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还是坚守？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研究
城市新移民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且出生地和原户籍地不在常住城市，在常住城市居住了2~5年的中国大陆地区居民[1,2]。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城市新移民的数量持续增加。近年来，“蜗居”、“蚁族”和“逃离北上广”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2]，反映了新移民城市融入问题的严峻性。与八九十年代相比，城市新移民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逐渐成为新移民的主体，其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更强烈，落叶归根的观念也较为淡薄[3]；由于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剧增，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在整体上有所提升；新移民外出的目的也从纯粹的赚钱养家糊口转变为多元，更多地涉及到职业的发展和生活水准的提高[4]。总而言之，新移民群体内部已经出现分化。然而，前人研究大多以低学历、低收入以及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城市移民内部的分化。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全国六个城市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探讨新移民在大城市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机制，并重点关注新移民群体的内部分化以及不同类型新移民的比较。
本研究把新移民划分为劳力型、智力型和投资型三种类型（图1）。智力型新移民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毕业生，“蚁族”大多指代这一群体；劳力型新移民为高中学历或以下，在制造、商贸、流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来务工者，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投资型新移民，是指拥有小企业、小作坊、商铺、饭馆的小老板小商人。
图1 新移民的三种类型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所主持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编号：07JZD0025）。课题组于2008年11月-2009年4月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六个城市组织问卷调查。课题组采用配额抽样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每个城市收集样本550份。其中，智力型、劳力型和投资型移民配额为150:200:150。调查共派发问卷3300份，回收3234份，获得有效问卷3168份，问卷有效率96%。本调查的新移民样本为在案例城市定居两年或以上的外来迁移者，排除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本研究通过“是否愿意在所在城市长久定居”这一问题测量受访者的定居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新移民的定居意愿较高，超过一半的新移民希望在迁入地长期定居（见图2）。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64.47%），智力型新移民次之（62.71%），劳力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弱（52.19%）（见图3）。
图2 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
图3 三类新移民的定居意愿
本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机制。选取受访者的定居意愿为因变量，如果受访者“愿意或非常愿意在所在的城市定居”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结果发现三类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已出现分化（见表1）：
智力型新移民：
•性别、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等因素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最突出，而个人家庭特征、迁移经历、制度以及地理等因素的作用相对较弱。
•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文化适应能力，更容易获得本地户口以及与本地人建立社会关系，对其个人发展的前景也较为乐观，因此在定居决策的时候更偏重于迁入地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包容性，对当前的户籍状况和经济状况相对不太重视。
劳力型新移民：
•职业、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会认同以及所在城市等方面的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
•由于学历较低，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及融入城市的途经十分有限，通过进城打工以及亲友老乡的帮助积累原始资金和经验，然后创业当老板并最终在本市购房入户是他们实现在迁入地永久定居的唯一方法。
投资型新移民：
•对其定居意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年龄、性别、学历、好朋友数量、户籍以及地理差异等因素，而受社会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少。
•在迁入地城市定居，所考虑的并非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而是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以及户籍壁垒等制度性因素。
实证表明，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以及影响机制正逐渐分化。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弱。由于智力型、劳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遵循不同的路径融入流入地社会，影响其定居意愿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对智力型新移民而言，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对劳力型新移民而言，职业、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的作用最为突出；对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市场和制度因素的作用较强而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较弱，人力资本、社会网络、户籍和地理因素是影响其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城市新移民日益差异化的定居意愿影响机制也说明了不同类型新移民通过不同的路径融入迁入地社会。对于智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而言，他们可以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金融资本的再生产实现在迁入地的社会经济融合。而劳力型新移民则需通过提升职业声望和购买固定房产融入迁入地社会。此外，在中央和地方分权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将积分入户制度作为争夺拥有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智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的常用手段，受教育程度低及专业技能差的劳力型新移民则被排除在外[5]。受到市场和制度双重排斥的劳力型新移民最有可能逐渐沦为迁入地底层。
因此，在新移民定居城市问题的政策应对上，各级政府应逐步消除制度壁垒，帮助新移民重塑市民身份，促进新移民在迁入地城市实现政策融入和身份融入，以实现新型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同时，应针对不同类型新移民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参考文献：
[1]周大鸣.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2]廉思.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城市新移民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Zhu Y., Chen W.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J].Population,Space andPlace, 2010(16):253-267.
[4]Fan C.C.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in Beijing’s Urban Villages[J]. The China Review, 2011,11(2): 11-42.
[5]Zhang L., Li T.Barriers to the acquisition of urban hukou in Chinese cities [J]. Environmentand Planning A, 2012, 44(12): 2883.
致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