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锣鼓巷是谁的南锣鼓巷？一场品位争夺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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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东城区旅游委发布《通知》，为了限制过度增长的游客数量，南锣鼓巷主动申请取消3A级景区资质，并暂停接待旅游团队。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最佳风情地之一”。这条巷子宽8米、长787米，日均客流量3-5万人，旅游团平均游览时间20-40分钟，老北京盐酥鸡和正宗长沙臭豆腐争相临街叫卖，游客火大：“这就是人挤人的小商品一条街嘛”，当地居民也抱怨了：“京味儿难寻，胡同魂丢儿了”。

“夏日傍晚，夕阳在天边燃烧，晚霞落在房后。顺巷口望去，渐行渐远的两排树木隐隐陷入昏暗。家家门口，出入着男人女人，跑着大小孩子。几个闲汉立在树下，一个木头棋盘已经摆好。一天的辛苦仿佛都消失在树间清爽的晚风里，消失在炊烟带起的温情中。”

《文汇读书周报》上曾刊载陆昕教授忆及早年去拜访住在南锣鼓巷内炒豆胡同的朱家溍先生时，关于南锣鼓巷的记忆。今天，这幅景象早已消失在历史中，只存在于怀旧主义者的乡愁里。

南锣鼓巷，究竟是谁的南锣鼓巷？应该是怎样的南锣鼓巷？是根据哪一群人的审美与品位塑造的南锣鼓巷？——是老北京的胡同？是中产阶级文艺阵地？是同质化的小商品店与食品店？这是一场品位争夺战，发生在南锣鼓巷，也发生在宝钞胡同，可能发生在每一个或旧或新的平凡街区。

哪个才是“老北京”？

原真性场所的死亡与消费文化的借尸还魂

走在这条始建于元大都、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京城胡同文化“集大成”之地——南锣鼓巷，如今你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商家店铺，无数家小吃店门外赫然挂着“老北京”字样的招牌，然而一些“老北京”店面里竟然售有盐酥鸡。

“老北京”在这里的调用不只因“盐酥鸡”而显得吊诡，在这条胡同里，除了几经翻修的建筑景观外，哪里还能觅得“老北京”的气息？胡同的原住民早已因政府对房屋的征用转租、或自发租赁给商户，而大量外迁。北京本地人或常住人口也已经对这条街巷乃至这片区域避之唯恐不及，只把它留给川流不息的游客和消费者。巷子内本来独具匠心、本土起家的小铺子“文宇奶酪店”，也终于走出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格局，在京城开出了多家连锁店。只想品尝从三元梅园退休下来的老师傅文宇手艺的人，恐怕要为今日只能购买到“流水线化”的标准配方奶酪而哀叹了。

2016年4月22日，南锣鼓巷，一家奶酪店里站满了客人。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然而，商户却不断贩售和宣扬着“老北京”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作为牟利时的竞争策略；游客也不断地消费着对“原真性”虚构的想象——身份认同变得不稳定，游客以外表特征而非内在特质来评判，于是他们似乎并不介意在“地道老北京”招牌下享用盐酥鸡。二者的合谋，使“老北京”在不断被宣扬中失去了灵魂，却也让这里的生态紧锣密鼓地存续着。

【“原真性”（authenticity）指一种原创性、独特性或地道性。在描述城市空间时，既是关于一个城市起源想象的独特性，也是不同代际在一个城市空间的新开端赋予它的独特性。】

2016年4月22日，南锣鼓巷，垃圾车里堆满了小吃盒。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原真性”在对一个空间，尤其是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目的地文化而存在的城市场所而言，意味着什么？可以想象，有人会指责那些固守城市昔日风貌的老派怀旧分子们对现代化的警惕：那不过是一种百无一用的怀旧情结，对保护遗产无益，反倒会导致衰败的旧城无法委任以今日人们在城市生活所需的功能，而被彻底抛弃乃至拆除——相反，让旧城顺应时代变迁，对它施以适应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改造，是保护遗产、让遗产焕发独特性并成为城市名片的唯一出路。

然而，当城市空间在接受消费主义重塑的进程中，北京的南锣鼓巷、上海的田子坊、成都的宽窄巷子，在被打造成“城市名片”的同时，却纷纷导向了同质化——成为大众消费的奇观时，我们不得不无奈的承认：它们失去了各自可被识别和认同的特点，仅仅靠着其间商铺贩卖的“I❤Beijing”、“I❤ Shanghai”和“I❤ Chengdu”的文化衫来辨别这些场所的不同。于是，我们只好再回到对城市“原真性”的阐释。

“原真性”在南锣的流变：
从老北京到波西米亚再到小商品街

《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美] 莎伦·佐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

《裸城》的作者莎伦·佐金认为“原真性”是现代独有的问题，“思考‘原真性’问题揭示了时间在最广泛意义上的重要性，因为城市居民越来越揪心于在承诺去创造的东西与威胁去灭绝的东西之间寻求一条出路”。

南锣鼓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北京市政府划入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的肌理、老北京民俗生活的温床，再加上两大艺术机构——中央戏剧学院和国家话剧院就坐落于此，让这条街区顿时焕发出它的魅力。附近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搬入了低租金的民居，在这里成立了工作室。逐渐应这一群体的需求，这条街上也陆陆续续催生了有特色的酒吧和咖啡馆。这里成为了“创意阶层”的聚集地。

如果你经历过早年“过客酒吧”、“喜鹊咖啡”、“沙漏咖啡”的时代，大概还会对闲散的波西米亚生活赋予南锣鼓巷的精神气质存有记忆。诗会、原创音乐发布会、摄影爱好者沙龙、驴友聚乐部时常会不定期的在这些空间举办。

过客酒吧

这些场所为文艺工作者聚会、交换理念提供了空间，而那时的经营者独立于大型资本链条，除了担任“信息中介者”的角色外，也是这里创造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品甚至直接在这些经营空间以画作、手工艺、背景音乐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干我们这行, 生活没规律———整宿整宿地喝酒 ,谈有趣的话题……后来为了不招邻居烦 ,就租一个房子我们自己消费———成了营业场所。”

——早年独立经营者的访谈

（载于论文《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以北京南锣鼓巷为例》张纯等）

九十年代的北京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拆除和新建的范围都不断扩大，这让那些代表城市起源的历史街区变得稀罕和珍贵，也就更具有唤起关于城市起源的“原真性”想象。这个历史的窗口对“创意阶层”的吸引，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新兴的金融、法律等小资产阶级循规蹈矩生活的反抗，另一方面对活的历史与手工艺的坚守更表达出了他们审美的独特性与优越感。而无数流连于此区域的文化消费者，也通过消费的行为共同分享了这种品位的优越。

南锣鼓巷小店灯光

“创意阶层”在南锣的形成，无疑逐渐侵蚀了旧时这里的原住民生活景观，你不再能看到巷口下象棋的老大爷、屋外逗孩子的男男女女。不过，这里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的几年所焕发出的波西米亚精神，也为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市注入了现代化新开端的美学价值，并成为了辨识城市的另一种“原真性”。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过渡，使都市完成从生产型城市到消费型城市的转变。北京现代化的建设既创造也依赖于消费空间，它回应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同时让城市更有魅力。于是，消费品位所定义的城市特质，通过媒体、博客等平台，塑造了我们对“原真性城市”的社会想象。

然而，2008年奥运会过后，在旅游产业和时尚杂志的符号经济作用下，慕名而来的游客与日剧增。经济资本不占优势的独立艺术家和工作室聚集的创意生态形成后，在城市规划部门的引导下，企业和资本链开始逐渐入驻，这里的房租也随之连年翻倍的被抬高。高额租金迫使无力承担的文艺工作者向其它地区转移，逐渐把空间让渡给投资少、回报快、相对收入高的低端业态。

2016年4月22日，南锣鼓巷，一个旅游团戴着统一的红帽子在胡同里游玩。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顶着“地道老北京”的门面却充斥着批量生产的小商品和小吃店的南锣鼓巷，终于变得索然无味——文化内涵赋予南锣鼓巷的、被新北京市民视为“原真的”当地特质，被新型的连锁店同质化力量所淹没。这也应证了大卫·哈维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对城市地理空间塑造的观察：资本主义在生产消费市场的同时，也将不同的场所用相同的经济逻辑开发，最终将其独特性都概括成了一般化的消费场所。在城市规划部门企图对南锣鼓巷进行再干预的今天，会把它引向何处呢？

谁的南锣？谁的宝钞？
原住民与中产阶级的品位争夺战

作为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者，事实上永远不需要为南锣鼓巷的死亡而悲叹。城市中一个又一个有潜在文化肌理的街区正在接管南锣流离失所的美学价值上“原真性”。比如，仍然居住着大量居民的宝钞胡同就正在经历佐金口中的“卡布奇诺式的驯化”，即中产阶级化。

宝钞胡同

走在宝钞胡同，你会被一种强烈的冲突感所包围：朴实的理发店、旧式的小卖部、粗陋的公厕，与昂贵的vintage商店、有特色的咖啡馆、京城最有名的爵士酒吧（modernista）共同构筑了这里的景观。因为总有人希求享受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消费体验，就总有景观因消费者的文化力量而服从于其品位进行改造。于是，我们便可以逃开今天南锣庸俗的大众文化，而在这些更隐蔽的场所中，与有着共同品位的小众群体，一起寻回审美的优越性和代表都市特色的“原真性”。

然而，如同南锣早期所经历过的波西米亚化（gentrification）过程一样，在宝钞胡同，原住民邻里的生活风貌正在被碾轧。我们除了担忧宝钞胡同有一天也将成为另一个南锣鼓巷外，更扎眼的是此时此刻在这条胡同中不协调的景观——代表本土生活景象的“起源”的原真性，与代表中产阶层文化品位的“新开端”的原真性，在这里彰显出了自相矛盾的张力。

宝钞胡同里的西式酒吧。

以审美取代了政治主张的年轻一代，通过消费行为在此地构筑了一种不受老一辈原住民、或是底层外来人口欢迎的文化氛围。这些出现在胡同居民生活区的古着商店、酒吧明显为当地居民树立了文化和消费能力的壁垒，甚至有把他们驱赶走的威胁；而破旧的理发店、小卖部在入侵此地的中产阶级审美面前，又显得过分寒酸与不合时宜了。此刻，我们不免需要发问：谁的品位更能代表“原真性”？

佐金提出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原真性是一种心境，它是历史的、地方性的和酷的。若原真性是一种社会权利，则它会是贫穷的、族裔的和民主的。”

“‘原真性’一词的出现，反映了我们身为文化消费者角色的重要性，我们消费着城市的艺术、餐饮、图像以及地产；伴随着经济与政治权力，“原真性”成了一种工具，不仅控制真实都市场所（邻里街坊、公园、社区农园、购物街）的外观，还界定了具体用途。因此，‘原真性’成为了一种凌驾于空间之上的文化力量，对城市原来的劳工阶层和中下阶层不断施压，让他们无法负担在城市里的生活和工作。”

——莎伦·佐金

在消费社会，审美权力已成为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外，一种更隐形的权力技术，控制着城市空间的使用，并渗透和侵蚀着城市景观。它的隐形性在于它“牢牢地固定在我们个人的渴望之中，并说服我们相信消费原真的城市一切都与审美有关，而不涉及权力。”然而，种种迹象在告诉我们，某一种审美所寻唤的关于意义与感受的景观，因其背后权力的压迫性，往往能在品位的争夺战中轻而易举的取代另一种。

胡同里的品味争夺战

倘若我们怀着对城市魅力的向往，还可以宣布中产阶级的审美权力对城市“原真性”的诉求是无伤大雅的。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精英阶层所伸张的他们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则鲜少被拒绝，并形成了对其它阶层对城市空间使用权的掠夺。文化巧妙地成为了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粘合剂。地产商建造出更多更具情怀的影院与购物中心，并打着文化的旗号在大型购物中心里开设书店、画廊，以吸引更大的占据文化资本的客流量。在商业媒体、观光旅游业和消遣娱乐产业的共同作用下，新的文化企业家在城市中心开发了的连锁时尚咖啡馆、精品店和酒吧市场。而政府借调民族主义式的关于“发展”话语，为夺走审美权力微弱的底层阶级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权赋予了合理性——你即便被驱赶到郊区，也要拥护与国际接轨的都市现代化的建设。

“私人开发商和官员的特权昭然若揭，通过将旧有的邻里认同转译为品牌化的媒体宣传，或是运用新兴都市中产阶层品位的倾向，最终将这种邻里认同彻底瓦解。更新的力量抹平了不同阶级的生活风貌，扫除了有争议历史的痕迹，也对穷人有权工作生活于斯的可能提出了质疑——而这一切曾经被认为是原真性的东西。”

——莎伦·佐金

由此，关于控制城市未来的斗争格局显而易见：中国的城市空间，正不断因更有审美权力使用者的要求而改变。此时此刻，我们对“原真性”的强调，不能再止步于对一个城市场所独特性的审美，而更应抵达捍卫弱势者空间使用权力的政治诉求：一种无论是原住民、外来人口、小摊贩在一个街区落地生根的权力。

原真性，是否能成为一种工具，指向面对所有人的公正？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伍勤，编辑：方格，图片来自网络（除署名外），未经授权其它公号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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