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中心城区哪里老龄人最多？就地老化VS居住迁移
通讯作者：
周素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公共政策、城市交通和GIS应用等。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比重下降、年长人口比重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龄化问题开始受到国内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层面的实证研究仍然不足。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不断发生重构，应注意到老龄化进程在转型时期产生的为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不合理、老龄化地区发展不均衡、老年人口社会分层导致老年人群养老需求和供养能力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因此，有必要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出发，了解转型期城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格局变化，深入剖析空间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并由此提出规划策略。
欧美地理学者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的迁移、空间分布以及老年人服务的可达性等方面，侧重于对人口空间层面的实证研究。随后老龄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也逐步拓展，如人口老龄化的全球化进程及其影响、从时间维度探讨老年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等。并从不同尺度上对老年人口的地理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研究认为，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是同一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老年人口的分布模式也不尽相同。在对老龄化地区形成过程的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其研究核心是判断该地区的老龄化是由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还是由老年或非老年人口的迁移引起的。美国学者McCarthy则提出“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将老龄化地区按其形成原因归纳为三种类型：残留集聚（accumulation）、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和汇合集聚（congregation）。因此，有学者认为，虽然同样是老龄化地区，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是否发生了迁移而完全不同，针对老年人的政策也因此而有所不同，有必要对老年人的空间现象和过程作细致研究。
社会和制度环境及其对老龄人人生经历的影响也将改变晚年的居住决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剧烈变革，许多城市都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而目前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社会变迁，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制度变迁会造成较大的个体差异，老年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异现象及其在空间上的表现都值得关注。此外，中国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存在较大的文化背景差异，在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经验成果时，必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意识仍然存在，依靠子女仍然是许多老年人寻求晚年照顾的主要方式。但在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家庭结构也发生转变，传统的养老模式也产生分化。因此，本文在分析近年来广州市中心城区的老龄人分布格局变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特殊的文化背景，探讨中国城市老龄化过程的特征和动因，并从规划角度提出相应的建议。
为便于比较研究，本文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本文采用的统计资料包括：广州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广州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广州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广州市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广州市1995-2010年统计年鉴。此外，在2012年3月-4月开展了实地调研，对广州市中心城区老龄化率达到7%以上的街道进行抽样调查，并通过问卷结果选取六个典型老龄化地区，从中分别选择2-3位配合度较好、思路清晰、记忆力好的老人在获得问卷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共搜集到14位老人样本的访谈录音或文本记录资料。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末，广州市全市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84.75万，65岁以上人口仅占全市总人口的6.67%，接近国际上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标准。对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广州全市老年人口总数大幅度增加，10年内老年人口增长24.13万，年平均增长率达3.98%，已高于全国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3.2%的水平。与此同时，广州市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老龄化地区分布集中。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口径数据中的老龄化率指标进行反距离加权（IDW）插值，得到广州市老龄化率的分布情况。老龄化率较高的地区集中分布在老城区和城市外围的郊区乡镇，城市近郊区老龄化率较低，广州市老龄化率的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特征。这与林琳等利用2000年和2004年数据所分析得出的“圈层结构”一致。由此可说明，全市尺度上近10年来广州市老龄化率的分布格局并未表现出较大变化，仍然存在老年人口集中分布的趋势。其中，中心城区仍然是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体现各区老龄化差异较明显的地区，因此后文将选择中心城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忽略对增城、从化、花都、番禺、南沙等行政区的分析。
本文针对广州市区，以2010年街道边界地图为基础，根据面积比例折算出2000年隶属于该街道的属性数据，依此来与2010年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图1）。结果显示，近10年来中心城区大部分街道老龄化程度有所加深。内城老龄化率在11%以上的范围明显扩大，老龄化地区（图中蓝色区域）向南向东扩展趋势明显；而在近郊地区，老龄化程度变化情况各异。
为进一步分析广州市老龄化程度的变动情况，本文将各街道2000年和2010年的老龄化率数据标准化后，放入同一坐标系，得到各街道老龄化进程的不同趋势。如图所示，横轴表示2000年各街道标准化后的老年人口比重，纵轴表示2010年数据，全广州市的平均值为1，整个坐标系可由均值线和45度轴线划分为4类区——老龄化程度减弱区、老龄化程度加深区、老龄化趋缓区和老龄化相对加重区（图2，3）。
图 2 近10年中心城区街道老龄化程度变化情况分类
图 3 老龄化程度变化情况分布
（1）老龄化程度相对加重区：指该街道2000年和2010年的老龄化率高于或者低于平均值，但是2010年的老龄化率偏离平均值的距离比2000年大，整个街道老龄化率有相对增加趋势，即老龄化程度相对加重，集中分布在老城区外围各街道，与老龄化地区扩展的范围基本一致。
（2）老龄化过程趋缓区：指该街道2000年和2010年老龄化率均高于或者低于全市均值，但是2010年的值偏离全市平均老龄化率的距离比2000年的小，街道的老龄化率相对下降，老龄化过程出现减缓的趋势。主要分布在内城核心区和近郊地区的街道。内城核心区老龄化率的下降与近10年来广州市推动旧城改造和中心区人口抽疏的政策导向有关；而近郊地区老龄化程度一直较低，近10年内老龄化率的下降主要是受到城市开发区建设和劳动年龄人口迁入有关，人口机械增长减轻了自然加龄带来的老龄化效应。
（3）老龄化程度深化区：指该街道2000年的老龄化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但到了2010年老龄化率已超过全市平均水平，老龄化率在10年内增长较快，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深化。该类型地区呈“飞地式”分布，成为近10年内老年人口迅速集聚的“热点”区。
由上述分析可知，广州市区并不存在老龄化程度绝对减弱的情况。近郊区的老龄化程度呈现出减弱趋势，内城核心区的老龄化过程趋缓，而老城区外围的出现老龄化相对加重，部分街道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程度更加严重（图3）。
在此基础上，为反映老年人口的变动过程和趋势，需要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口分布在10年内集聚扩散的变化特征，用以说明不同老龄化率增减的空间规律。这里引用空间分异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方法，通过对比2000年和2010年老龄化地区分布的特征指标来判断老年人口集中或均匀分布的趋势。
空间分异指数或隔离指数（Index of Segregation or Differentiation）可以用来衡量不同人群在空间分布上的隔离程度，通常用于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上，该指数值越大，表示人群分异或隔离程度越大。
空间自相关是空间聚集程度的一种量度，其主要依据是空间邻近法则，即空间上越接近的事物在特征上相似度越高。如果在一定区域内类似的数值有聚集的倾向，则表现出很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如果类似的属性值在空间上有相互排斥的倾向，则表现为负空间自相关。某区域属性特征值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通过空间自相关的全域和局域两个指标来度量，分别用Moran’s I和Local Moran’s I(Li) 系数来表达。与人口密度等表示方法相比，该分析方法能够清楚地揭示整个研究区以及研究区内各个区域之间人口分布的空间相互关联，能够揭示出人口分布的集中或分散趋势。
计算结果表明，200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的隔离指数为0.2535，表现出有一定的集中分布趋势，但与其他年龄群体的分异程度并不高；到2010年稍有增长至0.2581，表明近10年内老年人口的集中趋势稍有增加，但总体上并无太大变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的计算，分别以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2000年和2010年的老龄化率的数据为基础，通过ArcGIS空间统计工具计算，得到两个年份下老龄化率的全局Moran’s I系数均为正值，表现出正相关性，再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以近似正态分布为前提，对 Moran’s I计算结果进行标准化，得到衍生统计量 Z 的值如表中所示，取双侧检验显著性水平为10%，查表得临界值为±1.65。比较衍生统计量 Z 与临界值的大小，发现2000年的Z统计量远超过1.65，空间自相关的显著程度较高，而2010年的Z统计量小于1.65，各老龄化地区的自相关表现并不显著（表1）。因此，可以得出，200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在整体上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即有老龄化率高的区域与老龄化率高的地区邻接，低老龄化地区与低老龄化地区邻接的趋势；但到2010年这种自相关的显著性明显下降，老龄化地区集中分布的程度开始减弱。
表 1 2000年和2010年老年人口集聚扩散指标对比
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概括了在一个总的空间模式中空间集聚的程度，而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则能够描述一个空间单元与其邻域的相似程度，表示每个局部服从全局总趋势的程度，并能够判断空间对象属性取值的热点区域和高发区域等，从而弥补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的不足。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图4），对比2000年和2010年的热点和冷点分布的情况，“低-高”分布的异质冷点区变化情况不大；“低-低”集聚的年轻化地区范围明显扩大，劳动年龄人口集中居住在城市近郊地区，并有向北向东扩张的趋势；“高-高”集聚的热点区则出现向南和向东偏移的趋势，这与广州城市发展空间向南向东拓展的方向一致，说明老年人口的分布和移动趋势滞后于城市空间的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带来的人口分布变化一定程度上对老龄化地区范围的变化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从侧面说明广州市老龄化过程的动力主要源于人口的自然加龄。
基于上述对2000年和2010年老年人口基础数据的统计和量化分析，能够基本反映出近10年来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的变化特征。总的来说，尽管目前广州市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但老龄化已成为城市人口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长，并且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率较高的区域仍集中在老城区和郊区乡镇。就老龄化变化情况来看，内城核心区老龄化程度有所下降，老城区外围老龄化情况加重，老年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向东向南拓展，表现出一定的“离心化”扩散趋势。
广州城市老龄化空间的形成，离不开城市发展过程、社会制度建构和个人择居行为的影响；而当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多出生于1930-1940年代，经历过战乱、解放、改革开放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晚年的生活和居住状态也必然受到青年时代人生经历的影响；同时，随着近10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对老人的晚年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老龄化空间的形成机制并不能仅从其现状特征着手分析，还需要从老年群体的生命历程出发，追溯其居住空间分异的历史形成过程。因此，本文将从城市发展历程、住房制度变迁等方面展开分析，并结合老年人口自身的身份差异和家庭代际关系来对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不同时期的城市规划从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当时人口的分布和迁移方向，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其影响程度也不同。许多研究都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迁移率并不相同，城市、区域尺度上的人口迁移大多发生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前期，即处于求学和工作阶段，而老年人口的迁移率明显偏低。可以认为，目前的老龄化地区分布实际上是在这部分老年群体年轻时就已经初步形成的，对于现阶段65岁以上的人口来说，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期间的城市变迁对其就业、居住的影响最大。
建国以后广州的城市规划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不同的阶段 ：三年经济恢复及“一五”时期，在苏联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下，广州市总体规划开始新建工厂，并配合工厂的建设及旧城改造，城市性质开始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过渡，但该阶段城市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仍然主要集中在老城区。之后，在“大跃进”影响下，以“把广州市建设成为华南的工业基地”为指导思想，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相继展开，工业分布的趋势也开始由中心城区向城郊转移，工厂企业的职工生活区主要随工厂布点，居住空间随工业区一起向建成区外围拓展。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空间沿珠江北岸向东拓展，天河区成为新的城市发展中心；1991年广州市又对上轮的总体规划进行了修编，广州市建设用地向东、南两个方向发展；在1993年再次修订的基础上，结合花都机场的建设，提出城市要向北发展；200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更是强调了城市“拉开结构”的发展思路，这些规划使得天河区持续繁荣，也引导了城市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从老城区相继往中心城区外围迁居。
从以上广州历次的城市规划可以看出，广州市城市空间的发展方向与城市规划息息相关，从实质上引导了城市空间的基本格局。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在工厂、企业还是在政府机构工作，城市居民的就业和居住都离不开“单位”，形成了以“单位大院”形式构成的生产与福利混合且匹配的就业-居住空间单元。可以说，“自上而下”的城市演变力量，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分配制度，在无形中控制了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结构。因此，历次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直接决定了这部分城市老人当时的就业-居住空间，从而奠定了城市老龄化空间的基本格局。
（1）城市发展惯性导致中心区老龄化率居高不下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时空过程，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拥有2000多年城市发展历史的城市，自秦代南海郡任嚣建城以来，广州就在以今天的中山四、五路附近为行政中心的老城区基础上不断拓展。建国以前，广州城市空间的扩展受政府直接的引导并不明显，随着明清时期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通商口岸的开辟，对外贸易活动拉动城市向珠江沿岸扩展，并在很长的时间内在珠江北岸向东、西方向延伸，逐步形成由内至外的圈层格局。广州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居住空间也是以这个地段为中心连续向外发展，城市人口在老城区的居住惯性始终存在，使得这里一直以来都是商贸业发达、配套设施完善、居住密集的地区。对于世代居住在此的广州本地人来说，长期以来对中心区的居住依附心理导致本地人口在老城区沉淀下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寿命延长，中心区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发展的历史惯性所带来的老城区居住空间“锁定”，加上长期以来人口沉淀后的自然加龄，是造成中心区老龄化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2）住房制度转变阶段引发“空间留存”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公房补贴出售的改革开始在部分城市试点推行，从此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拉开帷幕，1998年开始全面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尽管单位制和住房分配制度在不断改革中，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建造和分配住房制度的惯性仍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老年人口的居住空间产生深刻影响。对于现阶段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大部分人都经历了住房制度的变迁，其早年的迁居过程、住房产权的获得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住房制度改革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提，在1950-1960年代，广州城市迅速向外扩张，大批国有企业在芳村、黄埔、天河等地区选址布厂，当时的就业-居住空间同广州城市的发展方向相辅相成。在福利分房制度的影响下，单位住房建好后，按级别，工龄，年龄，家庭人口、有无住房等一系列条件分给员工居住，随着资历的积累和职位的升迁，住房条件也也逐步得到改善。对于这些1930-194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从其年轻时期开始，居住空间就已按照单位性质和身份级别发生分化，并构成了当今老龄化空间的基底。
而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推行以后，居民的住房选择并没有立即发生改变。有研究表明，在1989-1998年间，即鼓励职工或个人购房的房改售房阶段，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大大提高，但住户的搬迁率增长缓慢。这主要是由于房改售房的销售对象大部分为原住户，公房的出售仅仅导致住房产权的变化，发生迁居的数量相对较少。对于广州市目前的大多数城市老人来说，都通过福利分房或购买房改房拥有了住房产权。1998年住房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后，作为当时已经或者即将步入退休年龄的人群，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无论其对住房的满意程度如何，他们当中选择再次搬迁的人数比例都较低。
总的来说，单位制下的居住空间并没有因住房制度的改革而瓦解，反而通过房改售房和之后的住房市场化使得1930-1940年代出生的这部分人群在原有居住地留居下来，继而通过自然加龄使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居住迁移对老龄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老龄人口的迁入和青年人口的迁出两个方面。前者以旧城改造区和部分随迁入住老人比例较高的部分商品房社区为代表，后者以中心城区外围的郊区代表。
（1）旧城居住区改造带来的晚年被动迁居及中心城区老龄化空间的“离心化”扩散
1949-1978年间，广州重工轻商的发展政策造成了原有中心商业区的萧条；当时对旧城更新和改造的疏忽，又导致了中心区居住区人口密度高、危旧房数量多、环境污染严重。此后，广州的城市建设进入了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相结合的阶段，目的在于通过对旧城区建筑的拆迁重建，严格控制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逐步疏散旧城区内过分拥挤的人口到新居住区。特别是2000年广州市“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战略规划将城市骨架拉开的同时，中心城区旧城衰败的问题日益凸显。于是2006年在“八字方针”基础之上又提出了以有机疏散为主的“中调”战略，在该改造思想指导下，广州市在拓展新区的同时，也开展了一系列旧城改造。
旧城居住区的改造是一个城市新陈代谢的过程，它对人口分布的直接影响效果则是引导中心区人口的外流。在有限的老年人口迁移流中，旧城改造引起的城市空间重构在客观上促进了老年群体的迁居，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近10年来内城核心区老年人口在数量和比重上都出现下降的现象。根据老年人迁居意愿的调查，被动搬迁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是由于广州市的旧改对象中，被纳入拆迁的住房往往是老式公租房，面积狭小，政府按照拆迁面积给予原住户的拆迁补偿十分有限，老城区大多数老年人的经济能力都不足以购买市中心的商品房，临时租住或购买老城区外围的二手房成为老人迁居目的地的主要选择。尽管老人对原有居住环境并不满意，但相比较于让他们离开居住了一辈子的老城区到郊区购置便宜的住房，老人更愿意选择留在配套设施完善、社会网络牢固的环境之中，因此，因改造而搬迁的老人多属于“近距离迁移”。可以认为，老年人群因旧城改造而选择晚年搬迁是一种被动的无奈之举。这种在被动强制力影响下的老年人口分布状况的近域推动过程，也是导致近10年来中心城区老龄化空间出现“离心化”扩散趋势的原因之一。
（2）人口流动与家庭代际关系影响下的晚年迁移及部分商品房住区老龄化
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区域差异明显，作为相对发达的地区，广州市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形成一些以外来人口集聚为主的地域，其中，部分地域产生了老龄化，这与家庭代际扶持存在一定的关系。
尽管现代社会老年人口独立性有一定的提高，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下降，或因配偶去世等原因，老人往往会选择依附于子女，为寻求照顾和帮助而与子女住在一起，或在子女住所附近租住。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压力巨大，成年子女往往无暇顾及家庭中琐碎的日常事务，特别是生育子女以后较难平衡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而退休的老年父母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能够处理日常家务、帮助照顾孙子女，这成为许多在城市的成年子女主动选择与父母同住的原因。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城市出现大量老年人口在晚年离开自己的原居住地，随子女迁移的现象，这其中不乏远距离跨省迁移的老人，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域，如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商品房社区等影响较明显，成为此类地域老龄化的重要动因。
（3）人口流动与就业岗位集中化影响下的青年迁移及部分外围住区老龄化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空间组织模式不同，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大量的就业岗位向城市中心区和工业园区集中，由此引发部分欠发达地区，包括中心城区外围住区的青年人迁移，老龄人留守，从而形成老龄化地域。
目前，广州市老年人服务设施的规划是依据“区域—街道—居委”、“居住区—小区—组团”的分级配置模式，老年人活动中心、医疗卫生服务站基本覆盖到市区的各个街道 。尽管这种分层级的设施配套方式在空间上看貌似达到了服务设施均等化配置的目标，但在实际的使用和管理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老年人口内部存在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在社区老年服务设施的规划上应注意到老年群体的内部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实现老年社区的综合服务规划。首先，针对就地老化的中心区与原单位制社区，特别是大型国企转制前建设的单位大院，由于同龄群体的主动留居导致地区老龄化迅速发展，该类地区具有配套设施完善、生活便利等优越性，其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退休养老住区（continuing-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通过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内以有普通居家式的自理老年住宅为主，同时为半自理和不能自理老人提供日常生活料理的机构养老服务项目，保证社区内的老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身体状况下的居住和生活照料需求。其次，居住迁移的旧城改造区地域，特别是内城核心区危旧房集中、高龄化程度严重、多空巢老人的特点，应结合旧城改造妥善安置老年弱势群体，在拆迁安置上坚持就近原则，力求老人日常交际所依赖的社会网络格局不被打破，同时不断完善迁居点的医疗卫生设施和社区服务，保证迁居老人日常就医的可达性不会因搬离老城区而降低。第三，针对可能有较多老龄人迁入的商品房社区，需要在规划中做好目标人群构成的预测，合理配套相关服务设施。第四，针对郊区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问题，需更加注重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首先从经济上保证农村老人老有所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医疗设施匮乏、服务难以到位的现状。
在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里，对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和内容的控制普遍采用的是“千人指标”的计算方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硬性的指标配置方式往往导致设施不足或资源过剩。特别是在住房市场化之后，居住的流动性增强，居住区的配套设施也应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动而做出适时地调整。一般而言，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居民对服务设施的需求程度也不尽相同。
因此，有必要对居住区内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人员构成的统计，分析居住区内居民的家庭生命周期，预测住户在不同阶段的设施需求。以居民的需求意愿为导向，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的动态规划和调整。例如，在以协助子女料理家务的老年人口为主的商品房小区，低龄老年人口多属于季节性迁移，老人一般拥有自己的住房，对小区内养老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具有阶段性特征，因此老年活动中心的场地使用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通过对活动空间的动态调整来达到空间集约化利用的目的。
老龄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时代的老龄化进程和老年人口集聚的方式都在不断变化，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有不同的生活背景，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社会空间。可以认为，一个时代里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当时的居住空间结构决定了在下一个时代里老年人口的分布状况。那么，对于即将进入老年阶段的下一代人来说，单位制解体、住房市场化后带来的“职住分离”会对将来的老龄化空间带来怎样的影响，当单位制的影响逐步隐退的同时，经历市场化改革的这部分居民进入老年，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数量较多，依附于子女的城市老人会越来越少，原有的住房可能因楼层较高、区位不便等因素而使得老人倾向于迁至面积小、便于出行的住房中，国内是否会开始出现类似于西方的“环境指向型”的晚年迁居浪潮；未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城市规划建设应该怎样应对等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对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一个时间断面上，而需要展开连续性的追踪研究，纵向对比回顾历史上人口分布的演化规律；而城市规划既要与当前老年人的居住和养老观念相吻合，同时也要考虑未来城市老龄化空间的格局演变趋势，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建设适应老龄化社会要求的宜居城市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的形成和演变受到城市发展历程、住房制度变迁、个人身份差异和家庭代际关系几个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因素作用于老龄化空间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各有不同。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直接决定了城市老人年轻时的就业-居住空间，从而奠定了城市老龄化空间的基本格局。就地老化和居住迁移两种动因共同影响着老龄化地域格局的形成。
就地老化为主的地域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原单位社区和郊区。一方面，城市发展的历史惯性所带来的老城区居住空间“锁定”，加上长期以来人口沉淀后的自然加龄，造成了中心区老龄化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城市居住空间就出现了以单位性质和行政级别为标尺的分化，并构成了当今老龄化空间的基底，而且这种分化并未因分房制度的变化而瓦解，反而通过房改售房和之后的住房市场化使得三四十年代的这部分人群在原有居住地留居下来，继而通过自然加龄使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此外，户籍制度的放宽使得大量年轻人口外出务工，老年人口大部分仍然留守在农村，这是导致近郊区农村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居住迁移为主的地域主要分布在旧城改造区域和部分外来人口集聚的商品房社区。旧城改造引起的城市空间重构在客观上促进了老年群体的迁居，并在部分区域重新分布；城市化和区域差异促使城市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出于家庭帮扶的动因，形成了部分因老龄人随迁入住而形成的老龄化地域。
城市规划需要重点针对不同地域类型及其成因制订相应的老龄设施供给公共政策。对老年服务设施的规划应从传统的居住区物质空间规划转向体现人本关怀的综合服务规划，有针对性地因地因人而进行设施布局和服务配套。考虑伴随家庭生命周期延伸带来的居住区年龄结构变动，在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上采取动态规划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