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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不要夸张读书的作用

2017-04-22 李妍 新京报书评周刊

明天是4月23日,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日子吗?

 

是的,是“世界读书日”。虽然这并不能算是什么“节日”,但如果你关注了一些出版机构的公众号,或者这几天去电商下单买过书抢过券,又或者关注了路边的广告位,都一定不会忽略它,因为有无数场有关阅读和出版的活动,会在这一天集中举行。

 

“阅读”这件事在每年的这一时间热闹起来,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吗?它能证明,或者能吸引到更广泛的人群关注阅读、爱上阅读吗?

 

恐怕并不是这样。阅读和与阅读有关的活动,是两回事。 今天书评君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并且采访了陈丹青老师,也请他聊一聊这件事。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一个观察

阅读在4月,越来越像一场运动?


近几年,读者们对各种新书出版时的发布会、沙龙等活动都已经不陌生,生活在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的读者就更是如此,几乎每个周末,在城市里的几家著名的独立书店里,总会有一场又一场活动可以参与。

 

许多出版机构都已经把举办活动作为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本新书上市,总要策划一些相关的活动;如果是当季主推的重头书,更是要分许多个场在不同城市“巡回”。其目的也很简单——宣传推广新书,和塑造品牌形象。


这可以说是一件宾主尽欢的好事。虽然如果活动参加得频繁了,有时也会觉得有些厌倦——并不是每一场活动都当得起去之前的期待。在不少活动现场,主持人或者嘉宾对当天的书和主题都并不熟悉,交流并不自然,时不时就出现尴尬的瞬间;又或者听完了活动,发现这几个小时所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还远不如坐在家里自己翻翻这本书。“看上去很好”的活动很多,真的能让人感觉收获颇丰的活动远没有那么多——这大概是很多人都有的体会。

 

在每年的读书日前后,各种读书活动的密度和形式又大不一样。4月23日被确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至今有22年的历史,尤其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关注。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读书的人越多,而恰恰是因为很多人都意识到,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推广阅读”成为了一个诉求,一个无论官方、出版机构还是个人,都广泛认同的理念。4月23日作为“读书日”,也就成为了这一理念最适宜的落实时段。于是,每一年在4月23日前后,都会看到很多阅读相关的活动并不与哪一本书,哪一个作者具体相关,而是直接以“推广阅读”、“全民阅读”、“书香社会”为主题;或者即便是一个具体的活动,也因为在阅读日举办,便加上了“推广阅读文化”的关键词。


类似的阅读推广公益广告如今非常多见。


读书是一件好事,爱读书是一种好的风气——大抵没有人否定这一点。但在高频度、强力度的推广活动和关键词的烘托之下,让阅读在4月份仿佛成为一场“运动”,或者一个热闹纷呈的嘉年华。在热闹之下,好像又会产生这样的疑虑:这么多的活动,真的能起到“推广阅读”的作用吗?

 

毕竟,阅读和其他事情不一样。以宏观的、具有战略性高度的角度来提倡和促成一件事情,这种方式在有些领域或许效果显著,但对于阅读来说是否不然?阅读不仅仅是捧起一本书、参加一场共读活动这样的“举动”,而需要个人的兴趣所在,需要感性和智性的参与,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浸其中。

 

更何况, “阅读”的覆盖面极广,书并不尽是好书,而优质文字的载体也已经并不限于书册和纸张。如果不加以细分,仅仅是“阅读”这个行为,并不天然的值得褒奖。当“阅读”丰富的内容和内在层次被选择性地无视,它就变成了一个表面化的文化标签,一句“空心”的口号。就像去年国内效仿艾玛·沃特森的地铁“丢书大作战”运动,看上去是关于“读书”,真正的核心却是游戏式的“丢书”和运动式的策划。——毕竟,对于读书人来说,每天都是“读书日”。对于不读书的人来说,在这一天读书也并没有什么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又采访了陈丹青先生——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读书人。他说,他不关心活动。



对话陈丹青

不要夸张读书的作用,

也不要夸张读书的人群正在消失


陈丹青,生于1953年。画家、评论家。


新京报:最近因为临近4·23世界阅读日,活动特别多。无论是各出版方还是官方,都会策划一些以阅读为主题的活动,而且很多活动的宗旨就是“推广阅读”,你对这样的活动怎么看?


陈丹青:没有看法,我不关心活动。活动不会让不看书的人拿起书来,而不参与活动的人,照样猛看书。4月23号读书日之后,全国读书人会忽然爆增,你相信吗?


眼下都喜欢弄个主题,办场活动,活动办完,就好像那个主题实现了。一个人参不参加活动和他回家看不看书,不是一回事。


新京报:之所以现在关于阅读的活动很多,“推广阅读”的口号很常见,是因为一方面大家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网络上,读书的人变少了;另一方面在意识上又认为读书是一件好事。


陈丹青:不一定。(当都在说)读书是件好事,已经不好了。这句话只会在网络时代说出来,前网络时代不会有这个问题。19世纪是书的世纪,20世纪头六七十年,也就是出现网络之前,人不会说“读书是件好事”,因为真的都在读书。


再者,“大家”是指谁?哪个年龄层、哪个群体?读书的人到底流失多少?流失的速度怎样?说现在都看网络,没人读书了,不很准确,真实情况要有数据的。


据我所知,还是有很多人看书,我不觉得大幅度减少。爱读纸质书的人口肯定会慢慢减少,但读报纸和杂志的人绝对大幅度减少,这是真事,所以纸媒比较困难。但书店照样在开,不少书店倒闭了,可是我每次到书店做活动,浏览的人还是蛮多,因为书店动足脑筋,传统书店留不住年轻人。情形有点像电影院,十年前也是一天到晚说电影院完蛋了,可是现在电影院成了娱乐场,特别火。当然,电影院跟书店不能类比,但经营热点相似。


我相信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再过50年、30年,90后们进入中老年,那时如果书店几乎消失,我们有理由说:书,包括读书人,真的退出历史了。这个缓慢过程不易觉察,仅仅一代人看不到终结——活动无法改变这个过程,真正敏感的、有品质的活动,应该追踪这个过程,而不是徒然“提倡”。没有一件大事是靠提倡才会发生。


新京报:但现在很多还在坚持阅读的人,他们自己就会把读书描述成一件小众的、有些孤单的事情,这好像是他们真实的情绪和感受。


陈丹青:读书人早就是“小众”,并不是网络出现后。“小众”指哪些书?要有个范围。我相信你指的是人文书——文学、诗、哲学、历史、古典、经典等等——科技书,成功书,永远有人在读,飞机场堆满了成功学的书。人文书从来没有大众过。


据我的观察,俄罗斯、英国、意大利、法国、日本,地铁上不会整个车厢的人都在看手机,至少百分之二三十拿本书在看,或者比例更高。人家也有网络啊。简单说,还是国民整体人文水准。你很难用一个理由,譬如网络,来推测判断:啊呀,人不读书了!


新京报:那像这个国民整体人文水准的问题,它更多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


陈丹青:以我们五零后的成长记忆,中国长达三十年,贬抑读书,甚至没有书,我小学毕业后,几乎十年,书店几乎没有书,出版社也不出所谓人文书。这个过程很有作用的,它的反作用是:我们像饿狗那样拼命找书看。


现在说读书是好风气,可是不读书的坏风气持续了二三十年,然后呢,到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疯狂读书,甚至有点畸形:居然都读尼采、读萨特!法国德国也没这样啊。


新京报:你不相信以活动、运动来推广阅读,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读书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陈丹青:我相信两条:一,出好书,二,好书要设计得好看。人总会喜欢好东西:食物、衣装、书……现在好看的书太少,好书更少。但我也是在胡说,因为永远会有一群人——小众里的小众——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他天生的乐趣就是读书。有本书叫 《别想摆脱书》,是意大利结构主义哲学家埃科跟一个法国导演的对话,那本书很有意思,导演举一例子说,他在火车站看到一个人,他上午去,看到他坐凳子上在读书,傍晚经过,他还坐在那儿读,于是上前问:为什么老在这儿?那个人说:我就是喜欢读书——有这样的怪人,对吧?


这样的怪人未必是所谓知识分子,也未必读了致用,他就是喜欢。这种人随便哪个时代都不会灭绝,但你不要指望大多数人都爱读书。我相信,中国至少有80%的人一辈子不爱读书,看见书就讨厌,但其中有些人绝顶聪明,很会说话,能做大事,却不太读书。我就认识好几个这样的妙人。


总之,读书跟智慧、教养、行动、人文水准,不一定是因果关系。鲁迅说起民国葬礼上书生们斗挽联,看谁写得好,他就说:挽联做得好,也就是挽联做得好。同样,博览群书,也就是博览群书。不要夸张读书的作用,也不要夸张读书的人群正在消失。我每次去出版社,看到每个房间的编辑们就跟蜜蜂一样忙着,一本接一本出书,他们天天在办读书活动啊!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和使用。采写:李妍 (新京报记者)。编辑:小盐。欢迎朋友圈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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