过年，不论多少钱，我都回来过年，外面只是打工赚钱的地方，只有在家里和家人、亲朋好友团聚才叫过年”，一位45岁阿叔如是说。大年初一他打牌输了3000，问他“怄气不怄气”，他回答很爽快，“有啥怄气的，过年打个打牌就是图开心，打牌总有输赢，钱可以再赚嘛”。“我现在每天工资320一天，如果春节期间有3倍的工资给我，我可以考虑不回来”，我一个要好兄弟的回答显然是在反讽我的弱智问题，试想，春节期间谁会给你支付3倍工资？春节怎么会有人请你装修？很显然，“过年”是更多指涉文化范畴的概念，根植于中国人的骨子里，不能用金钱的简化思维来丈量。

　　但是，对于大学毕业不久的2位年轻人，“过年”，似乎是另外一番心思。YJ在宁波从事智能家居营销，YH在广州从事诗尼曼衣柜品牌推广，他（她）很有个性，言谈举止也富有远见，但“回家过年”不是他（她）的本意，或者说更多是为了照顾父母的情绪，双方在外面过年应该不成问题，但各自父母在家定会感觉孤单，没有年味。YJ在回答“为何没有在湾里走走”时，“大家都打牌赌博，不知道找谁聊，不知道聊啥”。坦言之，我对这样的心情非常有共鸣，在2008年我博士毕业之前，我也有类似尴尬心境，受过高等教育的，总觉得和普通外面打工的人，哪怕是从前的好伙伴，觉得言语少，有交流意愿但具体不知道聊啥。2008年后，广州务实开放的城市文化影响了我，性格开朗大方了很多，和各年龄层次的人的交流能力也有了明显改观。问到YH过年期间啥事最开心时，她思量了很久很久，挤出一句话，“今天妈妈答应明天和我一起去田埂挖地菜做地菜粑吃”，并义愤填膺地抱怨道，“我爸妈除每天就知道打牌，天天打牌，当然也给我备了我超喜欢的干竹笋、荆芥菜，但不是好吃好喝就完了呀，我对过年的最大心愿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田间地头散步、聊天和谈心，我想过哪怕一天他们平日的生活。可是，一天又一天，他们就知道打牌，根本不懂我的心，当然，我也懒得刻意逼他们这样做了。我当然也能够理解体会他们的不容易，平时很忙，过年期间也想放松放松”。可见，“年味”淡薄，对他们而言，归纳原因大致有几点：

1.两位相对年轻，学校出来不久，不欣赏更不喜欢农村传统的打牌赌博等习俗，交流意愿不大；2.两位在城市自主择业，同事多来自五湖四海，匿名性和异质性特征明显，不似村里多数打工族选择同族同乡集聚而居，到哪里打成一片闹成一团的社交氛围没有形成；3.两位在城市从事家居品牌推广和营销工作，属于脑力劳动，而村里其他打工族多从事装修行业，属于体力劳动，行业差距相对较大，缺乏专业领域的共同语言；4.两位性格本身相对恬静内敛，不喜欢闹腾喧嚣，更喜欢阅读、QQ和微信等交流途径。

　　访谈只是反映了年味的一个侧面，多站在与旁人对比的视角出发。但其实，他们也饱含对“年味”和“乡愁”的深刻理解，“过年”、“家”意味着很多、很多。这是YH在离开家乡远赴广州上班路上发的微信，深切地道出了一位大学毕业工作不久的有家乡情结、理想抱负和现实动力的有为青年对“过年”与“家”的内心独白：

列车飞驰前进，看着不断后退的城市，内心也排山倒海。前行是离别也是喜悦，眷恋父母的絮叨碎念，不舍桌前的滚汤热菜，怀恋故土的质朴纯真……家永远是一个热气腾腾让人慵懒放肆的地方，而也是一个不断敲打警醒你的地方，它让你迫不及待想成熟，想逃离的同时更想去担当，它让你情不自禁去收敛，想表达更想形成耳濡目染的默契，很多话不用说出口已而然，很多爱不用表达已感受，语言从生涩变成贫乏。突然记起老哥某天在家问我的一句话，回家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我竟一时回答不出。但临走收拾行李那天却充满不舍，每当司令大人知道我无法在家逗留时，连洗个菜看起来都显得慌张，我明白她也觉得时间过得让人迫不及待，生怕还有什么好吃的饭菜没来得及让我吃完，没吃完的恨不得都揣上带走，或许，母爱从来都是这样殚精竭虑。所以说，时间的确是个狠心的词，快得让人不知不觉，但也不得不感谢这飞奔的时速，让我们不知不觉也认识和分别了很多年，它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时不我待，再不留恋，连惜别的机会都没有，再不向前，身后的风景只会变的愈加荒芜，再不长大，父母就老了。

　　关于过年，也分享一下我自己对“过年”的理解，过年期间还是有不少事让我倍感欣喜开心：对村情村况进行一次算是深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撰写本文；走家串户增进与每位乡亲的情感勾兑；赴县城和高中同学小酌；和老爸闹不愉快之后又神侃一次；辅导小学生、高三学生寒假作业各一天；回家期间的微信获赞及点评量尚可让信息传递并将快乐分享给其他人；镇高中打篮球两次。

　　“年味”，当然还少不了年迈父母的无私贡献。在家里，我有早起的习惯，据观察，几乎所有三代家庭的择菜、洗菜、做早饭的都是奶奶，爷爷也早早起来劈柴、生炉子等，子孙们大都选择睡懒觉，相当一部分人晚上熬夜打牌玩乐；年轻人打牌期间，后勤工作也多是爷爷奶奶的事，端茶倒水，服务周到。年味往往浓缩于各种地道风味美食中，过年期间每天的食谱，一般由归家的游子决定。为了给子女们解馋，爷爷奶奶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弄好吃的好喝的，大致包括饺子（俗称“包面”）、汤儿粑、糍粑、面疙瘩、糯米饭、细米粑、南瓜粑、地菜粑、荆芥粑。当然，奶奶们少不了饭后收拾、碗筷洗刷和衣物浆洗；爷爷们少不了卫生扫除、礼包准备和年货购置。相对而言，年轻子女们则尽情放松玩耍。这样的不对等劳动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过年”的朴实情怀，爸妈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子女在家再娱乐再悠闲也名正言顺。老家过年期间有个习俗，子女归来放鞭炮，子女远行也放鞭炮，无论多晚。我这次返穗就是凌晨4点离家，让爸爸不放鞭炮他非放不可，我深知鞭炮寄托了爸爸对我在外平安顺利的美好祝愿，我深知爸爸妈妈一定出现节后的习惯性伤感。父母总是甘愿牺牲自我，为的是阖家幸福。在此惟愿天下父母健康吉祥如意！

打糍粑

丰盛的乡村早餐

称小孩

捞鱼

四

广场舞也开始“扰民”

　　腊月二十三下午和一位阿婆聊天，4时许，她起身邀请我同去观看跳舞，我当然兴致勃勃前往观看。只见池塘边一户婶婶家庭院里，3位大婶正翩翩起舞扭起来，伴着小音箱发出的“小苹果”的节奏。打听后知道，近些年，为丰富农村业余文化娱乐活动，改变过去各村麻将声声声入耳的尴尬局面，镇政府联合镇文联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歌舞比赛，广场舞是一项重要内容。各村村民自由报名，骨干积极份子去镇上免费接受专人舞蹈培训，并获赠微型音箱1台，然后由骨干积极分子在村里教授其他妇女，获得名次者还有床单、被套、枕头等物质性奖励。大婶阿姨们兴致高昂，每天练3次，上午、下午和晚上各1次，跳舞人数在腊月26达到最高点，9人次，因为从西宁打工的4个大婶回家了，迫不及待也罢，激动不已也罢，切磋舞技也罢，妇女们制造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噪音扰民事件”，在寒冷的冬夜，她们居然跳到12点，还意犹未尽。终于，隔壁家的王大叔制止了她们的亢奋行为。后面才知道，在西宁打工的妇女们，只要天气许可，几乎天天晚上一起跳舞，跳舞，成为她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与城里不同，围观的人不多，男人们多以讥笑取乐。我却要为她们点赞，因为她们展示她们的妙曼身姿、抒发她们的青春永驻、彰显她们的快乐生活，为丰富和发展农村的文化生活增光添彩。

村里的广场舞活动

五

购车主要考虑实用性

　　我村目前有车辆8台，其中小轿车7台，客货两用车1台，其中3台是三组兄弟组合型（即兄弟各自购买），整体而言，购车的个人及家庭发展较好，购车动机以实用性为主，主要满足上下班、见客户、运材料、子女上学、郊游等用途。车的整体价位居中，最高售价26万（大众Passat款），最低8万（客货两用车除外），不存在凡勃伦的所谓“炫耀性消费”现象。当然，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的情况，车主收入在村里排位普遍靠前，其中有2个老板、2个项目经理、2个早年大学毕业后如今分别在县教育局及武汉高校工作。访谈表明，至少三户人家有钱但缺乏购车意愿，回答是“不适用”，“没有必要”，“有车不代表啥”，“停车、养车麻烦”。

六

知识依旧有力量

　　尽管社会上存在种种读书无用论、大学毕业失业论等，尽管近几天微信疯转的王磊光博士在其返乡笔记中提出“知识的无力感”，但在我村，一个几无任何重要社会关系的传统村落，此结论貌似站不住脚，如下事实可以佐证：　　1.我村3位早年毕业大学生，如今分别就职于我县教育局、武汉和广州某高校，工作相对稳定；2位90后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有各自独特见解，谈吐间充满睿智，如今，一个在广州从事诗尼曼家具品牌推广，一个在宁波从事智能家居营销，发展前景较好。在问及未来发展时，他们给出了斩钉截铁地肯定回答，“将来一定外面发展”。我当然明白其言外之意，日后，他们一定在城市打拼立足，定居城市，而不是像多数打工者一样处于漂泊状态。　　2.村里的一位阿叔，家境殷实程度村里列三甲吧，自己读书不多，但一直把儿子的学习始终摆在第一位，请家教、各种辅导班、拜名师从不含糊，一切为了儿子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可谓呕心沥血。“你老子有钱，但赚的是辛苦钱，你得好好读书，不能靠老子赚钱，得靠脑子赚钱”，他这样训斥儿子。　　3.听闻同一行政村隔壁自然村的我初中同学LFM，在西宁、兰州、武汉等开设多家装修公司，资产几千万，近年来鲜有涉足具体业务，而是天天在屋子里钻研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书本，大会宾客组织团队开展消费者心理研究。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成为千万富翁靠的是勤奋和苦干，但从千万富翁到亿万富翁，靠的是知识和智慧。　　4.在我村的三代家庭中，在农村研究体系中的主流论述话题——“留守子女、隔代教育”的有6户，子女随父母入迁城市的有7户，虽然有种种困难尤其是经济压力，但子女教育被摆在重要位置，“子女应该和父母一起，并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共识。这是对现实乡村教育整体溃败的无奈之举。我县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学生流失严重，稍微好一点的学生都进城了，剩下的多是由爷爷奶奶抚养的且家庭贫困的学生；教师队伍也不稳定，相对于外出打工群体，一年3万的收入，对年轻教师的吸引力不大；与城里相比，教学设施、教学质量与校园环境等更是相形见绌。通过我2天的辅导作业课程观察看，整体上，在外面求学的子女，学习的自觉性、思维的创造性、思路的敏捷性、表达的顺畅度，均略胜一筹。

七

未来发展设想

对于未来发展设想，基本包括两个层面：

打工目的地

　　外出打工族中，除了上面提及到的近年大学毕业的两位外，其他人都选择原地发展，少则5年，多则18年，在目前打工城市呆滞的平均年限为6年。工作相对稳定的，跳槽更换城市的可能性较小；装修等从业者多依托多年岁月蹉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关系拉生意接单，跨城市移动的风险较大。几乎所有受访者表示，年后的目的地不会改变，职业也不会改变。

购房意愿

　　目前，我村在外共购置房产10套，其中武汉8套，黄州市1套，团陂镇1套，除武汉某高校老师的2套外，其他皆属月供分期付款。10套住房中，6套属投资型，4套自住型。还有2户处于观望状态，在犹豫要不要在武汉及团陂镇实施购房计划。对其他家底相对殷实家庭的访谈发现，继续购房的意愿不强烈，原因涉及：1.购房支出太高，讨厌月供，不想每天背负巨大经济压力；2.购房不如买车，对于多数而言，购房等于降低生活质量，买车则是提高生活质量；3.购房用途不明确，对除外打工的地方和家乡之外的其他地方没有认同感。JH表示，“我没有想过在外地购房，充其量打算等女儿长大到了初中，在浠水县城租房，目的只有一个：让女儿在县城念完初中和高中，由我老婆照看。如果将来有钱了，我更愿意考虑在老家再盖一栋房屋，浠水县城对我而言，就是我女儿将来上6年学的地方而已，我不会在那里工作，更不会在那里生活，那里对我没有多大意义。”不难看出，他选择将个人事业发展、子女教育、家的认同感进行有机捆绑，想法不无道理。

八

村庄发展建设

　　交通一直是个大问题。首先是大交通，目前，镇上通向各村及临县罗田县的一条主干道道破旧不堪，坑坑洼洼，经常发生摩托车摔倒等交通事故。由于我县的重点发展方向是县城东边，对接黄石、鄂州和黄州城区，散布着大量工业开发区，县里将主要资金用在开发区建设和发展方面，而作为县城北部边缘区的我镇，在交通道路基础设施方面没有得到应有重视，镇域公路尚且如此，更不用提“村村通”公路的普及。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村出行道路的硬化资金来源主要倚靠各村在外发展的乡贤贤达，如我们隔壁村有人任职于某省国土厅，为回报家乡，替老家争取到宝贵的道路硬化资金。但不是每条村都有贤达，像我村就没有，没有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编的3个人都是教师身份，与政府资源调配绝缘，只有自谋钱款一条路。这不，为了硬化长约800m的出村道路，村里于腊月28下午召集全体村民大会，以自愿+签名的方式进行认捐款，大家齐心协力，不到1个小时就筹措到资金11.5万，村长许诺，正月16就开始破土动工。　　此外，我还有一个设想，即选址村落旧有祠堂位置的大片空地，建设我村的文化健身广场，主要工作是下垫面硬化、建设1个标准化篮球场、2个乒乓球台、4个水泥桌和12个石凳，再购置篮球、乒乓球、乒乓球拍、羽毛球、羽毛球拍若干。此举可以实现多赢：妇女们跳舞；男人们唠嗑；农忙时节晾晒稻谷花生；学生放学后做作业、玩篮球、乒乓球和羽毛球；过年或其他节庆时节举办歌舞、篮球、斗地主和“拖拉机”（一种扑克牌玩法）比赛。我以为，一方面应该重视农村交通设施建设（硬件建设），另一方面对文化娱乐活动设施及场地的供给也很关键（软件建设），即做到软硬皆施，两方面都不懈怠。

　　当然，我村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工分化局面下少数后进青年的精神颓废进而引发的抑郁症；比如成长中的年轻人和父母沟通存在不少障碍；比如生态环境整体好转导致的捕鸟、捕蛇等破坏生物多样性行为；比如生活垃圾成堆、气味熏天；比如部分智障人士得不到政府应有的福利体恤，比如河道开采导致利益分享机制的不公平；不一而足。限于调研时间和关注焦点，没有来得及进行分析，很是遗憾，唯有等待下一次了。　　最后，感恩春节，感恩乡亲们，感恩中山大学地理学院的李立勋和李郇两位老师（你们的敦促加速了此文成稿），感恩所有耐心阅读、愿意忍受甚至煎熬拙文的人。

　　祝福父老乡亲们2015年健康快乐！财源滚滚！阖家幸福！

本文图片皆为姚华松老师在家乡所摄，感谢作者授权发布，转发请联系原作者（姚华松，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