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全域规划说了些啥？
珠三角全域规划自启动以来，不觉已过了一年半的时间。身为项目组成员，看着规划从开始的点滴思路渐渐成长为洋洋数十万字的大部头，其中艰辛，冷暖自知。时至今日，项目组已经在为最终成果的呈报而努力，但思考还在继续。
一年多来，常常会有朋友、同事询问：你们全域规划说了些啥？这个时候，我往往会语塞。不是因为乏善可陈无言以对，而是好像茶壶倒饺子，一肚子话恨一张嘴不够用，只好摆出一副“佛曰说不得”的神秘嘴脸把对方打发掉算了。其实，在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经常是电光火石，闪现出那些在平时思考、讨论中不时碰撞出的火花，很多是一些没有最终写进文本的想法，那些想法不免粗放不成熟，也很零碎不成体系，却可能更有独特的张力，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咱们项目组的领头人马向明总工，常爱引用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的名言“作者已死”，意思是，白纸黑字的规划成果一旦提交，规划师就没有太多机会跟甲方继续叨逼叨，无论对错，都只能由得人家去解读质疑。呃，这确实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所以我突然有种冲动，想要“复活”一次，把项目组以及我个人的一些主观思考过程和更多人分享，同时也给自己一个重新回顾的机会，想想咱们的全域规划，到底说了些啥。
当然要特别声明，本人观点不代表项目组。尽管想法源于项目组的集体智慧，但表达却是个人化的，也不免夹杂个人的理解感悟，算是本人参与项目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要把握规划的整体轮廓，有三个问题看来是需要聊一聊：全域规划的目的是什么？本次规划与过往有何不同？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其实依然是开放性的，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思考，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
珠三角全域规划的题目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全域规划”本就不是一个规范的术语，尽管聪明的规划师们逐渐把“全域”解读为“全领域、全地域”，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区域规划（难道我会告诉你题目已改为“全域空间规划”了吗？）。而抛开题目之争，这新一轮的珠三角区域规划究竟有虾米目的？
不少人都提到了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一高大上的命题，项目组也认真去做了大量的benchmarking分析，但一方面，城市群的概念本来就不清晰，另一方面，珠三角其实早已是世界级的城市区域，在国际上的巨型城市区域（mega city-region）研究中占据不可忽视的一席。那么这所谓“世界级城市群”又是什么呢？可比的参照系又是谁呢？我个人一直对这语焉不详的概念心存疑惑。
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另一个提法：从巨型城市区域到全球城市区域。这个提法是受到某次专家讨论会上李立勋老师的发言所启示而形成的，但最终并没有写进文本。
珠三角号称“世界工厂”，在制造业领域全球知名，可规模做大了，却有些外强中干，经济韧性不足，在全球经济环境疲软中有点“药不能停”的感觉，而在欧美再工业化的浪潮中，珠三角更是感受到咄咄逼人的杀气。与此同时，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已成定局，曾经的中国经济火车头在刹车过程中将如何调整动力？显然，“转型升级”已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无比紧迫的现实任务。
所以，珠三角的目标应当是从一个庞大笨拙的“巨型城市区域”转型升级成为真正的“全球城市区域”。“转型升级”有赖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作为空间规划，则应当对这不可阻挡的经济大势所必然带来的空间变迁作出反应，提前谋划。
关于这个问题，项目组讨论过多次，也不断修正，不过我个人一直以来都比较倾向“三个议题”的说法，这和今年4月30日专家评审会上马总所展示的“三条主线”是一脉相承的。
珠三角的经济奇迹，有赖于多重优势的贡献。从国内来看，珠三角曾拥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已故经济学诺奖得主科斯（R. H. Coase）在他的著作《变革中国》中，列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的四大“边缘革命”，其中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两大发端于边缘的制度突破，都在珠三角创造了巨大的红利。从国际来看，毗邻香港的临海区位带来的地缘优势为珠三角注入了强大的资本动力，潮水般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珠三角热土，与更具现代市场经济特征的制度发生化学反应。由此，珠三角不仅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流行文化策源地，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一切好处，人们都能在珠三角看到现实样板。
然而，这些优势如今正渐渐褪去。乡镇企业衰亡，以经济特区为蓝本的制度创新已在全国复制，外商进入中国的渠道已大大拓展，而香港却在纠结自我定位的路上渐渐迷失。“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组合拳”，全国上下纷纷响应，可是对珠三角来说，“一带一路”似乎挑战大过机遇，它意味着珠三角原有的地缘优势在新的外贸格局下进一步弱化。
那么，珠三角该如何建立新的优势呢？这是对于明确珠三角的发展方向所必须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探索未来的出路，我们回溯了历史，将自古以来珠三角的成长与国家政治、地缘文化、技术革新、乃至全球化历程进行了多维度的对应比较。这些背后的研究并未导出一个指向明确的结论，可是这却让我们对珠三角有了更加深度的认识。这其中，有一个观念在项目组内部获得了广泛共识：从躯干到大脑。
我们常用“微笑曲线”描述产业价值链的分布，加工制造环节处于价值低谷，投入不小，利润不高，但更严峻的问题是，依赖于制造环节的地区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如“躯干”一般处于从属地位，而“躯干”是可替代的，情况不妙时甚至会被无情切除。“大脑”则不可替代，这是因为经济组织中枢在全球的稀缺性，和中枢功能在地方的根植性。珠三角能否在这样的稀缺性和根植性中寻找新的优势？从萨森（S. Sassan）关于“全球环路”（global circuit）的视角来看，这优势应当指向特定的行业领域，而地方长期形成的社会基础网络则是孕育优势的土壤。珠三角在长期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中形成的制造企业地方网络、商贸网络以及面向欧亚非的文化网络，为未来成长于本地的跨国企业提供了难以替代且具有强大根植性的支持。
珠三角被世界银行列为全球最大的城市连绵体，相比它的体量，我们更关心隐藏在这个连绵体中主导空间秩序的力量。
珠三角城市连绵体形成于最近的几十年中，而在此之前漫长的岁月里，这个地区被依赖河网零散分布的农业聚落所统治，地形、水文、气候等要素对空间的塑造产生关键性的作用。可是当工业资本的力量进入后，空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港口、铁路、公路等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取代河网，以摧枯拉朽之势成为新的空间骨架，并引发了新的空间关系的出现（不自觉脑补变形金刚画面）。
加拿大学者麦基（T. G. McGee）曾将上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于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城乡混合现象称为“Desakota”，它们出现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廓地带，借助于城乡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带动了劳动密集的工业、服务业和其它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尽管全域规划并未直接引用这一经典概念，但许多思考是在试图发掘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比如“园城分置”就是全域规划中所尝试的一种描述模型，也是我们希望在未来进行更多实证研究的方向之一。
“园城分置”表达的是一种外向型工业经济主导下形成的特定空间关系，全域规划由此生发出“集合城市”的想法，具体细节不说了，但要强调的是，“集合城市”并非只是个无缘而起的城镇组合方式，而是针对特定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之一。除此以外，规划中还对城市的中心区、村镇混杂地区等等提出了若干重塑空间秩序的思路。这些思路的共同点，是以公共性场所的创建，激发新的空间塑造的力量。“公共引领”的思想，源自对当前正在显现的新趋势的观察，包括后工业化时代的消费型经济的崛起、网络时代的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的壮大等等。
必须承认的是，这一大堆创新思路拼凑在一起，却不免让人产生琐碎的感觉，说好的统领性、系统性的框架呢？不过就我个人来说，对珠三角的观察越深入，就越会生出一种敬畏之心。面对这样一个好像拥有生命的不断成长的区域，这样一个高度连绵而使得内部关联遍及各处的城市群，我们再也无法简单地用“几主几副”或“几心几轴”的传统规划语言来描述她了。
也许，可以将这个关于空间秩序的题目交给各位，让更多的智慧为我们找到答案。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永恒课题，城市与区域规划更是将人地关系的研究实务化了。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创造物，既是人类侵袭自然的战车，又是人类防御自然反击的堡垒。这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冷战思维”一度颇有影响，更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引发广泛争议，而就在此前不久的19世纪末，人们还将自然郊区视为逃离城市的安宁田园。麦克哈格（I. McHarg）的《设计结合自然》提供了一种认识人地关系的新视角：城市可以也应当主动适应自然。后来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更是通过景观设计手法，将生态景观与城市深度融合。直至新近的韧性城市（resilient city）观念兴起，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创造的城市如何在自然灾害中自我修复，如何与自然共生。
显然，人们面对自然的态度日渐谦卑，而我们在全域规划中，也重拾格迪斯（P. Geddes）的区域分析方法，对珠三角的自然本底的形成、变迁以及“逐水而居”的聚落形态与文化进行了细细梳理。这些分析，指向的是我们所期待的珠三角新的人地关系：让生活回归水岸，让人的活动更多地亲近自然。
其实，绿道的初衷就是如此，但我们希望这次更进一步，让绿道与蓝道结成网络，让自然重新成为塑造空间的力量。
另外，鼓励回归自然的人地关系带来的远不仅仅是生活质量的改善，在未来的经济逻辑中，关系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正如凯文凯利在《新经济，新规则》中所说的那样，“通讯技术与全球化正在增强通常意义下的关系，并把它们转变成令人兴奋的“超级关系”——超越了时空、距离和形式的约束。曾经的穷乡僻壤如今成为奇幻仙境。”
好了，花了不少笔墨阐释核心议题，是时候看看这次的规划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了。
在本次规划之前，珠三角曾有四次区域性规划，分别是1989年的《珠三角城镇体系规划（1991-2010年）》、1994年的《珠三角经济区城镇群规划》、2004年的《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年）》以及2008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这些规划对珠三角的认知日趋深入，而本次规划则希望延续前人的智慧，再向前迈进一步。
其实从目前的工作来看，无论在认识论、方法论还是成果表达上，与以往的不同都有一箩筐，项目组一直以来也都希望把这些不同系统地总结出来。而我个人呢，有些不太系统的理解，是关于三个观念：分层比分区重要、底层比上层重要、场所比空间重要。
全域规划在较早版本的文稿中引用了荷兰第五次国家空间规划中采用的分层叠加分析方法，从底层的自然基底向上，一层层叠加上各类设施网络，再叠上城市的各种功能，换个不那么抽象的说法，就像生日蛋糕，糕上抹层奶油，奶油上画上巧克力花纹，再摆上草莓樱桃和各种小饰物，最后插上最重要的蜡烛。
分区思维长久以来都是地理学的经典思维，这种思维也在2004年的《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年）》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当时提出的九大政策分区几乎可作为“全域”规划的真正范本。可无论是九大政策区，还是三大都市区，二维平面的分区更多关注的是区域间的横向联系。而当我们以分层的观念去认识区域，则会看到更加丰富的内在联系。
首先，每个层面自身有更为一致的特性与逻辑，从研究每一层级的来龙去脉、运行机制入手，进而对上下层关联进行解析，会让我们对区域的理解更加立体。细心的你可能注意到，前文所说的三个核心议题，恰好是来自不同层级的问题。国际竞争优势关乎最上层的城市功能；空间秩序关乎中间层的流动网络；人地关系关乎最底层的自然要素。三个议题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正是分层思维的结果。
其次，通常层级越高，对外界影响的敏感性也越高，也更容易发生改变。自然基底层形成于漫长的地质时期，最为稳定；覆盖其上的公路、铁路、管线等设施网络层为整个区域创造了流动性，而设施一旦铺设，则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骨架，不轻易改变；最上层的城市部分是一切流动性的起始与终点，最辉煌，也最无常，每天上演着“成住坏空”。这些并不难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分析中已自然而然地更加重视起时间纬度的作用。
进一步解析分层的观念，会发现层与层之间有更多更加微妙的关联。相对更加稳定的下层对较不稳定的上层产生更大的决定作用，而如果上层强行对下层进行改变，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
珠三角的自然地形（基底层）决定着人们迁移、货物运输的网络（网络层），进而决定着人们的栖居地与经济重心（功能层）。农业文明时代，西江水网孕育了岭南最初的城镇文明；工业时代的铁路、公路为地势平坦的东岸带来了机遇。可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终究会发现，我们的基因中依然保留着深深的自然情结，那是我们最底层的代码，生活在最上层级的人们依然希望回归底层的自然。
因此，这次的全域规划较以往的规划更加关注深藏在水泥沥青覆盖之下的自然基底，尝试去更深入地理解自然，挖掘那些几乎被遗忘的自然价值。
过往的规划在对珠三角空间构成的描述方面日臻完善，尤其是2004年的“脊梁”与“九大分区”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今天我们对区域的认识已不局限于对地理空间“点、线、面”的描述，高度发达的网络抹去了地理空间的边界，不同空间类型之间的跨界交互日趋频繁，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识别那些被无形的需求所牵引的要素流动，找到这些流动的归结。
因此，新的规划更加强调“场所”的价值，也就是让空间承载更为丰富的功能，成为流的组织者，从而产生超越地理空间的影响力，形成某种弥漫于更大区域中的“场”。
在规划中，我们探讨了珠江口湾区通过设施建设和高端功能整合，形成强大的区域磁力场，引入了功能更为多元的中央活动区（CAZ）概念，布置了众多沿水岸的区域公园，探索利用高速公路服务站为农村地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想法的本质，都是利用跨界复合，以功能培育引导各类需求，从而创造空间中的“场”，并最终让场所成为空间组织的核心。
以上所述，只是珠三角全域规划的粗略轮廓，而且是我个人并不严谨的理解，挂一漏万，但已经耗费大量心神，也许给你的碎片化阅读还带来不少负担，终于能脑补体验咱马总每次汇报都口舌生烟的感觉了。
不过全域规划中有意思的内容可远不止这些，如果有机（jing）会（li），我还想就单个观点细细展开，也希望更多人关心珠三角的规划，与我们一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