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海岸带快速城市化的生态管治研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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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帆，男，1978年生，厦门大学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环境与生态学院博士、副教授；国土资源部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海岸带城市化与区域环境变化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Email: yangf@xmu.edu.cn
１.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城市病、环境问题、城市生态、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新老的矛盾和问题也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新常态”。创新包括城市、生态环境等公共管理在内的社会管治体制，已经成为学术界、政府和公众提出了共同关心的新命题和新任务。“未来地球(Future Earth)”计划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浓厚兴趣，2013 年9 月召开的“未来地球计划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建议将海岸带发展问题、生态过程与城市化等问题作为中国科学家参与“未来地球”计划的切入点(图1)。
缺乏制衡的城市化行为对城市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大，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城市生态管治是将“管治”和“生态城市”的理念引入到城市研究中，运用“城市化-生态环境-管治响应”概念模型研究城市生态系统，通过分析城市化的生态压力，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系统的非健康状态，进而采取城市生态管治的政策响应，以形成反馈机制，缓解压力，使得城市生态系统产生新的输出，即良好健康状态的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管治政策响应体系包括政策一体化(核心)，支撑能力建设和协调发展机制。
城市生态管治的核心内容包括：城市生态系统的管治，城市生物多样性管治，城市自然资源及能源的管治、城市废弃物的管治、城市生态质量的管治(包括生态监测、评价与预测)。其管治模式与传统城市生态与环境管理模式有显著区别(表1)。
运用“城市化-生态环境-管治响应”概念模型，通过分析城市化的生态压力，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系统的非健康状态，进而采取城市生态管治的政策响应，以形成反馈机制，缓解压力，使得城市生态系统产生新的输出，即良好健康状态的城市生态系统(图2)。
城市生态管治政策响应体系包括政策一体化，支撑能力建设和协调发展机制，其核心是政策一体化。支撑能力建设是政策一体化的基础支持，而协调发展机制是政策一体化的内部要素之间、内外要素之间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图3)。
根据上述概念模型，构建指标体系见表2：
改进“暴露-敏感性-恢复力”脆弱性评价框架，引入快速城市化表征系统暴露性，将高程、地质灾害和交通状况信息作为敏感性指标，以及基于自然栖息地、海岸类型等生态用地的恢复能力等指标，构建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的海岸带快速城市化地区环境脆弱性评价方法，并以海南省海口市为例，重点评价海岸带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旅游(基于旅游空间大数据计算)等压力，地理空间敏感性和海岸自然栖息地(红树林生态系统)等可恢复力，进而计算出环境空间脆弱性的数值并空间图示并开发在线情景分析评估系统(图4)。
通过建立压力-状态-响应指标体系，提出基于知识工程师(Knowledge Engineering)的预警(Early-warning)算法并应用于研究案例中，得出景观生态安全预警算法和结果，并发现城市发展规划中快速改造生态用地为城市用地部分以及城市-湿地交互作用地带是高预警部分，为城市蔓延负面影响的研究和调控提供算法过程和预警信息。厦门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战略转型这种快速、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背景景观生态安全预警问题研究，构建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遥感数据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提取各项指标的空间信息并进行空间分析，从而揭示出厦门港湾地区景观生态安全状况演变规律(图5)。
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岸带地区开发、城市蔓延过程为例，在其东部滨海地区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大规模的盐田平整与开发背景下，城市扩张高强度区、盐田退化高强度区与城市扩展高强度区有较好的吻合关系，城市扩张对区域湿地环境的改造和扰动导致的景观变异过程正在逐渐增强。连云港城市化与景观生态规划见图6。
城市生态管治理念已经提出10年(李杨帆等，2005)，如何在交叉学科和“未来地球”等前沿国际科学计划框架下，将科学研究成果与气候变化/空间管治/环境政策密切结合将是一个潜在的学科增长点。近10年来，国际管治界的理论也不断创新，不仅在过去环境管治(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icher, 2014)和生态现代化(Memon et al., 2011)两大领域继续推进；开始出现生态管治的论文，但其关注的重点还是生物多样性和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生态问题(Pincetl et al., 2011)。
管治区别政府至上和市场唯一，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网络，是上下联系管理与政治的东西，但是更多管理，而不是政治。中国发展相当长时期属于强政府弱社会，其管治体系是一个具有政府主导的鲜明特色，从表2指标体系表中能看到管治类基本都是政府相关指标，市场和公众的参与和协同治理比较薄弱。这样的背景做公共政策，决策快、效率高，容易做好事，也容易做坏事。英美国家多元化强，对政府制约多、效率低，不容易做好事，也不容易做坏事。中国管治变革的关键如何是实现多元化不发育状态下如何有效决策。
规划是中国管治体系的主要手段，也是中国决策过程的核心机制之一(Heilmann and Melton, 2013)。目前中西方对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大都忽略了规划这个核心机制。规划在中国是中央和地方多层次、多主体之间通过各种互动模式，不断协商、起草、试验、评估、调整政策的循环过程。通过规划机制，各个层级不同领域的政策主体相互链接成为一个庞大的网络，输出不计其数的政策文本，引导或干预经济主体的活动，塑造或制约各级政府的行为。中国政府推行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红线和多规(五年规划、土地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环境总体规划等)融合，充分体现了与城市生态管治密切相关的管治和规划实践，亟待理论研究和创新。
中国管治的政府主导性，是未来城市生态管治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继续强化政府和规划在管治中作用，还是引入西方多元协同共治，值得深入探索；在研究区域上，以海岸景观变化、脆弱性、风险等独特视角，从环境变异机理和过程、机制、模型及调控研究入手，进一步体现海岸带特色和科学-政策的界面科学研究的特色；在研究尺度上，将地区(Local)尺度的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类似和更大尺度的案例中(如城市全球化研究)，探讨城市生态管治方法扩展能力和决策支持能力。
致谢：
本文第2部分的主体内容发表于《人文地理》(2005年20卷)，第3部分的主体内容即将发表于《中国城市转型、发展、重构与规划教育》(科学出版社，预计于2015年4月出版)，在上述文献中出现的参考文献在本文中不再重复引用；有关管治的部分观点源自与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的讨论。
参考文献：
李杨帆, 朱晓东, 邹欣庆. 2005. 城市生态管治：城市化压力的政策响应. 人文地理, 20(6): 88-91.
李杨帆. 2015. 海岸带快速城市化：景观过程、环境效应与生态管治. 见：许学强, 叶嘉安, 周春山, 何深静 主编：中国城市转型、发展、重构与规划教育，北京：科学出版社.
Aicher, C. 2014. Discourse practice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ocial and ecological safeguards of REDD.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3(14), 3543-3560.
Heilmann, S., & Melton, O. 2013. The Reinvention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China, 1993-2012. Modern China, 39(6), 580-628.
Memon, P. A., Kirk, N. A., Selsky, J. W. 2011. Limits to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s a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fresh water governance. Land Use Policy. 28(3), 534-541.
Pincetl, S., Jonas, A. E., Sullivan, J. 2011. Political ecology and habitat conservation for endangered species planning in Southern California: Region, places,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Geoforum. 42(4), 42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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