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高考 | 八十年代的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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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又一年高考来临，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组摄影作品——任曙林拍摄的“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
2011年6月，这一系列作品在798展览时，书评君曾特意跑去观看。还记得展览现场布置得就像80年代的中学教室，坐在那些旧书桌中间，看着墙上的一幅幅摄影作品，偶然间会泛起中学时代的美好记忆。
这一年的11月份，这组摄影作品结集成书。陈丹青在序言中说，“我很希望这批照片能使今日辗转于考试之苦的中学生们看一眼，而在我辈眼中，永逝的八十年代，可能唯余这批照片能使我们蓦然遭遇从前的自己。”
而我们也希望今日的学子，能够保存一份中学时代的记忆。若干年后，当他们长大成人，再重新翻开记忆的相册，青涩的爱情、真挚的友谊，还有那些或尴尬或难堪的瞬间，都会重新涌现。到那时会觉得，青春如此美好。（文/白子）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文|姜弘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171中学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三千多张照片里挑出159张，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当老师，现在是学校领导。
▲1985年4月，北京171中学，王琳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任曙林/图）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
后来，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被拆开了；后来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
▲1985年9月，171中学教室。三个女生擦教室玻璃的照片，是这次展览最受欢迎的照片之一。任曙林十年间拍女生相对较多，他觉得人在中学时代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我也很欣赏男孩子，男生、女生都是我心中的神。”（任曙林/图）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留个影
任曙林第一次摆弄照相机是在1966年，那一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开始，父亲不让他动相机，后来“文革”开始了，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相机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后来做到了商务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红二代”。相机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苏联空袭的防空战壕里，同学们并成一排，仰天长啸；天安门广场上，哥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摆出半蹲的姿势……开始时也没什么章法，后来想办法找到摄影书，按图索骥买显影粉，自己配药，自己冲洗。“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1979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红卫兵年代，于是叫上女友，穿着白衬衣，戴上红卫兵袖标，外面穿一个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拍了一张照片。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时期的感觉。“文革”期间，任曙林家也受到了冲击，父亲被审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让他意识到，13岁到18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关键时期。他像观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样观察他们。“我当时有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到现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
▲1985年6月，北京总政游泳馆（任曙林/图）
四月影展·八十年代
1977年，任父找到了老战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赵子岳。赵子岳介绍了电影厂的一位摄影师给任曙林当老师。1970年，任曙林中学毕业后已经成为工厂里的一名工人。1977年，他给厂里拍了张《先进个人》，那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他把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他想让先进分子在照片里一看骨子里就是，而不是那个年代通行的模样。
对任曙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出现在1978年，那一年，他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池小宁是美术家池宁的儿子，沙龙更像是摄影课堂，老师是老摄影家狄源苍先生，任曙林把那两年称作“恶补时期”，每周五晚上他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这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圣地。
狄源苍懂外语，有许多原版画册，从不照本宣科。沙龙开设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从美术、音乐、雕塑到电影，甚至还包括造照相机的。“我们学了两年，每个礼拜五晚上两三个小时，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现在的大学，学法很不一样了。”任曙林这样描述他的“星期五沙龙”时代。
1979年1月，两位当时的“江湖高手”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任曙林把这次见面称为“历史性的会面”，并认为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
任曙林是“四月影会”的成员，而“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它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自然·社会·人”摄影展，那是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次非官方摄影展，至1981年解散。“文革”结束，解冻时代到来，“四月影会”与其后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成为艺术领域的解冻标志。
当时官方首次允许举办民间摄影展览，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张艺谋也参加了“四月影会”摄影展，在后来公开的一封书信中，张艺谋写信给策展人，对他们能费尽心力让其作品“过关”表示感谢。
▲1980年7月8日，北京54中考场。（任曙林/图）
1979年高考前，有人对他说，“你不是喜欢照相吗？高考你不去拍啊？”当年，高考这种事还不被认为是新闻，连新华社记者都不会去。7月7日，高考头一天，任曙林没有任何证件，只能在考场外面拍。后来他设法搞到了监考证，以监考老师的身份拍摄了他的“高考系列”。“换了现在，肯定不行啊。”任曙林笑着说。
到1987年，任曙林去171中学拍照的时间就开始少了起来。直到1991年才开始拍摄《矿区劳动者》。再后来被时代裹挟着去深圳“下海”，拍起了商业作品。“人不能选择时代。对个体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合适的。有人老说生不逢时，我觉得这等于是屁话。”“任曙林特别奇怪，他是一个资深摄影家，但很多摄影界的人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摄影圈里。”那日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想起了任曙林的“中学生”，任曙林挑选了一些放了幻灯，才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任曙林。那次研讨会，顾长卫也到场了。
在展厅内复原1980年代课堂的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没想到171中学现任副校长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展厅内摆放的是学校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90年代的课桌椅。
照片下的王琳现在有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外国语学校里读中学，她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还是比那个时代幸福，“他们的选择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王琳说，“不要过多指责他们，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曾经这么指责我们。”“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照片拍摄结束几个月后，任曙林和新结识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颐和园，当时，公园里人很少，十分清静。任曙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路过长廊，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跟着录音机跳舞……朋友走进长廊跟着扭了一会儿，我在廊外拍下了这个场面。我一下子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来源：2011年6月3日南方周末
■视觉精选
八十年代的中学生
——摘自《八十年代中学生》（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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