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保障房社区：“贫困符号化”or“贫困同质化”
在城市研究中，“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经典的社区议题，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可简要地理解为“邻里的社会结构对居住在附近的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指地方对居民发生影响的过程，也即环境对居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贫困人口聚居区是“邻里效应”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西方学者在贫困社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邻里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贫困的邻里环境会把“非正常”（Dysfunctional）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年轻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进一步加剧社区的贫困。
在已有的研究中，邻里效应与地方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污名化”（Stigmatised）、居住迁移（Housing Mobility）、社会混合（Social Mix）、居民健康等议题紧密相关。如Buck对英国贫困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在同样的个人和家庭条件下，邻里对居民个人的生活机会（Life-chances）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就业、阶层流动上，较贫困的社区可能存在严重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Pred提出地方或社区存在“符号化的过程”（Symbolisation Process），居住社区的差异不仅存在社会分异的问题，还有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上的差异，贫困邻里会被“污名化”（Stigmatised）而被贴上“危险”等歧视性的社会标签，同时当地居民亦被认作“被边缘化”的群体，其交际圈、获得工作的机会都可能受到影响，还会导致收入较高的家庭搬离社区的后果。同样，搬离贫困社区的变化也是明显的，Rosenbaum发现贫困家庭搬迁到郊区后，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和工作中的表现更好。Galster和Killen提出地方社会网络（Local Social Network）对青少年的行为选择，如接受教育、生育、工作和犯罪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地方的社会制度、市场和援助机构对青年的未来具有重要影响，如欠缺社会援助的贫困社区中青少年的辍学率和未成年人怀孕比例更高。此外，Ellen等发现邻里环境可通过塑造居民的行为、心理、态度、卫生习惯等直接对个人健康产生影响，也可通过压力的累积、生活环境的恶化、社会资源受限等产生间接影响。
西方学界对贫困社区的邻里效应已有较为全面的探讨。相对而言，国内学界对低收入社区邻里效应的关注度仍比较低，相关实证研究还不多见。基于此，本研究以保障房周边社区为研究对象，首先评估周边社区的存在状态（构建社会融合指标），接着探讨保障房社区对其带来的影响，以此探讨保障房社区的邻里效应。其中，对周边社区存在状态的测度主要借鉴有关“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的研究。
在研究思路上，本研究通过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揭示保障房社区邻里效应的产生机制。本文首先计算出保障房周边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度，接着选择与保障房社区、地方环境相关的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探究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的影响。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3年9 -11月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及其周边社区开展的调查。课题组在芳和花园、金沙洲新社区和聚德花苑三个大型保障房社区周边的商品房社区分别收集有效问卷60份，问卷有效率为86.7%。同时，我们也在上述三个保障房社区当中开展调研，各抽取20份有效调查问卷，构成研究对象的参照组。此外，课题组还通过半结构访谈（受访居民23位）、与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合作等方法，完成质性材料收集与实地观察、活动参与。在研究方法上，以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为主，辅之以质性分析，进行解释和说明。
3.1 周边社区与保障房社区的对比
基于保障房社区和周边商品房社区的调查问卷，对比两类型社区的基本情况。从表1可知：①相邻两类社区在月均家庭收入上差异极大；②周边社区居民居住环境安全感略高于保障房社区；③周边社区居民与保障房社区居民的交往弱于保障房社区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的交往；④周边社区居民的差异感弱于保障房社区居民；⑤周边社区居民和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较为接近，定居意愿也较为接近。综上，两类居民的社区生活评价的差异较小，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居民的情感和居住心理尚不存在明显的影响。但商品房与保障房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差异较大，两类人群之间缺乏相互交往的动力。
表1保障房及周边社区的基本状况
3.2 构建周边社区的社会融合度
通过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获得保障房周边社区在社区间互动（F1）、邻里交往（F2）、情感融合（F3）和环境适应（F4）四个维度上的得分（表2）。总体来看，保障房周边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呈现“物质环境融入度高，人际交往融入度低”以及“社区内融入度高，社区外融入度低”的特点。基于以上结果构建其社会融合度。
表2 保障房周边社区融合度测度值
3.3 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的影响分析：基于社会融合的分析
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作进一步分析，即以周边社区社会融合综合度为因变量，以居民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为控制变量，以社区外部环境因素（“周边工作机会”、“周边公共服务设施评价”）、社区内部环境因素（“社区公共空间评价”、“社区公共服务评价”）、社区间交往因素（“与保障房居民做邻居的意愿”、“与保障房居民交往存在困难”）等为自变量，分别建立模型（见表3）。就社会融合综合模型而言，“社区公共服务评价”（B=5.646）、“与保障房居民做邻居的意愿”（B=6.025）、“与保障房居民交往存在困难”（B=-7.173）等3个变量显著，反映对社区公共服务评价越高，与保障房居民做邻居的意愿越强，不同社区居民相互间的交往越容易，周边社区居民的融合度越高。从各指标的系数判断，“与保障房居民做邻居的意愿”（B=6.025）和“与保障房居民交往存在困难”（B=-7.173）对周边社区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说明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存在影响，此与西方保障房效应的研究发现有相似之处。“社区公共服务评价”和社会融合存在显著正相关，反映居住环境对居民的社会融合亦有影响。实证表明，保障房与其周边社区已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隔离，但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的消极社会效应尚不明显，没有出现周边社区居民居住意愿下降、中上阶层外流等现象。此外，提高保障房社区所在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有助于缓解因贫困集聚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表3 周边社区居民社会融合水平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社区邻里效应为切入点，对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的影响进行探讨。实证表明，广州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的消极影响并不明显，也没有产生“贫困同质化”的现象。但保障房社区已出现“贫困符号化”的趋势。然而，保障房社区的存在并没有降低周边社区居民的定居意愿。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周边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度存在“物质环境融入度高，人际交往融入度低”以及“社区内融入高，社区外融入低”的特点。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存在一定的影响。其表现为，保障房和周边社区居民相互间存在社交隔离，并直接降低了周边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度。
在欧美城市中，保障房社区的兴建会对当地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如地方贫困率的上升、富裕阶层的外迁、犯罪率的提高等，相比而言，广州保障房社区尽管对其所在地与周边社区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尚没有出现与欧美国家类似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对保障房建设讨论的热度越来越高。然而，学术界对保障房的讨论多限于保障房的规划设计、空间分布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较少关注保障房社区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对保障房社区邻里效应的深入探讨，从而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保障房项目所带来的社会空间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