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河湾》：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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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月21日是乔治·奥威尔去世64周年。我们没有像通常那样去重新谈论《一九八四》，而是向大家推荐一部奈保尔的小说——《河湾》。这部小说，也被称为“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

为什么现在要读奈保尔的《河湾》？是因为这部小说里描述的现实，跟今天的中国有着太多“巧合”。它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涵义极为丰富，我们会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陆建德说，《河湾》提示我们，社会建设不仅仅是土木工程，它也是旷日持久的人心工程，养成公民意识和敬业精神的工程。

作者: (英)V.S.奈保尔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副标题: 百读文库

译者: 方柏林

出版年: 2013-11

文|陆建德

【纯干货】

┃独立后，人们首先要把殖民时期的记忆彻底消除,街名全改了,仿佛那段历史可以和街名一样不复存在。新的国家自称共和国，名字就是本质。“女士”、“先生”之类显示地位差别的称呼一律取消，所有人都被平等地称为“男公民”、“女公民”。

┃这个年轻的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他的肖像出现在共和国每个角落。总统的壮举之一是在河湾小镇旁建造一块能象征该国文明进步的“新领地”,一个全世界将为之震惊的奇迹。但是“新领地”的建筑设计粗劣,风格花哨,它徒有其表,无非是满足了领袖个人的某种需要。形象工程和豪言壮语撑不起一个真正的国家。整个社会一盘散沙,百姓随意扔弃的垃圾堆积如山,正在埋葬美好的理想;破败的城镇、贪婪的官员、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这些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更糟的是总统出了一本小小的语录,每一页上印有他的两三条光辉思想,孩子们在青年卫队的组织下到街上游行,手挥语录,口中呼喊着总统的名字。不久青年卫队被解散,他们下乡回到丛林,摇身变成饱受委屈的一代,很快就以民众保卫者的面目重新出现,又掀起社会动荡的波澜。

┃思想开放后,“最先进来的新思想总会先入为主,像胶带一样牢牢粘在人们的脑中”。既然新思想像胶带,它只会使人们思路泥滞偏执,脱离实际,不知变通。

┃学生相信西方在没落,非洲正在蓬勃兴起。如果他们关心非洲现实,这样的信仰并无害处。但是他们脑子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进口概念,热衷于谈论“非洲人是不是 农民”这类毫无意义的话题。“新领地”上的水泥玻璃大厦是欧洲式的移植,本地学生在那里呆久了反而变成无所归依之人,他们被指望成为非洲的社会中坚,但他 们却变得对亟待解决的社会痼疾越来越漠然。

【正文】

《河湾》里的叙述者名叫萨林姆,祖先是穆斯林,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东非海岸。海岸这一带杂居了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形成一种印度洋文化,与非洲内陆迥然有别。萨林姆从小接受了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并持有英国护照。他虽然到了十六岁就不再读书了,但他对欧洲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差异极为敏感,善于从熟悉环境中跳脱出来,在一定距离之外冷静地观察它。比较的眼光慢慢地使他站在欧洲一边。他注意到本地人不说谎,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说明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长于评价自己;本地人一代代繁衍生息,但缺少历史感,欧洲人不到,本地的过去就无人知晓。“……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萨林姆看到一枚英国邮票上的阿拉伯独桅帆船,又生出不同凡俗的看法:当地阿拉伯人对这种船习以为常,只是由于这枚邮票,人们才意识到独桅帆船在航海史上的意义;发明并使用独桅帆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了然于胸,英国人总览全局,因而能明断历史上各种发明创造的意义。

在萨林姆关于文化的思考中,奈保尔本人思想中的一些要素清晰可见。萨林姆在东非的印度穆斯林中间长大,但他竟以局外人的冷漠评价伊斯兰文化。他听到婶婶在院子里叫女儿取回晾在外面的铜瓶,莫名其妙地对婶婶所代表的宗教、文化和习俗来了个全盘否定:

……看着这个虔诚的女人掩在自己的墙后,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

萨林姆不想呆在自己的出生地“因循传统做个好人”,他感到再自欺欺人地与族人在没出息的东非海岸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灭亡。“外面的世界”在召唤他,他也想对那个世界有所贡献,照理他应该像他的好友因达尔(还有奈保尔本人)那样到“英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去留学的,但命运却把他送到远不如东非海岸的非洲内陆。海岸社区的一位熟人纳扎努丁多年前到非洲大陆中部一河湾小镇开店经商,后来小镇所属的国家独立了,从此动乱、战争与杀戮一刻未息,纳扎努丁想把女儿嫁给萨林姆,提出由萨林姆廉价买下他的店铺和生意。正为自己的前途发愁的萨林姆爽快答应,开着他的标致车进入非洲腹地,进入康拉德在距今百年前描写过的“黑暗深处”。到了蕨草连绵、猩猩出没之地,他预感到“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

《河湾》与《黑暗深处》一样,也以昔日的比属刚果(现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至1997年在蒙博托统治下称扎伊尔)为背景。独立后,人们首先要把殖民时期的记忆彻底消除,街名全改了,仿佛那段历史可以和街名一样不复存在。新的国家自称共和国,名字就是本质。“女士”、“先生”之类显示地位差别的称呼一律取消,所有人都被平等地称为“男公民”、“女公民”。名称的变更与不计后果的破坏欲望相比就太温和了，愤怒“像森林里的暗火,潜入地下,沿着早已毁掉的树木根须暗暗地燃烧,然后突然从一片没法再烧的焦土上冒出来。同样,在废墟和贫乏当中,毁灭的欲望又燃烧起来了”。比利时人的住宅区被夷为平地,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被当地人拿来泡木薯,为反抗而反抗的人们对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毫无准备,河湾小镇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形同鬼城,民生凋敝。

毁灭之火没有什么可以吞噬了,渐渐乏力。河湾小镇在混乱中重现生机,人们恢复了对商品的需求,在这相对和平的时期萨林姆的生意勉勉强强还做得起来。这个年轻的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他的肖像出现在共和国每个角落。总统身材高大,头戴豹皮酋长帽,手持雕有精美图案的短杖,他的仪态与名字一样威风凛凛。不过也有人说,总统穿着奢华,有意模仿殖民宗主国的王家气派和戴高乐的风度。《河湾》里的这位“大人物”与伊夫林·沃的小说《黑祸》(1932)中的赛斯皇帝有几分相像:他们都好大喜功,昧于自己所处社会的真相但又想把它变为推行新思想的试验场。“大人物”当然是以蒙博托为蓝本描绘的,但在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史上,他又是赛斯皇帝的嫡传弟子。

总统的壮举之一是在河湾小镇旁建造一块能象征该国文明进步的“新领地”,一个全世界将为之震惊的奇迹。但是“新领地”的建筑设计粗劣,风格花哨,它徒有其表,无非是满足了领袖个人的某种需要。形象工程和豪言壮语撑不起一个真正的国家。整个社会一盘散沙,百姓随意扔弃的垃圾堆积如山,正在埋葬美好的理想;破败的城镇、贪婪的官员、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这些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个国家不是没有中央权力,但它不具备社会力量,即由历史和传统编织而成的社会经纬。工人对工作缺乏热情;军人没有全新的主人翁式的自豪感,国旗和总统是他们用来壮大声势的神物,伸手索取是他们自发形成的信仰;学生在学校学会了一套空洞的语言,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可以仿效的榜样,貌似单纯厚道,其实既不单纯也不厚道,为求资助编得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糟的是总统出了一本小小的语录,每一页上印有他的两三条光辉思想,孩子们在青年卫队的组织下到街上游行,手挥语录,口中呼喊着总统的名字。不久青年卫队被解散,他们下乡回到丛林,摇身变成饱受委屈的一代,很快就以民众保卫者的面目重新出现,又掀起社会动荡的波澜。目睹这一切怪现状,萨林姆被迫到英国与已在那里谋生的纳扎努丁和他的女儿会合。伦敦移民圈子里人员混杂,投机分子逾期不归,东欧女子以“水深火热”的经历行骗。当萨林姆回到河湾小镇时,他的店铺已经国有化了,新业主是所谓的“国家托管人”,他自己成了“经理”。作为外族人,他是新社会排斥的对象。也许是为生计所迫,萨林姆做起违法的黄金和象牙生意,后被人告发,幸好地方专员是熟人的儿子,他获准坐船离开这个为内战、狂热和无知所苦的国度。

河道上的水葫芦长势不可遏制,汽船在黑暗中沿河而下。小说结束了,但萨林姆最终能否踏上一片坚实而平安的土地还不得而知。在作于1975年的文章《刚果新国王:蒙博托和非洲的无政府状态》里,奈保尔写道,一种叫水葫芦(也称凤眼蓝)的外来植物突然出现在刚果河上游,它一路疯长,“美丽而危险”,汽船的螺旋桨若被它的枝蔓所缠结,将难以行进,刚果河两岸的居民有可能被水葫芦囚禁。结成团、连成片的水葫芦的意象几乎贯穿《河湾》始终,它成了有力的象征:

……河上长满了一簇簇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乌黑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又从急流处腾挪跳跃而下。……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花很高,淡紫色,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描述这种花的词,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河上的新东西”,它是本地人的新敌人。水葫芦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结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粘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毁掉它。但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方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新的种子。

在河道上制造生态灾难的外来物种与在河岸上制造社会灾难的复杂因素都是所谓的“新东西”,我们如何理解两者的内在联系呢?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萨林姆在“新领地”重逢在那里执教的因达尔,两人谈起“新生事物对非洲的冲击”。思想开放后,“最先进来的新思想总会先入为主,像胶带一样牢牢粘在人们的脑中”。既然新思想像胶带,它只会使人们思路泥滞偏执,脱离实际,不知变通。总统在民族独立的思想激励下要为非洲人争光,他的梦想是在非洲建一块欧洲——专供宣传之用的“新领地”。“新领地”是没有真正非洲人的非洲,它远离现实,只属于(用萨林姆的话来说)“话语和思想”。总统不忘强调非洲特色,但骨子里他还是个欧洲迷:在欧洲人造过塑像的地方他竖起了非洲塑像;欧洲人有圣母,他则把自己母亲奉为圣母,建筑庙宇,供人朝拜瞻仰。殖民时期他在首都长大,他在首都的建筑风格上认识了欧洲。独立后,他要让“新领地”与首都的那个欧洲比个高下。他要战胜欧洲,却为欧洲的观念所宰制。

总统身边还有一批像小说中的雷蒙德那样的欧洲顾问。雷蒙德原来是西欧某国的非洲问题专家,他盼望非洲的崛起,想通过总统这类人物来实现自己的左翼政治理想。萨林姆去“新领地”拜访他时他还在编辑总统的演讲集,同时还继续在为一部迟迟不能完成的有关这个国家的巨著劳神。雷蒙德发表过一些论非洲问题的文章,萨林姆读后大吃一惊,它们过分依赖其他报刊杂志上已发的文章,作者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就非洲的现实作一番细致的分析。雷蒙德的写作印证了后结构主义者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之说,他承认,要写别人从未写过的题材实在太难了。在当时的欧洲,还有人乘意识形态的东风“借非洲题材发学术财”。雷蒙德还不至于如此投机,他暗中也对总统以及他的社会实验产生怀疑。他年轻的夫人在“新领地”无所事事,只得在婚外的肉欲发泄中打发时日。

在“新领地”,萨林姆的朋友因达尔不同于一般的欧洲专家。他是出生于东非海岸的印度人,留英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加入了一个奈保尔未交待其性质的组织,到“新领地”的大学文理学院执教。他那组织似乎致力于沟通非洲与欧美,作为该组织成员,他被各种政府请来请去,活得还非常风光。因达尔的举止打扮处处流露出刻意模仿的英国风格,说起话来字斟句酌,深思熟虑,他的组织背后受到一些神秘人物的操纵。因达尔的一位美国同伴“迫使他走向他们指的方向”,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狠狠耍了,“这么多年来,原来自己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叙述者意味深长地说:“美国人发现在这样的组织里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该组织彻底垮掉……”看来“新领地”里还有大国角力的影子。撇开地缘政治不谈,我们来看看因达尔与本地学生讨论的内容。学生相信西方在没落,非洲正在蓬勃兴起。如果他们关心非洲现实,这样的信仰并无害处。但是他们脑子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进口概念,热衷于谈论“非洲人是不是农民”这类毫无意义的话题。“新领地”上的水泥玻璃大厦是欧洲式的移植,本地学生在那里呆久了反而变成无所归依之人,他们被指望成为非洲的社会中坚,但他们却变得对亟待解决的社会痼疾越来越漠然。外来的观念催生了“新领地”的巨大谎话,词语的水葫芦急速生长膨胀,它们把当地人民和生物逼往更狭窄的空间,更无望的境地。

因达尔曾到伦敦的印度大厦寻找工作机会,他在大厦内部见到甘地、尼赫鲁的画像后猜想,是不是印度人把伟大集中到一两个人物身上就心满意足了,仿佛领袖形象的高大足以弥补自己的矮小。“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牺牲给那些领袖了。每个人都蜷缩起来,衬托出领袖的伟大。”假如只是这些大人物才不枉“人”的称谓,其他人都不必活得有个人样,那么自尊自爱又将如何培养?当然,《河湾》里那个国家的问题远不止个人崇拜及其负面影响。奈保尔或许和伊夫林·沃一样,写到非洲笔端自然流露出略带刻薄的傲慢,但将他说成殖民主义的帮凶并不能为刚果河流域的百姓纾祸却难。奈何尔曾不满地指出,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总是不允许人们对非洲说不友善的话,现在有的非洲国家在饥荒和内战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对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河湾》提示我们,社会建设不仅仅是土木工程,它也是旷日持久的人心工程,养成公民意识和敬业精神的工程。外界人道主义援助有救急之用,而人心工程的成败取决于非洲人自己。《河湾》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涵义极为丰富,中国读者会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已有足够的自信来接受这样一部小说。

2002年5月2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源自余杰写过的一篇关于《河湾》的书评。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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