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爱德华﹒格莱泽：美国的城市复兴和消费型城市
城市兴衰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指出，美国部分大都市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人口增长、租金上涨等社会经济复苏的景象，其根源在于人们对近距离交流需求的增加，犯罪率的下降，以及大都市具有无可替代的舒适性和便利性（Amenities）。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州际公路的建设和小汽车的普及，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郊区化进程。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大都市的衰落，具体表现为人口外流、资产贬值、税收锐减、市政设施破败、犯罪率上升以及生活水准下降。然而，美国的人口版图在20世纪九十年代出现新的变化：以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为代表的部分传统大都市，人口回升，房价上涨，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有所改观（表1）。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城市出现复苏的迹象？为此，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及其合作者基于20世纪后半叶美国城市统计数据的分析，探讨这些传统城市走向复兴的根源。
表1 1950-2000年美国部分大都市的人口变化
作者采用三个统计指标探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都市复兴的动力，即人口规模、名义工资水平和房价水平。名义工资是雇员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回报，名义工资水平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直接挂钩。名义工资扣除生活费用为雇员的实际工资。在空间均衡的状态下，一个地方的名义工资水平高意味着这个地方的企业生产率高，否则企业将不堪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而选址到其他地方；同样在空间均衡的状态下，名义工资为雇员所带来的效用必将为生活费用（包括住房成本）和不舒适的生活环境（如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所完全抵消，否则仍然会存在劳动力的流入或流出。基于上述推论，作者提出以下假设：
• 如果一个城市的名义工资涨幅大于房价涨幅，且人口规模扩张，那么生产性因素（如高生产率）很可能是城市增长的主要原因。
• 如果一个城市的名义工资涨幅小于房价涨幅，且人口规模扩张，那么消费性因素（如城市舒适性和便利性）很可能是城市增长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生产性因素还是消费性因素导致美国部分大都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复苏？首先，作者基于全美26个大都会区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Census Individual Public Use Micro Sample），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因素（教育和年龄）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工资回归方程，并基于城市固定效应回归系数的估计值，绘制了实际工资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图3和图4）。图3和图4显示，实际工资与城市规模在1970年存在正相关，在2000年存在负相关。在1970年，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一倍，实际工资提高约为4.2%。在2000年，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一倍，平均实际工资降低约为7.0%。
为什么实际工资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会在20世纪末出现反转？作者认为，不断攀升的房价是特大城市丧失工资优势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越快（图5）。城市人口密度提高一倍，房价提高约为8%。相反，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名义收入上涨的速度反而越慢（图6）。
图5 1980年-2000年 房屋价格中位数变动与城市密度之间的关系
图6 1990年-2000年 人均收入变动与城市密度之间的关系
作者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美所有的都市区。采用1970年、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全美318个都市区的横截面数据，基于线性回归模型，算出名义收入增长、房价增长和租金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比率（即弹性系数）。在三十年内，名义收入的人口弹性系数由0.083上升到0.095，房价的人口弹性系数由0.092上升到0.15，租金的人口弹性系数由0.067上升到0.103。可见，房价/租金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联系，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紧密。相对而言，名义收入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联系随时间的变动而相对平缓。模型的结果表明，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工资水平已经不是纽约、芝加哥等特大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原因，而城市消费功能才是这些城市最大的吸引力。
表3 人均名义收入、房屋价值和租金中位数的人口弹性
作者认为，以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为代表的传统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焕发新春，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在城市发展策略上的成功转型，即城市功能由生产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美国人愿意回归大都市生活，承受高昂的生活费用，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是大都市的舒适性和便利性得到极大的提高。例如，纽约和芝加哥两座城市的犯罪率在1980年代初开始大幅下降（图10），城市面貌也有所改善。又如，由于博物馆、艺术馆、歌剧院和高档消费场所等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设施需要足够的人口密度作为支撑，这些设施大多布局在人口众多且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图11）。主观的原因，是美国人教育水平和购买力的普遍提升，对城市独有的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设施的需求更大，而对日常通勤所带来的时间成本更为敏感。因此，在大都市工作的高学历高收入人士，开始厌倦长时间通勤的、大众消费导向的、千篇一律的和缺乏文化多元性的郊区化生活，重新回到内城居住（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解释，请阅读爱德华﹒格莱泽的另外一篇文章：Glaeser, E. L., J. Kolko and A. Saiz (2001).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1): 27-50.）。
图10 1980年-2000年纽约和芝加哥的入室行窃和抢劫案件的发生率
图11 1990年博物馆数目与大都会地区人口之间关系的散点图
为了支持上述观点，作者基于一份横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调查数据（DDB Needham Life Style Survey），探讨大都市生活和各种休闲娱乐方式之间的联系。本调查从1975年开始第一轮调查，到1998年开展最后一轮调查，内容包括了受访者参与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频率，以及受访者的个人和家庭特征。作者把受访者的居住地分为三个类别，即“大城市市区”、“大城市郊区”和“小城镇与乡村地区”，并以常住人口5万人作为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分界点。参与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次数分为七个类别，从最低的“从不”到最高的“一年52次或以上”。作者采用回归模型，因变量为受访者参与各类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次数，自变量包括居住地、调查年份、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婚姻状况和种族等。
表4 1975年-1998年美国人文化休闲娱乐活动频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如果受访者在大城市市区居住（City resident），他们参加下列活动的次数更多：去美术馆和博物馆（模型1）、泡酒吧（模型2）、上餐馆吃饭（模型3）、去电影院（模型4）、去流行和摇滚演唱会（模型5）和去古典音乐会（模型6）（表4）。开展这些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空间，大多布局在人口密集的市区而非郊区。相对而言，在大城市市区居住的人在家请客的次数相对较少（模型7）。此外，受教育程度（College graduate）和收入水平（Log income）越高的人，参加上述活动（除了泡酒吧和在家请客）的次数也越多。尽管受访者参加某些活动（如去美术馆和博物馆、泡酒吧、看电影和听古典音乐会）的次数在1990年代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模型结果为前文分析的结论提供有力的佐证：随着美国人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对大都市内城独有的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设施的需求更大，因此相对于以前更愿意居住在内城。
本研究发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以纽约、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部分大都市开始出现复苏，其根源在于这些城市实现了由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的成功转型。由于生活成本太高，这些城市工资水平的上涨不足以解释人口的大量流入。这些城市房价的涨幅高于工资的涨幅，说明了城市舒适性和便利性已经成为了这些城市增长的主要动力。高密度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包括有助于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公共服务设施的运营，以及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交流。负面的影响包括犯罪、空气质量差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美国部分大都市的复兴，正是因为犯罪等城市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人们对近距离交流以及文化和休闲娱乐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大。
在其2011年出版的《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著作中，爱德华﹒格莱泽洋溢着对大都市的热爱以及对新城市主义的推崇：“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爱德华﹒格莱泽一直所信奉的城市乐观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