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历史课，被认为是中国大学1949年后讲得最好的

“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外人眼中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历史学家，夫人高昭一却知道，为了讲好课，背后得花费多少心血和汗水。

赵俪生（1917-2007），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山东安丘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后经胡适、傅斯年推荐，进入史学界。先后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济南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执教半个多世纪，开设过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明清思想史、史学概论等许多课程，专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是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

“盛暑天，俪生穿一条短裤，光着脊梁，汗流浃背，几乎整天坐在书桌边。”一坐就是几十年。没有电，就点根蜡烛；没有蜡烛，就点个用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孤灯下，总有赵先生独自伏案的背影。三女儿赵絪也写道，“父亲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

这就是读书人赵俪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下放农场，饥肠辘辘仍手捧《左传》；六十年代初，几近命丧荒郊又遭丧女之痛，还天天坚持工作，终夜译出王尔德《道廉·格雷的画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赵俪生在山丹县。

从曾经令人歆羡、形象高大的学界美男子，到最终瘦到脱相、在死亡线上又被拉回来的可怜人。当命运的沉浮升降无从抵挡，书籍或作为最终的顽抗和疗伤。这亦是赵俪生那一代知识分子遭遇坎坷之时仍然顽强生存、承担的画像。

《孤灯下的记忆》里，赵絪只想写心里的父亲，“他一介布衣，很讨人喜欢，但也遭人恨”。赵絪想写得生动些，因为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赵俪生（左）、高昭一（右）夫妇于暮年。

颠簸流离

拗不过时代，摸不透人心

赵絪是家中的三女儿，1946年元月生于陕西蔡家坡。赵高夫妇最初相识是在革命队伍里，后来赵俪生害了场病，无奈回到西安，从此决定离开前线到后方，把教书定为今后的人生方向。蔡家坡是赵俪生八年中学教员生涯最后一个落脚点，此后，俩人怀抱着几双待哺儿女，辗转多地高校，来回北上南下，开启颠簸生涯。

1947年6月，经由傅斯年一张八行信纸的引荐，赵俪生手握校长姚从吾寄来的聘书，进入开封河南大学任文史系副教授，迎来他一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的起点。不过一年，开封攻城战打响，一周不到，满城疮痍。中原局势不稳定，教授们接到要到解放区去的通知。战时经不起犹疑，赵家五口随身只带了手底现钞，便和其他文化人士及家属一道，登上十轮大卡车，奔波在夜里。从初夏到盛秋，由中原抵华北。

彼时华北大学，由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而成，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还未来得及好好研究专业，赵俪生就为他的敢说敢言、不谙世故付出了代价。一次会上，对成仿吾校长的直言“不恭”让他三天后就被“调离”。公文上给出的理由是，山东已解放，急需干部支援。于是数九寒天，大人还怀着身孕，无奈举家南下。

一年过后，因为没摸透人心，年轻气盛的赵俪生在中科院编译局再度碰壁。本来好不容易争取到进京的工作，却因在私下抱怨郭沫若院长有“大人物”的架子，被打了小报告。他按捺不住火气，愤而请辞。郭院长留下便条“碍难再留，应予照准”，让赵俪生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还好艾思奇及时出面，拍加急电报介绍他去东北师大，才不至于让他离职后空无着落。

赵俪生曾在回忆录《篱槿堂自叙》中说，“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虽然在形体上并未碰得头破血流，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作者：赵俪生 高昭一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9月

言传身教

课堂安在家里

在长春，盛夏刚过，凉意便起。因为是供给制，全家没有多余的储蓄再添置御寒新衣。好在山东大学华岗校长发来急电邀赵俪生速回。还未体验到东北关外严寒，全家便自长春迁往青岛，在山东大学住了七年。

赵絪回忆，“解放初期的山大校园，用‘名流云集、人才荟聚’来形容，真不过分。山大以文科见长，文史系有被其校史至今津津乐道的：中文系的‘四大金刚’、历史系的‘八马同槽’，形成了能与老字号北大文科抗衡的局面”。

在这样的风气下，1953年，赵俪生和夫人一起，开出了全国首创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高昭一晚年在《回首忆当年》中提及，“我俩投入了不少的劳动，浩繁的资料整理、摘录，有影响的历代农民战争的地图绘制，编辑历代农民战争史年表。最重要的是理论的建树，真是不舍昼夜的辛苦。准备不到一年的时间，终于开出了这门前人没有开过的专门史课。”

讲课对于赵俪生是拿手戏。一方面他充分准备，一再重温，对上课如临大敌，稳操胜券；另一方面，他又善于把历史讲得生动有趣，很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加上他年轻时候热衷文学、投身翻译，又当过多年的教员，自然让他精心准备的课程，一开出便博得满堂彩。

女儿眼中，父亲的另一个“更自由、更放松”的讲堂开在家里，“‘哇啦、哇啦’起来根本把不住门”。这是赵家和许多学人家庭不一样的地方。赵俪生鼓励子女表达自我，说出自己的观点。即便有时争到面红耳赤，出言不逊，他也不横加制止，仍极力为儿女们营造出民主欢乐的氛围。多年以后，赵絪仍然感念父亲，“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我们从小就无视权威，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性格，虽非正统，却也树立了较为独立、自由的思想。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吃得很透，用不着别人告诉我们。于是乎在大灾大难面前，平时喜欢吵来辩去的一家人，凝聚力反而比别的人家要坚固得多。”

果然，当之后灾难降临，一家人都心齐如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在“大鸣大放”前后觉察到气氛不对后，主动要求调离。从此落户兰州，一扎就是半个世纪。

赵俪生与弟子。前排中为赵俪生，左二为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祸不单行

读史疗饥，译书救命

1959年底，在兰大没待几天，虚龄刚过44岁的赵俪生被划为“右派”派往山丹的农场，口粮定量是每月21斤，不足一个孩子的定额。

“每当我回想父亲六十年代初在河西山丹农场倒卧地铺，饥肠辘辘，点个用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还在捧读《左传》以此疗饥的场景，就会让我想起路边乞食的读书人。”父亲曾给她讲过早年故乡乞讨的读书人的故事，让赵絪每每忆起都伤感不已。

祸不单行，二姐赵纪不慎滑下山崖，兰大校长江隆基拍急电叫赵俪生返家。腊月廿七，天还未亮，瘦脱了相的父亲，披着件破老羊皮就闯进门，“我回来了”。母亲第一眼并未识出她久别的丈夫，待辨出，不免失声，愕然泪下。

赵俪生与女儿赵絪（1947）。

虚弱的父亲在家休养了些日子后发问，“我曾接到过纪儿的信，她说我回来时，定到车站接我，怎么这些日子了，总不见她回来……”苦苦撑着的母亲知道瞒不住了，才如实说给父亲听。

父亲听后好像没有多大反应，转身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母亲劝他别累着，他也不听，天天专注翻译王尔德《道廉·格雷的画像》。没想到书译完了，人也渐渐精神起来。日后他常向人说，“译一部书，能救下人一条命。”再之后，他还写了长诗《哭赵纪》，当着全家人朗诵，一家人泪都噙在眼里。赵先生此后再也不爬皋兰山。

伉俪情深

患难相扶 一生相伴

虽然1963年兰大给赵俪生摘掉了帽子，但几年过后，先生终归是难逃劫难。“它总得有个终结，谁让咱赶上了这个时代”，赵絪一直记得父亲的告诫，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劫数，熬下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时过境迁，六十岁后，熬出头的父母终于迎来相对平和的暮年，他们互相扶持、相濡以沫近七十载，赵絪和姐妹们诧异，为何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突然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伺候父亲端茶喂药，反而只是支使他“给我倒杯茶来”“去给我拧个热毛巾”“把咱们吃的药数出来，倒到小盒里”。

父亲像小孩似的，天天在子女面前抱怨母亲虐待他，直到母亲真的离世，父亲也一副冷漠样子，还在客人面前数落已故的母亲。赵絪姊妹几个忍不住了，声泪俱下地痛斥老爹，父亲才落寞地说出“我错了”，但他也从此就像垮了似的，终日沉浸在对老伴的思念中，喃喃自语，“说的全是他们这一生相依相扶的往事，说到凄凉处，打着哭腔，让人觉得十分惨然”。

这时子女们才顿悟，老太太花费一年多的时间编了个谎，只为让这个不会自理的老伴能继续活下去，让他不想她，往前看。当父亲清醒了，说出“我错了”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孤灯下的记忆》

作者：赵絪

版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编辑：张畅 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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