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生活,我爱加班”

2017-07-25 吕婉婷 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京报书评周刊

程序猿(程序员)问:“科比,你为何如此成功?”科比反问:“你知道洛杉矶每天凌晨4点的样子吗?”


程序猿:“知道,那个时候我一般还没下班。你问这个干嘛?”科比:“不干嘛,Fuck!”谈话结束了。


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科比(Kobe Bryant)。


这是2012年出现的一个段子。中国IT领域的发展扩大了程序员的职业规模,而在媒体和社交网站上,程序员基本上已约等于工作重负的代言者。他们自身也常常以此“自嘲”。


但“加班”重负并不限于程序员,他们更非加班最严重的群体。企业的管理层在加班,白领在加班,蓝领在加班,工作处境最堪忧的底层工人在加班,有着免疫传统的公务员也不能幸免。人人都在忙,都在加班。


周五下班,你准备即将享受一个周末,却突然接到通知,明天继续上班,且“木有加班费”。于是在知乎和百度知道上,怎样拒绝加班而不至于被开除已成了一种学问。


早期反思工作重负的电影《摩登时代》(1936)剧照。.


回顾近些年的中国职场,“过劳”似乎已成常态,其中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的首因。据被引用最频繁的一个数据显示,在中国,工作压力导致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已超越日本,约有60万人。


这是市场积累的错吗?是资本剥削的错吗?的确,长期以来,这大概是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一种观点。现在,书评君请你到文末留言区和我们说说你的加班的经历。是的,你拒绝过吗?你在加班中获得过价值感吗?在你看来,促使人们加班更重要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周末到了,就不用工作了吗?”



撰文  |   吕婉婷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幕,凌晨一两点走出公司,拍一张没有星星的夜空和空荡荡的马路,发到朋友圈配文说:“终于下班了……”

 

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越积越多的不止是国家的财富,还有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工作。加班早已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常态,连常人眼中清闲的公务员都开始加班了。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工时制度已与国际接轨,但加班现象严重,劳动者年工作时长为2000~2200小时,相当于英法德等国家20世纪20~50年代的水平。


《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

作者:赖德胜等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


“加班狗”们的日常充满难言的心酸,许多人不得不扛着生活重担咽下苦水接受加班的现实。城市工薪阶层还能在互联网上发一发“葛优躺”发泄加班带来的负面情绪,更多底层劳工只能拿着微薄的时薪忍受资本的“压榨”……

 

高速的经济发展本该给人们带来更幸福的生活,为何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加班”的无奈之中?我们的时间到底都奉献给谁呢?


愿天堂没有加班

我们这个时代的“过劳之痛”

“十年生死两茫茫,写程序,到天亮。千行代码,bug何处藏。纵使上线又怎样,朝令改,夕断肠。”一首程序员改写的《江城子》,令多少IT、互联网行业的搬砖狗欲哭无泪。

 

这几年互联网行业突然流行起“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部分公司还有6天轮班制,上5天歇1天。高速运转的业务还经常侵占员工微不足道的休息时间。

 

实际上不止是互联网,所有跟时间赛跑、与市场紧密贴合的行业都存在严重的加班现象。

加班表情包。


员工加班时间长,领导加班更厉害。曾听在基金公司工作的朋友讲起他们部门工作的日常,中午点的外卖往往留到晚上吃,员工一两点走人领导熬到三四点。每年部门领导都要做一个全到不能再全的身体检查,想到的所有癌症都要查个遍。

 

春雨医生CEO猝死、天涯社区副主编猝死……这种消息,这几年来听得还少吗?

 

这些行业加班似乎已成为固定属性,毕竟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一丝的懈怠都可能意味着最终的淘汰。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到安逸的行业里过朝九晚五的生活。且不说现在这种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就像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说得那样,朝九晚五,有午休双休,社保齐全,不加班,除了钱少,其他都挺满意的。没有人不想过安逸的生活,可飞升的物价、高企的房价、养儿养老的巨大压力允许我们那么做吗?


工作前VS工作后。


低附加值产业背后

看不到的底层加班生活


想到“加班”也许很多人会想到IT业金融业,想到富士康的“血汗工厂”,然而在中国加班最严重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住宿、餐饮业劳动者,还有建筑工人。

 

《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九成行业周劳动工时超过40小时,住宿、餐饮业周平均劳动工时长达51.4小时,位居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及其他服务业位居二到四位,以上行业均超过《劳动法》规定的“特殊行业”49小时工时上限。


《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

作者:贾樟柯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4月

记录五十余年来中国工业印象的一道划痕,繁华背后,谁在为中国现代化“埋单”。


新世纪以来制造业发展增速平缓,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最先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大多是低附加值产业,员工准入门槛低,替代性强。这些低附加值产业固然解放了一批农村劳动力,但因为劳动力充足所以薪酬极低,而且多数服务业采取的是时薪制,为了多拿钱,工人只能多干活。

 

近年来实体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为了压缩成本许多小老板会压低人力支出或者拖延支付工资,甚至强迫员工加班,而且不支付加班费。这些小老板违反《劳动法》的成本很低,这批员工辞职不干,过一段时间还能再招一批新的进来。即便有员工愿意花时间精力乃至金钱去和老板打官司,但很多人因为法律知识不健全当初入职时连合同都没签,官司只得不了了之。

 

很多人喜欢“深夜食堂”带来的治愈感,可24小时不间断的餐饮行业背后,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加班狗”?很多外国人常常感慨建筑业里的“中国奇迹”,这些奇迹的缔造者有多少人能得到劳动权益保障?


羡慕不来的高福利

从劳动供给曲线看中国“汗水经济”


有很多人向往欧洲高福利的工作生活,假期多、带薪休假多,每周工作时间不到40小时。在很多欧洲国家老板要防着员工加班,因为老板要为员工加班支付高额的加班费。


然而这种高福利工时制度是有条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已把低端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本国集中精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因此耗费较少的工时也能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想采纳这种工时制度,除非资源无限丰富,否则总有一天要坐吃山空。

 

高福利工时制度也有底线,瑞典哥德堡曾在一家养老院试推行过6小时工作制,员工薪水不变。结果显示工作时间短了,员工幸福指数更高了,工作也更投入。但最终政府还是叫停了这项计划,因为“6小时工作制”太贵了。为了保障养老院正常运转,机构每年得多花200多万美元再雇佣17名员工。

瑞典哥德堡市。

 

中国目前人均资源持有量落后,没有办法维持高福利工时制度。中国经济暂时还处于“汗水型经济”阶段,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力从而积累更多的财富。

 

西方微观经济学视劳动力为生产要素之一,供给情况随薪资高低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形成一条劳动力供给曲线。它是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随着薪资的增加,劳动供给会先增加后减少。


劳动供给曲线。


劳动供给曲线会呈现这样的形态和“工作”“闲暇”的关系有关。初始阶段,劳动者需要积累更多的财富,故薪资越高劳动供给越高;薪资更高后,劳动者对“闲暇”的需求增加,宁愿牺牲工作时间、减少薪资去替换“闲暇”。而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达劳动供给曲线的拐点。

 

其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在自愿加班。小时工加班可以多挣一份钱;通勤时间过长增加工作压力,但为了节省房租无可奈何;还有人身兼多份工作,正职结束回家后,兼职工作又找上门来……虽然有些“加班”是因为兴趣使然,但大多数说到底,不还是生活所迫吗?

加班权益保障难

何日能杜绝加班“囚徒困境”

加班在现阶段不可避免,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全盘接受加班?

 

接受可以,但请给加班费。

 

然而在“加班文化”的氛围下,争取加班费成为一种“不识抬举”。加班是为了向领导表现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要加班费体现“自我奉献”的“高尚”。可所有人都明白,有时候免费加班根本不是“任劳任怨”,而是“被逼无奈”:不加班可能无法给领导留下好印象,升职竞争时怎么能拼得过那些加班狂人?

 

从这种意义上讲,“加班”陷入了“囚徒困境”。如果所有员工、所有公司都遵守劳动法不额外加班,那么所有人的市场收益虽然降低,劳工权益却能获得保障;如果一方加班,一方不加班,加班的一方能获得更多利益,不加班的一方将被市场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对垒的双方只能采取不合作策略,选择加班。

 

“囚徒困境”的解决之道在于多重博弈间的惩罚机制,每次博弈之后,不合作的一方将受到惩罚,这样经过多重博弈,最终达成合作共赢的局面。


电影《美丽心灵》(2001)中的纳什。多重博弈后达到的合作状态被称为“纳什均衡”。

 

然而中国劳工市场加班惩罚机制警示作用较差,导致“囚徒困境”难以破除。

 

首先,很多人并没有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度加班”的意识。中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其次,违反劳动法罚款力度太小,无法实现有效警告。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曾因侵占员工休息时间付出了1.72亿美元的代价,领英网站曾被法院判处向359位员工支付330万美元加班工资和250万美元损害赔偿。相较于国外的罚款额度,国内加班罚款不过蜻蜓点水。

 

除了明面上的加班外,中国社会还存在许多“隐性加班”:下班后不能回家要陪客户应酬、休息时间还要在微信上应付工作……


工作何时了,过劳知多少,伴随着“丧文化”的兴起,国内对休闲的呼声日益高涨。


1948年,距离“工作狂”(workaholic)一词的诞生一年有余,德国哲学家Josef Pieper写下《休闲,文化的基础》,这是一份呼吁从强迫式工作狂文化中找回人类尊严的宏伟宣言,它提醒人们,我们忙忙碌碌,不应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生活。



《休闲:文化的基础》(Leisure,the Basis of Culture)封面。


当工作与生活混为一体,我们会不会因为身处这个‘工作世界’而精疲力竭?人们会因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工人’而感到心满意足吗?

——《休闲,文化的基础》


最近网上流行一句鸡汤:工作一辈子,却依旧紧衣缩食,这比穷困潦倒的懒汉还要可耻,至少懒汉还拥有时光。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像懒汉一样放弃工作,这也反映了当下中国劳动者的无奈。


“体面就业”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口号,惟愿这一天能尽早来到。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吕婉婷;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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