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困境•方向：迈向新常态的城市设计
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设计保持着“面广量大”的参与，并在实践上体现出比英、美等国更强的“后发活跃性”。然而城市化率过半意味着城市发展既有方式面临深刻转型，从而引致城市设计范式的潜在变化。在此转型期，有必要对既有城市设计实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行批判性质询。
中国城市建设的基本范式是：在强烈的“增长主义”驱动下，依靠对城市资源要素高强度与集中化的运用，迅速达成利好“经济发展”及“资本循环”的城市物质空间的大扩张。按照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近20年城市建设的本质是实现了资本从工业发展领域到城市大开发领域的循环。在此过程中，企业化的城市政府与资本结为紧密的“增长联盟”，共谋城市空间再生产。
经典城市设计理论认为，城市设计的本源任务是创造“公共价值域”（public realm）与维护“公众利益”。然而，中国的城市设计时常被作为一种促进城市空间总量推进以及计算空间效益的经济工具来使用，具有明显的“命题性”；其服务对象往往直接瞄准地方政府，是“市长的城市设计”，而非“公众的城市设计”。地方政府很少将关注重点置于微观层面的公共价值域上，但又通常藉由“完善空间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资源配置”等城市设计惯常目标的宣扬，为其空间扩张建构正当性的理由。同时，在中央政府制订的严格的土地管理与城市分级规划体系之下，城市设计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游走制度空隙的机会空间，使其在法定规划体系之外得以探索突破限制的可能，以可视化的成果来“游说”各方，进而“倒逼”法定体系对其进行采纳。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之下，地方政府也以城市设计为蓝本对城市发展策略进行反复展示与宣贯，以达到城市营销的目的（图1）。
图1重庆两江四岸及渝中半岛城市设计：通过渲染城市重点形象要素来进行城市营销
为了满足新区建设空间扩张的需要，城市设计往往很少以“人”的尺度（也即公共价值域的正常感知尺度）作为设计标尺，而通常涵盖极为广袤的空间区域，以几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的用地作为设计范围。另一方面，城市设计产生的三维城市形态，往往并非基于对用地条件、资源禀赋的合理分析以及空间设计的有机推演，而是量化的开发目标硬性推导的结果。常见的是政府基于土地经营目标规定容积率和人口规模，城市设计“被动”接受且很难对其进行基于用地和形态逻辑的修正（图2）。在城市设计不尽合理的空间安排背后，实则是地方政府为了寻求空间扩张投入-产出的最小比，降低建设及管理成本，而对土地空间效益进行的“合理”测算。
图2 重庆忠县金水门城市设计：在高容积率制约下，滨水和临山区域均布置了高强度开发组团
在城市老区，迅猛城市化造成中心区土地资源急剧稀缺及“地租级差”快速拉大，政府通过城市更新强制性地消灭贬值土地及资产的使用价值，并出售提升后的交换价值。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以城市设计为载体来预演空间“再造”后的增值前景与价值的变现路径。同时由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出现严重对立，使空间再造过程中多个利益群体产生激烈冲突，城市设计于是也成为一种体制化的利益协调工具，使各方在政府及资本预设的规范化框架内“讨价还价”，直至达成一致（图3）。城市设计更多地作为一种促进经济流通的制度化工具而存在，帮助资本在空间生产-再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循环与积累。
图3 深圳大冲村旧城更新城市设计：“标准化”的综合体开发，政府及开发商借助城市设计进行广泛宣传
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带有对空间-社会进行“分异”的倾向，即示好资本以及精英阶层，同时潜在地排斥弱势阶层。在此倾向下，城市设计偏爱制造具有强烈符号化意味的“橱窗空间”和“奇观空间”。这一类空间实践是以一种“无中生有”的“情景制造”，使资本进行“自我宣示”和“观念传播”，从而达到场所营销的目的（图4）。同时，这种空间制造往往与当地的地理特征、城市肌理相割裂乃至对立，而非延续或者融合，因为资本为了最大程度地创造独特的“情景体验”并实现“安全的循环”，不仅倾向于“与众不同”，还最好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图5）。由此，资本借助城市设计预设了物质空间隔绝与分异的可能性。
图4 重庆茶园新区城市设计：以大尺度的“情景制造”进行“自我宣示”和“观念传播
图5 重庆江津滨江新城城市设计：通过公园、水体、建筑围合在城市中清晰地限定了特定项目的边界
同时，以空间的“同质性”取代“异质性”也是城市设计的普遍特征。它旨在帮助资本在“有规律”及“可预判”的规则框架内流动循环。标志性、符号化的城市设计手法被广泛地传播并复制，成为资本同质化游戏在城市空间制造方面的鲜明反映。在此过程中，地方的异质性或者被彻底抹杀，或者被城市设计按照资本的逻辑改造为“标准化”的符号，进行流水线般的批量生产（图6）。
图6 重庆开县盛山片区城市设计：带有怀旧色彩的地方异质性被改造为“标准化”的符号
城市化过半之后，既有范式正步入明显的困境。新城普遍供应过量及一线城市土地紧缺，使中国城市依赖多年的圈地与造城机制正失去最重要的支撑；资本依靠大规模建成环境再造进行循环和积累的链条呈现断裂迹象。另一方面，快速城市化所造成的社会与生态后果也已全面显现，地方政府面对着来自社会民意日趋增长的不满。在此趋势下，虽然因区域发展不平衡，“总体结构性调整与局部快速发展”仍将长期并存，但增长主义的建设范式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这将是一种“新常态”。
最后，本文归纳出以下一些事实，或有助于预见新方向：
1、在国家政策层面，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并未由于空间扩张的停滞而被削弱，城市设计在新常态下仍将保持活跃；
2、随着大尺度空间扩张趋于停滞，城市设计实践将不可避免从基于未来利益分配的“增量扩张”转向直接面对现实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存量优化”；
3、总体上，城市设计实践或将全面转向“精简主义”和“微尺度、微循环、微更新”；
4、未来的城市设计除了“空间设计”，或还将涉及基于土地产权调节的“机制设计”；
5、新常态下，“生态”与“人”的城市化将超越简单的“土地”与“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设计造成的社会与生态后果，将一直成为评价城市设计实效的核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