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意外，死亡，每位医生心中都有一块墓地

作为一个现代人，注定与医院有着不解之缘。如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医院出生，最终又在医院死去。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尽管稍微一想，就能知道这绝非“自然而然”，而是典型的现代化生存方式。

除去生育和分娩，进医院通常意味着我们生病了，成为一个“病人”，一个“患者”。在每个人都拥有的诸多身份中，这是最让人不喜的角色之一，却每个人都很难避免。它意味着病痛，固有生活节奏被打乱，健康甚至生命都面临着不确定性。

2016年，在医院纪实拍摄的十集纪录片《人间世》曾打动了众多观众。

所以我们在扮演其他身份角色时，总是在学习和提高自己——怎样更好地工作？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母亲/父亲？怎样协调工作和生活？但基本没有谁会主动地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患者，尽管疾病最容易让我们陷入焦躁、恐慌和期盼的复杂情绪。柏拉图曾经说，“只有生过病的医生才是好医生”。因为获得同理心的最好方式永远是共通的体验。那么对于每个会成为“患者”的普通人而言，可能也只有对医院和现代医学有更多的了解，才能成为一个“好患者”。

今天，书评君为大家送上的文章关于英国神经外科医生的手记，但同时，也关于我们每一个人。

撰文  |  林栗

医生的讲述和他们所写的书，因为总是关涉着太多生死与命运，往往特别令人触动。英国知名神经外科医生、伦敦圣乔治医学院高级顾问、曾获艾美奖和上海白玉兰奖最佳纪录片的影片《英国医生》的主人公亨利·马什，在《医生的抉择》一书中写下了自己行医30多年的行医手记。这位无数次切开病人大脑的医生描述那些手术现场的故事，有成就感，有感动，也不讳谈曾经有过的失败与失误，甚至坦陈亲手制造出的“灾难”。他说在自己的这份工作中，“天堂与地狱近在咫尺”。

亨利·马什，知名神经外科医生，伦敦圣乔治医学院高级顾问，皇家外科学院前研究员，英国笔会艾克理传记奖得主。他是两部获奖纪录片主角原型：《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Your Life in Their Hands）获得皇家电视学会金奖，《英国医生》(The English Surgeon)获得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上海白玉兰奖最佳纪录片。后者以马什医生每年两前往乌克兰进行定点医疗，为当地患者免费实施脑外科手术的真实经历为蓝本。

作为读者，读这些故事唯有触目惊心。因为当假想自己是手术台上的患者，我们并不知道将要收录自己的，是天堂还是地狱，是生还是死。这是医生的不可靠？是医学的不足？还是人生的根本无奈？

治愈需要运气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

“我经常切开人脑，其实我也不愿这样。” 亨利·马什所在的神经外科，之所以与医院里的其他科室相比依然显得特殊，是因为它负责为大脑和脊椎手术，尤其是大脑——这一关乎人的情感、理性、记忆、梦境和反思的器官。马什写道：“众所周知，大脑很神秘，它承载了人类全部的思想感情，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在我看来，大脑的神秘程度可与夜晚的星空和宇宙相比肩。……我曾思考过，什么职业能比神经外科手术更加精细？”

这意味着极高的风险。手术台上，打开的大脑苍白柔软，“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堆脑白质而已”，而医生需要切除的肿瘤组织，经常和大脑之间难分彼此。如果稍有不慎，伤及动脉血管或特定的区域，都将给患者带来残忍而永久的损伤，后果可能是再也无法讲话，也可能是全身瘫痪。

作为一个医生，往往是同时既享受着挽救人生命的成就感，又不得不面对无能为力的沮丧和痛苦，而有的时候，还要诉诸运气。马什在书中记下了一场又一场手术的情形——令他记忆深刻的，往往是不那么成功、或不那么顺利的手术。

《医生的抉择》
作者：[英]亨利·马什 
译者: 龚振林 / 迟墨涵

版本: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5月

比如，在一次动脉瘤手术中，所使用的钛金动脉瘤夹在手术中出现故障，不得不连续换了两次。每一次把夹子夹上去再松开，动脉瘤都有破裂的风险。他们紧张不已，还好最后一次重放夹子，成功了。但是患者并不知道这一切，“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手术曾经多么危险，他们能恢复得这么好是多么幸运。或许，只有神经外科医生在那一刻最清楚，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

而在另一次脑垂体肿瘤手术中，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患者也如预期地顺利苏醒过来，此前症状也开始好转。然而几天之后，患者突然发生了脑梗死，又过了两天，死亡。马什认为——“这一定是手术中某些未知因素造成的”，但手术过程并没有任何明显失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避免”。至少在理论上，医生在这种情况中是完全无辜的，但是本来预期能得到治愈的患者却失去了生命。

以马什医生前往乌克兰为当地患者免费实施脑外科手术的经历为蓝本的纪录片《英国医生》剧照。

就这样，有时甚至就在同一天，他被这边一个家庭当作杀人凶手，又被另一家人当作救世主。患者和家属很容易将好的结果归功于医生，对此感激不尽；将发生的意外认为是医生的能力不足，对其深恶痛绝。——但这两者或许都失之偏颇，有太多时候，医生也需要一些运气，要等待如“薛定谔的猫”一般的不确定结果。

就像19世纪中期那句特鲁多医生被引用过无数次的话一样，医生的职责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无论医生和患者，都在面对强大的疾病面前力量微小，应该做的是尽量多的团结，和尽量少的猜疑。

  医生的失误是致命的，

但又从失误中成长

亨利·马什这本书的最勇敢之处，是他坦陈并且详细地讲述自己有过的失误。他甚至还曾公开做过报告，题目就为“我最致命的几次失误”，让场下的同行们都“惊讶得陷入一片沉静”。

我们都知道医生也是人，而是人就会犯错。但是因为医生、尤其是神经外科医生如果犯错，给患者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们就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常识。所以，一个医生的失误可以被接受吗？怎样的惩罚和补救才是得当的？

马什在书中引用法国医生勒内·莱利彻的话说：“每位医生的心中都有一块墓地。”每当医生的一次失误或意外造成了患者的灾难，他心中的这块墓地里就多了一块墓碑。

早年的一次手术中，马什在为患者切除一个巨大的肿瘤时，因为不想有所残留，决定把所有肿瘤全部切除，但就在切除最后一块肿瘤时，他撕破了大头针粗细的基底动脉上的穿支，患者的脑干因此损伤，再也没有醒来。七年之后，马什去一家疗养院出诊，偶然间看到了这位自己七年前的患者，他穿着灰色院服，身体蜷缩成一个球状躺在疗养院的床上。马什说，“我不想描述自己见到这一切时内心的痛苦”。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作者:  [美] 阿图·葛文德 
译者: 欧冶

版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

另一次，他在为一位患者切除肿瘤时，破坏了患者左脸的神经，“这是这类手术的常见并发症”，但他自己清楚，那一天因为在医院中的一些琐事和口角，“自己在实施这样危险和棘手的神经外科手术时没有平稳心态”。几天之后，他在查房时见到了这名患者，看到他毁容、面部瘫痪，“感到一阵沉痛的耻辱”。

还有的时候，失误来自于他错误地信任了的实习医生。当一次为一位山地车手做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因为这一手术很简单、风险极低。所以他放心地让一位已经有数十次独立手术经验的注册医生来完成手术，但那位注册医生却错误地将患者的神经根截断了。后果非常明确——他的脚踝将彻底瘫痪，将终身跛足行走，不可能再参加什么山地自行车锦标赛了。

“哦，我的天呐！”我惊呼，“你把神经根截断了！”随后我把钳子扔在了地上，离开手术台，靠在手术室最里面的墙边站着。我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泪水在眼中闪动。实际上，像这种重大的技术失误在外科手术中极少发生。手术中大部分失误都极其细小和微妙，很少被视为失误。

马什为此承担了责任，可是不无怒气地将实习医生的修炼称为“死亡恐怖”。但是，他又很清楚：“神经外科手术存在一个令人痛心的真相，那就是如果获得了大量的实践，无论多么复杂的手术你都能做得很好，那意味着之前你要犯许多错误，身后留下一连串伤残的患者。”

这两件事之间有可能平衡吗？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的医生就这样成为了超一流的专家，也有一些医生宁愿放弃很多治疗，也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而对于患者来说，也同样存在着悖论——如果每个人都坚持只由资深的著名医生诊治，那么只需要几十年，就再也没有有经验的医生提供治疗了。

美剧《实习医生格蕾》剧照。

个例化的失误至少看起来有避免的可能，但在神经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还曾有过批量化的受害者。马什在书中讲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接受了前额叶切除术或脑叶白质切除术。那时，这种手术疗法是精神分裂症的流行手法，可以使焦虑不安、幻想连篇的患者变得更加安静、更加快乐。但这种手术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逆转的，会令他们迟钝茫然、形如僵尸。一段时期过去，这种手术如今早已被淘汰，但那些接受过脑叶白质切除术的患者，在精神病医院或疗养院中呆傻地度过了余生。

医学的发展史离不开失误和纠正失误的过程，它会造福许多后人，寄托着人们对健康和生命的希望，但曾经给人造成的伤害依然是真实的。有人可以承担责任吗？也许能做的只有记住那些教训。

  生命有时很残忍，

你能承受这一切吗？

在国内，有关医患矛盾的事件和新闻在几年前达到了高峰，恶性伤医事件屡见不鲜。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应该包括了患者对医疗手段的过度信任与过高期待。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理预设，所有的死亡都被看做是非正常死亡，仿佛医疗必须带来治愈和健康。

什么是可被接受的代价？切除了一颗硕大的、再长下去会危及生命的脑肿瘤，手术挽救了她的生命，却损坏了一条面部神经造成表情麻木，这是一笔合理和合算的交易吗？马什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这位女性患者不能接受这一“牺牲”，她为此陷入了疯狂。

纪录片《人间世》在“选择”一集所用的宣传语为“选择难免付出代价，但能选择，就有希望”。

有些代价当然是太沉重了。马什曾经在一次手术后接到患者丈夫的电话，因为没能听得清楚，对患者恶劣的感染症状做出了误诊，导致女性患者后半生完全瘫痪。他为此无比内疚和痛苦，从此吸取了教训，但是遭到了诉讼。——在英国，当发生医疗事故需要赔付，由业界的统一基金会来应诉和赔偿。赔偿基金一部分来自医生的“投保”，其余依靠财政支持。这种做法，对患者来说，可以满足大额的赔偿需要；而对医生来说，相当于一种保险，对双方都是一种保护，避免了尖锐而直接的医患矛盾。所以，尽管这件案子的最终赔偿费用高达600万英镑，但马什并不会因此破产，也没有影响他此后的职业生涯和继续救治其他患者。

纠纷解决和赔付制度上的设计或许值得借鉴，但面对生死、重疾这样的问题，钱毕竟不是根本。更何况，即便没有任何失误，病房里也总是充斥着人间悲剧。有时候，医生能做的只是噙着泪水告诉患者和家属：“生活有时很残忍，我很抱歉。”有时，他们不得不在脑损伤将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和任由患者死亡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死亡如此多情：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
作者: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3年7月

残酷的现实，最终还是需要患者和亲人自己来面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患者”，学习如何接受生活中袭来的不幸。北大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在此前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曾经说，现在的健康教育都是为了维护健康，但其实，“我们的健康应该包括它的反面：比如疼痛，残障，衰退，死亡。而我们都没有。……所以我建议，把‘健康教育’改成‘生命教育’、’生死教育’。”

我们希望自己永远不必将生命寄托在医生的手术刀下，而医生实现成就感最大化的情形，是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完全康复并把我们忘却”。但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真的要学习去做的，也许只是共同面对生命的考验。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文中实例来自《医生的抉择》。作者：林栗；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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